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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1日訊】楊建利與唐元雋，都是響當當的中國民運人士。
楊建利是海外留學生，獲得伯克利加大數學博士和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的才俊，一直活躍于海外民運，先後出任民聯陣副主席、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會長，在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訪問美國期間，爲了爭取異議人士“回家的權利”，並考察中國社會風起雲湧的工潮，於4月19日使用朋友的證件從北京入關回到中國。期間曾前往瀋陽、遼陽、撫順、大慶、哈爾濱等地，深入調查近期東北工人運動情況。 4月26日，在準備離境時被捕，隨後被押送北京宣佈正式逮捕。
唐元雋原是中國第一汽車製造廠的工程師，因參與1989年民運，遭中國當局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20年徒刑。97年吉林省法院受理申訴，將刑期改爲8年。出獄後，唐元雋繼續投身中國的民主運動，經常在海外媒體法表文章，要求中國釋放政治犯、平反”6．4″冤案、推動政治改革，亦常參加推動民主及政治多元化活動，1998年並獲選中國民主黨全國籌委會53名核心成員之一。積極參與民主運動的後果是，唐元雋1997年獲釋後，前後遭3次拘捕，並頻遭警告、傳訊、搜查住處，打工就業亦頻遭騷擾阻礙－－無法生存。苦於中國政權迫害，唐元雋於今年10月14日於廈門搭乘漁船，在金門大膽島上岸－－到臺灣投奔自由、學習民主。
楊建利和唐元雋簡直就是在演一出現代中國的”圍城”，一個不惜以身試法闖關回國，一個卻甚至採用偷渡的方式逃離國境，雖然他們前進的方向剛好相反，但是其目標卻是一致的－－爲了中國的民主自由，爲了行使作爲一個國民的基本自由人權。他們兩個人的嘗試，或許也是中國民主運動策略的一個大調整。
海外民運要免於脫離中國社會和中國人民的邊緣化結局，就要努力尋找回到人民中去的途徑，楊建利以及比他更早的王策，可能是這方面的代表人物。近年來，海外民運中也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回國運動”口號。曾經在海外參與民運的人士，近年來以經商、探親等名義回國的已經不少，但是他們大多已經脫離民運，甚至按照中共的要求在回國時還寫了”悔過書”之類的東西－－與民運劃清界限。在這種背景下，楊建利、王策等保持民運人士的身份闖關回國實在是難能可貴。不過，從現有的情形來看，他們的這種行爲還停留在初級的個人的自發階段，尚有待于發展成自覺地有組織地政治行爲。
而國內民運在中共持續封殺的高壓之下，除了個別知名度高的人士可以利用海外媒體實行表達自由的權利外，大多數都被投進了中共的監獄或勞改場所，要堅持參與民運，又想不再進監獄，剩下的就是逃亡海外之路。89年以後，這事實上也已經變成了中共民運人士的某種選擇模式，中共政府也以此作爲籌碼，對國際社會的人權壓力討價還價。由於這種流亡的方式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爲戰鬥在第一線的民運人士是一種心理支援，是他們的一條”天下無絕人之路”。唐元雋最近地努力，顯然是要想尋找新的機會來突破中共對異議人士的高壓政策，至少他在客觀上還有給廣大人民群衆以”用腳投票”的示範。
楊建利之闖關回國和唐元雋偷渡出境，這兩件事情本身不但反映了中國民運”圍城”式的艱難處境，同時也揭示了中國社會人權狀況的倒退和惡化，它讓江澤民當局”中國正處於歷史上人權狀況最好時期”的其世謊言不攻自破。可以預見的是，只要中共堅持現行的政治制度，這種現代”圍城”式的現象就不會絕迹，甚至還可能愈演愈烈。海外民運和流亡生活也有“得到天空，失去大地”的局限，等唐元雋在海外流亡一段時期後，他也許會象楊建利一樣再闖關回國。
從楊建利到唐元雋的行爲方式，人們似乎隱約見到：從在國內流亡到逃亡海外，再由海外闖關回國，這或許就是今天中國民主運動的發展模式。這種流動的迴圈，正在爲下一個民運高潮的出現，積聚著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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