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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7日訊】在為世界衛生組織提供自殺數據的39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是惟一一個報告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的國家。發達國家的男性自殺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而我國的女性自殺率卻比男性高出26%。
1990年中國總人口中有2560萬的抑鬱症案例﹐但只有5%得到了治療。這些隱性的抑鬱症患者可能是導致中國高自殺率的部份原因。
年輕女性自殺已經成為一個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問題﹐每年有大約幾十萬的女性走上輕生的道路﹐給她們的家庭帶來揮之不去的痛苦﹐全社會都來正視和關注這一現實﹐或許會給那些徘徊在死亡邊緣的婦女帶來一線生機
華夏時報04月16日報道﹐2001年7月﹐當29歲的代滿榮(化名)在她家中服毒自殺時﹐村裡的居民都感到有些惋惜。
自殺的原因是因為代滿榮和丈夫發生了口角。7月份是農忙的季節﹐代滿榮和丈夫在田裡大吵了一架﹐當時有很多人在場﹐兩個人火氣都很大﹐代滿榮甚至想動手打她的丈夫(這是她第一次有這樣的衝動)。後來丈夫自己回家了﹐代滿榮的朋友們就勸她別再生氣了﹐當時她的情緒還挺好﹐說﹕“別擔心﹐我才不會為這個死呢。”
代滿榮到家之後丈夫已經出去洗澡﹐她洗了衣服﹐給孩子做她飯﹐然後喝了400毫升的殺蟲劑。
之後﹐代滿榮叫兒子去喊他爸爸回來。於是﹐她被送往鄉里的醫療所。因為設備簡陋﹐只能進行靜脈注射﹐第二天才被轉往縣醫院。三天之後﹐代滿榮因為搶救無效而死亡。
事情過程很簡單﹐簡單到使人們不能理解﹐僅僅為了一場夫妻之間常見的慪氣就會走上絕路。在代滿榮鄉鄰們的記憶中﹐她是一個很能幹的婦女﹐性格爽郎外向﹐鄰里關係處得不錯﹐朋友很多。“她不應該這樣就死了。”一個跟她很熟的婦女說。
代滿榮的死對她丈夫打擊很大﹐這個老實憨厚﹑有點執拗的農民無法接受這個事實。結婚7年﹐他們生了一雙兒女﹐兒子6歲﹐女兒才2歲。他的父母還能下地勞動﹐家裡生活還算過得去。
這對夫妻的關係算得上很好﹐儘管平時也吵嘴﹐但不到一個鐘頭就會和好如初。平時﹐家務都是代滿榮做﹐農忙的時候她也得下地幹活﹑管教兒女﹑奉養公婆。她的家族沒有精神病史﹐代滿榮自己也看不出有抑鬱症的傾向﹐甚至在臨死的時候﹐她還對自己的父母說不要責怪她的丈夫﹐這並不是他的錯。
時隔近一年﹐當記者來到河北易縣這個村莊時﹐村子裡的人對於代滿榮的死已經很淡漠﹐惟有她的家人仍然處在哀痛中﹐丈夫萎靡不振﹐孩子們失去了母親。
在這個僅有600人的村子裡﹐僅過去的一年半中就有4個年輕婦女服毒自殺。代滿榮的死﹐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
對於中國大部份鄉村地區來說﹐像代滿榮這樣輕生的年輕婦女為數不少﹐她們常常被人遺禮因為在鄉村裡這種現象實在是司空見慣。資料表明﹐在為世界衛生組織提供自殺數據的39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是惟一一個報告女性自殺率高于男性的國家。發達國家的男性自殺率至少是女性的3倍﹐而我國的女性自殺率卻比男性高于26%。
大約有90%的自殺行為發生在農村﹐而其中農村女性自殺率又居首位。根據北京回龍觀醫院臨床流行病學研究室提供的數據﹐1990年至1994年﹐我國平均每年自殺死亡人數是32.46萬多人﹐農村則是30.3萬多人﹔農村女性自殺死亡人數是17.32萬多人。
這一數據在1995年至1999年有了新的變化﹐15歲到34歲年齡段的年輕人自殺約佔每年全部死亡人數的19%﹐其中女性自殺率為25%﹐農村女性自殺率為城市女性自殺率的3倍。另外﹐按照國際標準推算﹐每出現一個自殺死亡者﹐背後就會有10-20個自殺未遂者﹐如此算來﹐我國每年或許還有100多萬的農村女性自殺未遂。
■她們為何輕生
專家指出﹐中國女性自殺有兩個高峰年齡段﹐一是15歲至24歲﹐二是60歲以上。在自殺者中﹐工人﹑農民﹑學生﹑無業人員居多﹐3/4的人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
分析認為﹐青年人中因戀愛受挫﹑夫妻矛盾﹑家庭糾紛自殺的約佔3/4﹐女性自殺者半數發生于月經前期。過去農村婦女自殺率較高﹐近10年﹐18歲至25歲的城市婦女自殺人數上昇較快﹐大多因婚戀﹑工作遇到挫折﹐心理承受能力差﹐一時衝動引起。
今年1月20日﹐一名25歲的年輕女子在北京車公莊地鐵站自殺身亡。經有關方面證實﹐造成這一悲劇的直接“兇手”是產後抑鬱症。這名女子的自殺引起了人們對女性抑鬱症的注意。
北京積水潭醫院婦產科教授劉燕儒說﹐產後抑鬱症確實會導致很嚴重的後果(即自殺)﹐但這只是極個別情況。實際上﹐大部份自殺者都或多或少有精神抑鬱症的傾向﹐自殺是這種心理疾病的症狀之一。在城市女性中﹐因為焦慮和精神失控而造成的自殺人數大於農村女性。近年來﹐城市下崗職工的劇增﹐使很多婦女的家庭遭受巨變﹐一些婦女承受不了生活的壓力而選擇輕生﹐也是造成城市女性自殺人數上昇的原因之一。
相對於城市女性﹐農村婦女在面對有關生活方面的問題時﹐表現得更堅忍一些﹐雖然也有因此而導致的自殺事件﹐但比例不大。而她們在面對婚姻家庭內的衝突時往往很脆弱。
在所有導致農村女性自殺的直接原因中﹐婚姻家庭內的矛盾和衝突首當其衝。15歲到34歲這個年齡段是家庭矛盾突出的時候。家庭暴力﹑第三者插足﹑婚姻不自主﹑家庭冷漠﹑夫妻吵架﹑婆媳不和﹑生女孩受氣等都會成為婦女自殺的導火索。
河北遷西某鄉26歲的農婦張春蘭﹐1995年與其夫經人介紹認識﹐在求婚過程中因被強暴而被迫結婚﹐婚後即遭受嚴重的家庭暴力﹐經常挨打﹐連懷孕期間也是如此。其夫嗜賭﹐在外欠下十幾萬元的賭債﹐張春蘭屢勸不聽﹐家中值錢的東西全被變賣光了﹐甚至揚言要將張春蘭拿去去抵賭債。最後的一次吵架﹐張春蘭被其夫打傷﹐她實在不想活下去了﹐就吃了100多片甘草片。因發現得早﹐被及時搶救了過來。
一次有關家庭暴力的調查﹐在問卷所給出的4種選擇中﹐47%的人選擇了“丟臉”﹔38.2%的人選擇了“無所謂”﹔12.7%的人有自殺的念頭﹔9.8%的人內心有恐懼感。還有的婦女什麼也沒有選﹐而是寫上“不能忍受”﹑“想離婚”等。我們從這些數據中也看到了鄉村文化中對家庭暴力的寬容和不被察覺。北京回龍觀醫院女性自殺死亡人群的數據庫表明﹐33.3%的自殺者曾有被虐待的經歷。甘肅武威市一個農村婦女來信說﹐在她的村裡﹐1999年就有4個年輕婦女因家庭暴力而自殺﹐可見家庭暴力對婦女生命殘害之嚴重。
此外﹐由於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農民不滿足被束縛在土地上﹐轉而涌進城鎮打工討生活﹐人口的流動頻率加大以及觀念的變化﹐對農村的婚姻也造成衝擊。因為第三者插足而造成的事實婚姻和非法同居使農婦想不開自殺的例子也不鮮見。
去年湖北某縣一家醫院幾乎同時受診了3位服毒自殺未遂的農村婦女。38歲的林巧是喝安眠藥自殺的。問她為什麼要喝藥﹐她回答﹐丈夫有了第三者﹐並住進了她家。丈夫對她微弱的反抗不理不睬﹐她忍無可忍﹐於是吞下90片安定。
河北省鹽山縣某村一位婦女﹐因丈夫有了外遇﹐不管家﹐無法承受生活和心理上的重壓﹐絕望之中喝下一瓶農藥。她死後﹐年僅16歲的女兒接替了母親留下來的所有活計。就在母親死後一年﹐這個孤苦少女也終因不堪生活的重負而服毒自殺。
在鄭榮昌的《中國農村婦女自殺報告》一文中﹐將農婦自殺的動機歸結為以下幾點﹐即﹕逃避﹑賭氣﹑威脅﹑懲罰﹑辯誣等。其中逃避自殺者的心態最為個人化﹐她們的悲觀心理通常都有一段相當長而又相當平和的積蓄過程﹐最終對特定事物的失望轉為厭世。這種自殺通常不是在激情狀態下發生的﹐相反﹐倒像是冷靜思考的結果。在所有的自殺中﹐惟有這種自殺最不輕率。從精神病學的角度看﹐她們多半患有抑鬱病。
賭氣自殺即一時衝動下發生的自殺行為﹐本文開頭例舉的代滿榮即是持有這樣心態的自殺者﹐她們往往會在和丈夫的爭執後發生這樣的輕率行為﹐而且立刻會產生後悔心理。
威脅和懲罰性的自殺則是一種懷有人際動機的行為﹐其目的是要達到操縱別人達到自己想要的某種結果﹐這種自殺者往往試圖通過這種極端手段來換取別人的同情或者恐慌﹐給對方心理施加重壓。
辯誣性的自殺是不惜一死來換取自己的清白﹐農村屢見不鮮的風化嫌疑﹑偷盜嫌疑常導致這種自殺。
貞操問題和生活無着也值得關注﹐由貞操問題而自殺的19人中﹐未婚的9人全部是在失貞後自殺的。此外有34人是由於前途迷茫﹑生活無着而自殺。
專家稱﹐農婦自殺的一個深層原因是人們之間的關係變得鬆散﹐人情淡漠﹐家庭關係的弱化造成個人的孤立無援。如果一個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將家庭視為她的全部﹐得不到多重社會支持和保護﹐加上封建社會的各種遺謬﹐身心負荷日益加重﹐並形成膽小怕事﹑自卑﹑隨波逐流的性格﹐她所的生活要比別人更為艱難﹐她所體會的孤獨也比別人更為深刻。
■其它可能導致自殺的因素
在臨床研究匯總中﹐精神抑鬱導致的自殺佔了大多數﹐尤其在西方國家﹐自殺者往往精神不正常。1990年中國總人口中有2560萬的抑鬱症案例﹐但只有5%得到了治療(發達國家中有35%的此類患者得到了治療)。一個合理的解釋是﹐這些隱性的抑鬱症患者可能是導致中國高自殺率的部份原因。
但從社會學入手研究自殺的學者們一致認為﹐在中國自殺算不是精神衛生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自殺原因列表裡“精神病”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社會壓力﹐例如戀愛﹑家庭衝突和不能適應社會環境才是突出的原因。在大部份情況下﹐自殺者可能既患有精神疾病又不堪忍受社會壓力。
社會心理模式也是女性自殺率尤其是農村女性自殺率在中國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專家指出﹐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文化中﹐自殺是一種可以被接受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是被鼓勵的行為。
在舊時代﹐受制于儒家文化道德觀念的中國女性﹐在保存名節﹑隨某人而死﹑實現美德和對生者施加壓力的情況下﹐自殺是被歌頌的﹐特殊者甚至可得到官方的表彰﹐頒給榮譽﹐建立貞節牌坊。從儒家觀點看﹐這些自殺行為被認為是“合乎理性”的﹐它維護了對社會文明進步至關重要的權利與職責的平衡。
專門研究明清兩代婦女自殺的學者認為﹐在中國的15世紀到18世紀﹐殉夫和守節而死是受到政府的鼓勵和讚揚的。近代一些中國學者則指出低階層的年輕婦女常常使用自殺作為一種抗議手段﹐或者用死來逃避無法忍受的生活現狀。
貧困則是另一種深層原因。其實﹐貧困本身就是一種可給人造成重大創傷有時甚至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生活狀態。
甘肅武威農婦王某生于一個貧困的家庭﹐出嫁後丈夫家同樣貧困﹐在生下第三個孩子後﹐丈夫鋌而走險去云南背大煙﹐被抓獲後處決。拖着孩子的王某只好改嫁﹐先是嫁了一個滿身病痛﹐生活無法自理的老漢﹐比她大三十餘歲。後來又嫁了一個瘸子﹐仍然是家徒四壁﹐衣食不周。在經歷了數年的苦難煎熬後﹐她的人格尊嚴和生存意志早已經蕩然無存﹐最後的選擇是自殺﹐留下幾個孩子繼續在貧困中掙扎。
貧富不均對貧困者來說也許比貧困本身更加讓人難以忍受。從1980年到現在﹐我國最貧窮和最富裕地區之間的鴻溝越來越大﹐社會階層急劇分化﹐對於以前在物質生活條件普遍匱乏的社會中安于貧困的人造成強烈的心理衝擊﹐直接導致自殺率的上昇。
■我們能做些什麼
在調查過程中記者發現﹐大多數自殺的女性都採取服毒的方式﹐在城市安眠藥居多﹐鄉村則是農藥。這與此類藥品的方便易得有關﹐也反映了我國在控制此類藥物上的某些鬆懈之處。
法制法規的健全有助于預防因為服毒而導致的自殺﹐但是這類法規的實施需要地方的配合﹐才能產生效果。有關專家建議﹐應該對殺蟲劑的銷售和分配做較好的控制﹐生產高效低毒的殺蟲劑以及在殺蟲劑中加入催吐物質等。
針對家庭暴力的法規也急需出臺﹐以保障婚內婦女的合法權益。
自1994年成立了中國心理學會自殺暨危機干預學會後﹐1999年11月﹐北京舉辦了“中國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高層研討會”﹐世界衛生組織的總幹事出席了會議。會議提出﹐預防自殺是我國目前迫切需要解決的3個精神衛生問題之一。2000年3月﹐北京再次舉辦“衛生部世界衛生組織預防自殺講習班”﹐一些相關的部門坐在一起商討具體措施﹐包括農村對農藥的管理。
來自加拿大的醫生費立鵬在中國從事自殺狀況研究多年﹐在他的主持下回龍觀醫院流行病研究室和其它幾個省市的機構合作開始了針對自殺的課題研究。費立鵬認為﹐在社會干預生命危機的舉措中﹐媒體和各級宣傳部門應該正視現實﹐向社會大眾說明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讓大眾知道哪些是處於自殺高風險狀況中的人群﹐並且建立適當的機構﹐比如網絡化的社會服務體系﹐擴充社會精神衛生服務中心﹐提高處理自殺未遂的技巧以及對自殺未遂者提供心理咨詢等。
對於外于不幸的婚姻狀況中的年輕婦女﹐她們需要一種社會保障體系﹐比如對其丈夫施加社會壓力使他改變行為方式的機構﹔提供實現離婚的法律援助﹔提供一個庇護所來保護受丈夫虐待的妻子﹔對無依靠的婦女進行財政幫助﹐使她們能夠獨立生活﹔建立更多的咨詢機構來幫助她們處理感情上的壓力。
女性自殺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悲劇﹐當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選擇死亡作為對社會的反抗或者逃避方式﹐每個人都有義務伸出援助之手。代滿榮喝下大量農藥後如果搶救及時﹐還可以活下來。(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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