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pochtimes.com)
【大紀元6月19日訊】作者供稿﹕剛才有朋友提到，64十三年了，中國有了很大變化，中共政府也有了很大進步，問我承不承認。我當然承認。時代潮流在向前推進，物換星移，中國怎么可能十几年了沒有一點進步呢？但這位朋友的意思似乎是，有進步了，就不應該再有民運了，民運就不應該再批評政府了，這就錯了。進步是怎么來的呢？是全世界人民，首先是中國人民、中國民運持續地從各方面給中國政府以壓力，推動它，使得它不得不調整政策的結果。沒有給它壓力和推動，它會進步么？歷史上哪個特權統治階級會在沒有壓力下，自覺實行一些有利人民不利它的特權統治的進步？從來沒有。這在中國歷史上被稱作統治階級鎮壓人民起義后的“讓步政策”，馬克思稱它是統治階級“執行革命的遺囑”。鄧小平和后來的江澤民集團，多多少少執行了一些“64的遺囑”，所以中國有了一些進步。我們今天一邊享受了進步，一邊又要罵六四，罵民運，這就像搭了便車還要喝推車人的血，我們就一點良知沒有了！
我們肯定中共政府有進步，另外，我們還要指出，本質上中共政府至今沒有任何進步。在中共的憲法上，一樣的一党獨裁，一樣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些改變了嗎？一點沒有改變。
就以十三年前為標准罷，89年民運，那時主要提的是這樣几個口號：1、反腐敗反官倒；2、新聞自由；3、民主与法制。這些我們看看進步得怎么樣呢？中國今天已經是體制性的腐敗，比89年更腐敗百倍了。新聞自由，更不要說它，連電腦网路，中共都要花多大的气力去鉗制它。民主与法制呢？門面上作了一些點綴，但實質上的中國憲政問題，江澤民不但不愿進步，反而更退步了。這點，下面再說。
有人一提到這里，就為中共辯護，陳詞老調，什么中國大呀；人口多呀；中國人素質低呀；我們要為中共著想，慢慢來呀；不一而足。
我今天在這里不想辯論這些。特別是所謂“中國人素質低”，假使真的，這本身就是中共五十年統治的罪責。五十年前，中共的領袖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還有他們居然可以在重慶合法發音的喉舌《新華日報》天天對國民党說，中國人民的素質足夠高了，高到足可以搞全國全民普選了，國民党繼續訓政是不對的了；可是他們得了天下五十年后，中國人民的素質又是他們說，卻反倒低的這么可怜，連鄉鎮選舉的“素質”資格都沒有了，現在才來作給福特基金會看，假惺惺“試點”什么村民自治選舉，而且還要“在共產党領導之下”。就憑這一點，中共就足夠向中國人民謝罪下台了，不料它這么無恥，竟把它的罪孽拿來做它繼續獨裁統治下去的借口和擋箭牌。如果這可以是道理，那么中共就永遠讓中國人民素質低下去，再低下去好了。怪不得今天滿中國道德淪喪了！
确實有些朋友受到了中共欺騙影響，以為一民主，天下就會大亂。我給他們說，這里是兩個問題：
一個是，中國要不要民主的問題。就是中國究竟是中共一党的，還是中國人民的；究竟中國是天下為公的，還是天下為党的？這不過是個理論問題，方向問題。
二個是，中國怎樣實現民主的問題，這是個方案問題，操作問題。
現在中國亟待解決的是第一個問題。因為中共至今說，這個“國”是它打下來的，所以是它的；在它的憲法里，被稱為邪教的馬列和它的一党統治，都是必須堅持的；但中國人民，中國民運不同意。他們說，這個國應該是人民的。中共“打”這個國不假，但它當年動員人民跟它打這個國，向人民作的許諾是建設一個“真正三民主義”的民主國家，而不是像國民党一樣一党專制的國家。但最后給了中國人民一個假貨。中共已經給了人民五十年的假貨了，現在應該給真貨，應該還國于民，還政于民了。中國不是充斥假貨么？五十多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最大的假貨！有這個假貨作榜樣，其他假貨你怎么解決？你要消滅它，它服嗎？
所以，現在的焦點是要把中國究竟是中共一党的還是人民的，這個理論問題，先搞清楚。這一點搞清楚了，就有方向了。方案問題，操作問題，可以慢慢來，慢慢討論。
你說，民主很好，共產党應該還國于民。但你怕一民主，天下就會大亂么？那么，只要人民同意，就讓共產党先繼續執政著好了。讓它也來搞一段“訓政”，但它必須把人民往民主素質高的方向“訓”，決不能再像過去五十年把人民往民主素質低的方向“訓”。等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中國人民大多數覺得自己的民主素質可以了，中共把國還給自己，天下也不會大亂了，中共那時再還好了。因為還的理論問題，今天解決了。不然，中共認為千秋万代，這個國都應該是它的。國民党沒有這個理論問題，它從來認為“党國”是遲早要還給民的。它過去搞一党專政，威權統治，也是咬定了人民的“素質”，所以共產党才造起反來跟它辯論。后來蔣經國覺得是時候了，要還國于民了，他就還了，一點障礙沒有，為什么，就因為國民党從沒有這個“國究竟應該是誰的”的這個問題。
所以不要怕民運會亂天下。民運今天要解決的不過是理論問題。
星島的听眾很多是廣東籍的，感謝他們還記得而且向我提起三十年前的李一哲的《民主与法制》大字報。剛才蔡小姐（節目主持）也向我問起64与民主与法制的口號問題。我就簡略的說一說。
89學潮期間，民主与法制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口號。不但學生提，知識分子提，“在民主与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更是党內改革派趙紫陽、万里等經常挂在嘴邊作為抵制、否定戒嚴的重要武器。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89學潮究竟是動亂還是一場愛國學生運動，究竟應不應該動用軍隊戒嚴去對付它，不應該是共產党說了就算的，更不應該是共產党內的几個寡頭就可以定的，而是應該把它交給不受共產党操縱的人大會議（那時已相對擺脫了共產党控制）來討論決定的。所以要求開人大緊急會議解決問題，不僅是學生、知識分子同意的，也是過三分之一的几十名人大常委委員簽名呼吁的，得到人大委員長万里，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在民主与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意見所肯定的。實際上，這就是趙紫陽代表的改革派在這個危机關頭開始企圖著手建設中國的憲政制度。
74年李一哲大字報反對毛澤東、林彪、四人幫無法無天，向四屆人大呼吁的，實質就是中國的憲政。憲政是什么呢？就是憲法至上。憲法是由人民自己的意志選舉授權的代表制定的；它是人民權利的保障書，同時便是政府權力（執政党權力）的限制書。
党不應在憲法之上，而應該在憲法之下，服法守法。趙紫陽那時被迫在廣東領導“批判”了我們，實際上保護了我們，宣傳了我們。那時我就感到，趙紫陽真心是贊成民主与法制口號的。果然，這在89年的風潮中得到了證實。也許正因為他當年領導了對我們的“批判”，他對我國民主法制憲政制度的思考，才那樣深刻，執著。
實際上四人幫垮台，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強調民主与法制，懲于自己受迫害的痛苦，党應不應擺在憲法之下，鄧小平、彭真等都是有猶豫的。他們的言論經常搖擺。但最后表現在党章里規定了党（和党的領導人）不能違反憲法，應在憲法范圍內活動。這是共產党的大進步。
但64后，江澤民時期，就后退了，這點不強調了，強調的是“党領導制定憲法，党也領導實行憲法”，党就明确在憲法之上了。所以我們說，共產党至今沒有本質進步。問共產党進步了嗎？我們可以用共產党對憲政的態度，用它自認為它在憲法之上還是憲法之下，作為衡量它進步与否，進步多少的准确標尺。
回頭再談六四。文革毛澤東撇開憲法、党章無法無天，恣意所為，大家都清楚的。其實89六四，不過是鄧小平把撇開憲法、党章無法無天，恣意所為這出戲，又上演了一遍而已。撇開憲法党章呼風喚雨，對最高統治者來說，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記得史書上有哪個皇帝對企圖限制它的大臣說：“朕作了皇帝原來還要受那么多束縛呀？那我作他干什么？”毛澤東不受束縛，他很舒服，劉少奇、鄧小平一班大臣就苦了，所以他們大喊毛澤東（已經死了，針對的是華國鋒）也應該受憲法束縛。到了他鄧小平自己作了實際皇帝，他就把痛苦忘了，也要舒服一下了。
他龍顏一怒，帝口一開：“動亂”，臣民就得乖乖跪下。你們居然還要講什么民主法制，要開什么“人大緊急會議”來討論我么？戒嚴！你是中共中央總書記么？廢掉，下台！你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么？不許回京，在上海軟禁起來！政治局不可靠么？靠邊。我們几個已經什么都不是的“八老”可以撇開共產党的政治局，撇開人大常委會在自己家里私下開會決定戒嚴，交給家養的一條小狗李鵬蓋個橡皮圖章去執行。你們看，這和文革毛澤東的恣意所為，和中央文革莫名其妙就取代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有什么不同？一模一樣！
所以，戒嚴本身是非法的，64鎮壓根本就是一場政變，是毛澤東文革式的無法無天。而學生和北京市民對戒嚴的抵制抗爭，當然是合法的，正義的。
中國青年和北京市民用他們大量的鮮血澆灌了中國民主憲政之花，維護和推動了中國的進步。六四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任何一個國家，它的主流思想，主流价值，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統治階級的价值。當統治者鎮壓了反抗者，軍刀入鞘，在血泊上暫時穩定了它們的統治后，越來越多的人們，包括曾經的反抗者，就會“反思”，就會慢慢認同統治者的思想和价值，就會詛咒那些為祖國的進步躺在血泊中的烈士。但歷史必將是公正的。
現在有人非難64和民運，動不動就搬出“法”。什么64學生非法，民運非法。什么“守法，服法才是民主的前提”等等。但他們為什么不問，這個“法”是經人民授權同意制定的嗎？若是特權統治者片面制定強加于人民的，人民有什么“守”它，“服”它的義務？要民運守這樣的法，真是哭笑不得，民運是干什么的？就是反對特權統治者非法的“法”的。它守這個“法”了，還能是民運？不是大家都咸与“安定團結”了嗎？特權統治者不就好舒舒服服統治下去了嗎？何況便是這樣的“法”，統治者自己守了嗎？要束縛人民時。它搬出這個“法”；要限制它自己時，它毫不猶豫打碎這個“法”。劉少奇挨斗，他想起了憲法。57年反右，62年四清，他想起過憲法嗎？四五天安門“動亂”，人民為鄧小平喊叫，他想起了憲法，恨透了四人幫；89六四，人民反對他的獨裁昏庸，他立即想到了軍隊，難道他想起過憲法嗎？這，難道這不是一切專制統治者，今天首先是共產党專制統治者的“法”的本質嗎？
還有好笑的。動不動就說，“你到美國試試！即使在美國也是要守法的”。很對，在美國當然要守法。但是，你們不是反對學習美國嗎？為什么一說“守法”，就要搬出美國來了呢？這不是“洋奴”，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么？我要問你們，為什么一說“守法”，你們就可以搬美國；一說“立法”，你們就不肯搬美國了呢？難道這不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么？要搬，就兩個都搬；要不搬，就兩個都不搬。你要我像美國人民一樣的守法么？你就要我像美國人民一樣的立法。如果美國人民沒有了他們的民主立法，他們肯“守法”么？听吧—-“不自由毋宁死”，“當一個政府惡貫滿盈，倒行逆施，一貫地奉行著那一個目標，顯然是企圖把人民壓抑在絕對專制主義的淫威之下時，人民就有這种權利，人民就有這种義務，來推翻那樣的政府。”
你去讀讀他們的《獨立宣言》，讀讀他們的獨立戰爭史，好嗎？
我們要有一部真正人民制定的，信服兩岸人民和全世界華人的憲法。
中國有了民主憲政的時候，就是經人民授權的執政者与人民一起共同守法的時候。那個時候，也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的時候。
2002年6月4日于舊金山星島電台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