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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8日訊】作者曉陽供稿﹕
第二集 “光榮與夢想”—追問“改革開放”
I 從“股份制改革”說起
2001年7月7日﹐據大陸報載﹐根据國研中心在全國范圍內所作的一份調查報告，在股份制、國有和民營三种類型的企業中，股份制企業效率最差﹐甚至低于國有企業。
這份報告2001年初首先被海外媒體公開，有關方面為此重新在同年４、５兩個月時間里組織了一次內容相同的更大規模調查，結論還是這樣。其中所指的企業效率是以企業淨資產收益率而計的，民營企業這一數字的平均值達到１３．９５％，國有企業為８．１１％，而股份制企業僅為７．７９％。
這一結論顯然与國際上已普遍認可的股權結构与上市公司淨資產收益率是正相關系的定論相悖。最值得玩味的是，中國上市公司大多數是原國有企業通過股份制改制而來的，在剝离了原國企非盈利業務后組建的股份制公司，淨資產收益率反而沒有原主體企業高，這很難作出解釋。報告中推測說，這只能說明中國的股份制企業沒有真正按照股份制設置的要求來運作。
而最近國有銀行改革呼聲最高的仍然又是“銀行股份化”﹐那麼我們不得不認真追問一下“ ‘股份制改革 ’ 到底帶來什么？”
富有意味的是在股份制方向提出來之初﹐苦苦尋求救世良方的理論學界曾經很是激動。很多大學紛紛設立“現代企業制度”一課﹐學生的學期論文中充滿了對這一深得“三權制衡”之妙的制度創新的嘉許與憧憬。
就在理論學者們還醉心于在紙上畫股份制公司體制管理圖時﹐深﹑滬兩地的“股瘋”悍然登陸﹐幾乎在一夜之間襲卷大街小巷。一直被理論界忽視的股份制的融資功能卻被眾多的企業經營者一眼看中﹑並充分利用。以至于在十年後在談國有銀行改股份制時﹐眾多的學者們懮心憧憧的說﹕
﹑﹑﹑股份制﹐只是被企業用來“圈錢”﹑﹑﹑
﹑﹑﹑沒有真正解決政企分開的問題，沒有解決所有權和經營權分离的問題。因為
國有資本的利益与企業的經營狀況連在一塊，那么國資股權就承擔著企業的收入風
險与破產風險，那它當然要參与經營決策。這樣政企難以分開﹑﹑﹑
﹑﹑﹑那些管理精英，他們對上自稱企業，對下代表政府，上約束不得其權，下過問不得其職，贏則損公漁利，虧則由政府承擔。結果國有企業的管理者的權責利不符，權力很大，卻不負責任。這种情況下無法不產生腐敗与權錢交易﹑﹑﹑
幾年不到﹐中國的實踐中﹐“淮桔”赫赫然 “成枳”。怎麼會有如此眾多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熱衷于培育這種“枳”呢﹖說穿了就是因為各地政府和企業掌權者把“股份制改造”變成了一次對國有資產的大瓜分﹐或曰“社會主義的免費午餐”﹐ 或叫“權錢交易”。 例子是舉不勝舉的﹐僅錄其一﹕
曾被奉為“股王”的深原野是“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股份制上市公司”﹐曾以“150萬元起步﹐兩年間淨資產增長60倍”的神話名噪一時。實際上當初的150萬註冊資本均系兩家國營企業所有﹐其中卻有40%被兩個個人和一個港商盜為其虛擬投入。之後幾易其主加上“空手道”花樣﹐公司帳目虛漲至420萬﹐港商取得了控股權。終于等到資產“升值”了2754萬後﹐董事們決定對“升值”部分進行變現處理並進行分配﹐其中個人股東247萬﹐幾乎沒有匯入分文的港商得2467萬﹐其中807萬通過各種渠道匯出境外。至原野上市前﹐港商的賬面投資以虛漲到6460萬(4550萬為國有企業做低價充資投入後的“升值”)﹐佔全部股本的98。6%﹐而投資最多的國有企業只佔1。4%﹐而且是只是對公司決策沒有發言權的不參加優先股。
據國家審計署1994年對187戶大中型企業的國有資產流失測算﹐70~80%的國有資產流失責任在企業本身。
我們不能不懷疑﹐這一說法的潛臺詞即﹕“70~80%的國有資產流入了個人或權力集團的腰包”。“監守自盜”是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行文至此﹐相信有起碼社會公德的讀者都會體味到兩千年前的這行詩句中的心情。我們還能指望“鼠”們管理好企業嗎﹖那麼股份制企業的效益下降就不值得大驚小怪了–其實改制只是為“鼠”們提供了一個更加方便的機會而已。
光陰荏苒﹐九十年代末﹐開放雜志上的這條新聞也就順理成章了﹕
“1997年，中國大陸的外逃資金是364.74億美元，時至2000年，外逃資本猛增到480億美元，而同期的外商對大陸的投資額才407億美元，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資本外逃國，僅次于委內瑞拉、墨西哥和阿根廷。而且外逃國外的資金也不是再行產業投資，而是進行消極儲蓄、家庭移民、子女留學、以及購房消費，其重要原因是他們的資產來源都是非法和不正當的。
“由于資金持有者無法將資金轉化為資本，只關心短期的消費，不關心長期的投資，所以，有人預言大陸的經濟正在重蹈十六、十七世紀葡萄牙、西班牙的老路，將大量資金揮霍于消費領域，而沒有及時地轉化為企業資本，其后果就導致盛極一時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王國迅速衰落。”
在這裡不禁讓人聯想到另外一條消息﹐據稱﹐“中國近來初步遏制了人為水土流失不斷加劇的局面”﹐然而事實情況是﹕
“中國水土流失在面積上已經達到超飽和狀態﹐所有能夠流失的土地已全部在流失。”也就難怪新增流失速度開始下降了。
那麼﹐對比于進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慢﹐是否可有這樣一說﹕
中國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有賴于國有資產的帳面的流通以及與之相伴生的實質上的流失 (西方學者有名的“東亞無奇跡”論斷即是基于以上事實)﹐而近年來放慢了速度是否意味著能流失的資產都已流完﹖﹖﹖
II “鼠”輩是誰﹖
其實﹐有人在九三年時就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一九九三年的瘋狂﹐體現在瓜分欲和佔有欲方面。體現在瓜分者和佔有者的理所當然和荒奢豪醉方面。以及通過金錢對社會﹑時代﹑普通老百姓的強奸意識方面﹑﹑﹑﹑﹑﹑
有理論說許多國家一百年前也是這樣。
一百年後的中國人搬用這種邏輯意味著什麼呢﹖
有理論說許多國家都是這樣富強起來的﹑﹑﹑﹑﹑
不這樣就肯定富強不起來麼﹖
不錯—-蝴蝶是由毛毛虫嬗變來的。但一切美麗的東西必須先在某一階段是毛毛虫嗎﹖﹑﹑﹑﹑
誰們在進行如此放肆的公然的掠奪﹐瓜分和佔有﹖又是誰們為他們敞開了方便之門﹖他們曾打著怎樣的冠冕堂皇的旗號和招牌﹖
一個時期內﹐放縱他們的那些人們﹐依法仗權又從他們空前的掠奪﹑瓜分和佔有中﹐獲得到怎樣巨大的賄利﹖
當許多人議論改革的理論的時候﹐仔細想想﹐現實是否在予以嘲弄﹖”
然而不幸的是﹐這樣的文字在自己的國家卻遭到了封殺。中國的人民無權摸著自己的良心﹐對經濟大潮的主流或暗流進行任何道義上的追問。
不錯﹐標准的經濟學家是不談道德的。如果我們是把經濟學界定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話。
但是﹐這會不會是個一廂情願的誤解﹖
西方自由經濟之父亞當‧斯密的第一本也是當時更有名的一本書是“道德情感論”﹐他的整部理論都是基于人類的“同情心”。那麼這也就不難理解﹐在他另一著作“財富論”中對人的前提假設中的“自利(SELF-INTEREST)”完全是有別于不顧他人甚至損害他人的“自私(SELFISHNESS)”的 。
中國古代的經濟思想更是強調了“義”與“利”的關係。儒家有“見利思義”﹐“放于利而行多怨”﹐“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去也”等論述。
不錯﹐道德﹐恰恰是最容易讓人忽視的道德﹐才是經濟生活正常有效運行的最前提保障。其水平是與正常的﹑可持續的經濟發展水平成正相關的。因為高度發展的市場經濟中的契約關係更加龐雜和錯綜﹐沒有互信為保障的社會只能是人人自危﹐人人為敵的。何談發展﹖何來穩定的發展﹖
“911”恐怖襲擊中﹐將傾的世貿大樓樓梯上﹐一片危急中﹐人們齊刷刷的讓出一條路讓牽著盲人犬的盲人先通過。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與高度發達的經濟水平相稱的道德素質。
在中國﹐在以“誠信”命題的作文中﹐滿分作文“赤兔之死”的小作者似乎在向人們揭示著這樣一個殘酷的事實﹕誠信﹐在中國只有幾千年前才能真正找到了﹐而且是在一匹馬的身上。
危險啊﹐中國。
因為你為所謂的“發展的硬道理”付出了太過高昂的代價﹐而且是舍本逐末。
III 談談體制
現在可以來談談體制了。
它很無奈地成為很多義憤與微詞的矛頭所指。
某幾位國內著名經濟類學者在談論起亞洲金融風暴時﹐以經濟學者特有的冷靜將其起因歸咎為那幾位鄰國的“體制”﹐曰﹕“俗話說﹐‘蒼蠅不抱無縫的蛋’。如果不是體制上留有這樣的可乘之機﹐。。。。。”下次若是這位老先生的錢包讓人偷了﹐大概他也會自責不已﹐“我幹嗎帶錢包上街﹖這不是給小偷們可乘之機嗎﹖不能賴人家小偷。人家就是干這個的。”
於是“體制”一直不斷地淪為所謂“改革”的賓語﹐ 而且似乎是唯一的賓語。
從打破大鍋飯的“平均主義”﹐到責﹑權﹑利掛鉤﹐到企業承包制﹐到股份制﹐到國有股份減持﹐到允許外商控股﹑﹑﹑﹑﹑﹑難怪國內著名學府的金融經濟類學生在被到對中國入世時的看法時說﹐“沒什麼看法。就象玩電子游戲﹐又升了個版本﹐繼續玩。”
不知那些滿心以為可以“WTO的緊身衣(即西方自由經濟的種種游戲規則)”讓中國就範的西方人士聽到這話會不會嚇出一身冷汗。中國人的游戲盜版聞名遐邇﹐何曾遵守過什麼勞什子規則﹖人心若此﹐又靠什麼外在體制或制度能起作用呢﹖股份制的“淮桔成枳”還只是一例。其實有很多人都有過類似的感嘆﹕“中國人真厲害﹐什麼西方的好東西拿來都得變了樣﹑﹑﹑”
現在的“中國”怎麼了﹖現在的“中國人”怎麼了﹖這個的所謂的“改革開放”又怎麼了﹖
有人曾指出中國的“改革”最顯著的特點在于﹕政治制度的變遷嚴重滯後﹐經濟制度的變化相對要快﹐經濟倫理觀念的變化則快得驚人。
中國傳統文化中一整套“安貧樂道”的哲學被羞于提起﹐建國前卅年賴以維護的“講奉獻﹐不求索取”的所謂“共產主義”精神迅速土崩瓦解﹐自由經濟中基本的道德秩序和公平競爭原則被全民性的“富裕飢渴症”所吞噬﹑﹑﹑中國﹐淪陷在毫無人性尊嚴的金錢潮裡﹑﹑﹑
是誰﹐在控制著中國的社會﹖是誰﹐在左右著中國的意識﹖是誰﹐在掩蓋著真相﹖
中國貧富分化指數早已超過國際警戒線﹐而在分化過程中大量的隱蔽和公開的權錢交易使至少70%的國民財富白白流失﹔
中國的生態環境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掠奪性的發展實質就是靠“賣血”來維持﹔
中國的國庫虧空﹐財政寅吃卯糧﹐連向自己國民發行的國債都可以抵賴(國債在國際上通常被認為是零風險)﹔
中國股市讓老百姓“血流成河”﹐傳媒機構還解釋說是長線利好﹔
上海等幾個門面城市讓人擔心在蹈日本泡沫的後輒﹐城市的另一面則是大量下崗工人真正變成了“無產階級”﹔
“中國的問題是農民的問題”﹐然而中國是靠怎樣地盤剝農民而發展的﹑﹑﹑﹑﹑﹑
我們失去了公平﹐我們沒有得到效率﹕
我們失去了理想﹐我們沒有得到現實﹔
我們失去了“魚”﹐我們沒有得到“熊掌”。
這些難道靠所謂“深化改革”就能解決嗎﹖
對中國來講﹐到底什麼是“根本意義上的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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