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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2日訊】最新一期的《人民公安》半月刊刊載長篇報道《紅豆猥褻男童案內情》，該文詳盡地記述了紅豆猥褻男童案的偵破經過。
中國新聞网8月11日報導﹐連續報道半年不降溫的北京歌手紅豆猥褻男童案件，終于隨著法官的槌聲塵埃落定。2002年6月20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以猥褻儿童罪對紅豆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判處紅豆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
由于案情复雜，并涉及隱私權，所以紅豆自2001年12月27日被捕起，法院立案、審理的日期一變再變，開庭時間一拖再拖，一直吊著人們的胃口。這期間，一會儿傳出北京簽約公司“封殺”紅豆的消息，一會儿又傳出紅豆的律師認為紅豆會被無罪釋放的說法，甚至，《每日新報》還爆出紅豆于2001年5月在山西運城猥褻另一男童晨晨的新罪行。
直至2002年5月8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對該案正式立案調查，并于6月6日進行了不公開審理，人們才感到，炙手可熱的紅豆事件進入了尾聲。
曾經在國內樂壇小有名气的歌手紅豆惹出的這宗案件，是繼2000年11月22日歌手毛宁被刺事件的“濤聲”風平浪靜后，又一起“抓人”新聞。所以，娛樂圈的記者們紛紛打探消息，被害學生所在的學校根本不接受記者采訪，北京警方更是嚴守辦案紀律，紅豆案件調查的情況只字不漏，紅豆的經紀人閆琳則干脆關了手机。
但在紅豆被檢察院批准逮捕的第二天，也就是2001年12月28日，《京華時報》率先報道了這一事件，眾多報刊爭相轉載，紅豆立刻成為了人們關注的焦點，紅豆猥褻男童的消息，成為各网站點擊率最高的娛樂新聞。
盡管紅豆事件從東窗事發到落下帷幕，被炒得沸沸揚揚，但細心的讀者們也許發現了，媒體的報道都出自一些報刊的記者，始終沒有北京警方偵破過程的報道。到紅豆被判刑之日止，來自北京警方的內情披露只有簡洁的一條：2001年12月31日，北京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劉蔚向報界記者透露，犯罪嫌疑人王立勇(紅豆本名)，因涉嫌對多名男性青少年實施猥褻，經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批准，12月27日由朝陽區公安分局正式將其逮捕。
紅豆的行為是如何敗露的，警方的調查如何艱難，紅豆是如何躲避警方抓捕的，紅豆是在什么情況下招供的，他在囚室里過得怎樣等等，各報記者卻一直未能采訪到。以下就是來自北京市公安局的第一手對紅豆猥褻男童案偵破情況的調查報道。
丑聞的爆出
紅豆猥褻男童的丑事是怎么敗露的，是人們很關心的問題。筆者在网絡上讀到一則報道：“首先報道紅豆事件的《京華時報》是接到一‘神秘線人’的線報才著手進行調查取證，并最終將事情大白于天下的。”“一位線人告知記者紅豆在舞蹈學校犯下的丑行，并讓記者到某處找某人核實情況。在記者前往核查無功而返之時，‘神秘線人’再次致電，為記者提供了更多、更翔實的線索。通過‘神秘線人’的幫助，《京華時報》社會新聞部的記者終于報道了這件令世人嘩然的新聞。”
不知道這位“神秘線人”姓甚名誰，是知情者，還是与案中人有某种關系？根据“神秘線人”表示，紅豆案開庭之時，他一定會出庭指證這一情況分析，他不是辦案的公安民警，因為《京華時報》報道的內容并未涉及案件調查的相關情節。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刑警捕獲紅豆的時間是2001年12月27日，在抓捕紅豆之前，偵查工作已經基本結束，如果沒有充分的證据，北京警方是不會抓捕紅豆的。
北京刑警之所以抓捕紅豆，是因為2001年9月8日，北京某舞蹈學院附中的老師和芭蕾班几位學生的家長，拿著揭發紅豆猥褻孩子的材料，到學校所在地派出所報案。
學校和家長早在2001年4月就察覺了紅豆在孩子們身上犯下的罪孽。舞蹈學院附中舞蹈班的學生們年紀小，自我約束能力低下，班上的老師既當老師，又當家長。老師規定，每個學生每月的伙食費和零用錢都交由班主任老師保管，學生用多少，到老師那里取多少。這個方法基本杜絕了學生亂花錢的現象，學生的家長對此也感到滿意和放心。
但是，從2001年4月開始，班主任老師發現，有几個男孩子并沒來取零用錢，零花錢卻總也沒斷。于是，老師就詢問家長是怎么回事，家長也搞不懂孩子的零用錢是從哪里弄來的。在老師家長數次追問下，几個十二三歲的男生才說出了指導他們舞蹈的老師紅豆的名字。
紅豆是被人們熟悉的北京歌手，案發時，任某藝術公司副總經理，負責監管、指導北京某舞蹈學校學生舞蹈課程。
在大人們的追問下，孩子們說出紅豆与他們“玩儿”的實質內容，家長們頓時憤怒了，立即反映到學校老師那里。老師听后臉也立刻變了色，感到情況嚴重，赶緊給學校寫了情況報告。學校找受害的學生了解情況后發現，被紅豆叫到家里或帶出去“玩儿”的學生竟然有十几名，他們中大的15歲，小的只有12歲。
知道自己的多名學生遭紅豆猥褻，气憤的老師向紅豆的公司提出抗議，并在舞蹈室內懸挂了一個大牌子，上面赫然寫著：“紅豆与狗不得入內”。
很快，紅豆猥褻男童的事儿就像長了翅膀，在校內外傳開了，平素与紅豆關系不錯，經常到紅豆家玩儿的學生，成了校園里學生們指指戳戳的對象，這些學生雖然在老師、家長的安慰下照常上課，但卻明顯与往常不同，害怕見人。
2001年9月8日下午2點，家長們會同學校老師，帶著揭發紅豆猥褻男童的書面材料，到當地派出所報案，強烈要求公安机關嚴懲紅豆。
警方的調查謹慎細致
鑒于紅豆的社會公眾人物身份，又涉及個人隱私權問題，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專門成立了專案組。專案組在案件調查過程中很謹慎、細致。
由于受害者都是未成年人，出事后，已經接受和受到家長、老師的反复詢問；對校園里個別人的戲謔和奇怪眼光等的惊擾，程度不同地產生了抵触和厭惡情緒；加之小孩子敘述能力有限；所以，偵查員們的調查工作進展得很不順利，有時候，一個受害學生的情況要反复核實好几次。
但最終，刑警還是采錄了翔實的材料，并通過大量的外圍取證工作，提取了證人證言和證物。
紅豆事件爆出后，不但譴責的文章鋪天蓋地，律師、醫生、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對紅豆行為的分析也五花八門，甚至各持己見。但是警方不看這些，他們只重證据。
警方的調查結果是，紅豆于2000年4月至2001年6月，在朝陽區自己家中以及某賓館內，分別對舞蹈班的七名男學生實施流氓猥褻。刑警在某賓館提取到紅豆于2001年4月1日、6月9日、9月20日，以其本名王立勇填寫的住宿登記材料。
筆者采訪負責詢問受害男童的偵查員們時，他們說，那些小男孩的相貌和體形都很俊秀健美，盡管他們在回答警察叔叔提問時，很不好意思，或者不知道如何回答。但畢竟是孩子，剛剛還因為回答問題而窘迫、難堪、淚水漣漣。但是轉瞬就忘記了，從雙肩背包里拿出玩具，旁若無人地玩了起來，甚至毫無心計地對著警察叔叔笑，讓人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紅豆的作案手法是以“去見明星”、“吃飯”、“打游戲机”、“釣魚”等為誘餌，把男孩帶到自己家或賓館里，進行猥褻。男孩子們說，紅豆每次和他們“玩儿”完了，都給他們“打車錢”或“買東西吃”的錢，多則200元，少則几十元。有的還送游戲机等物品。其中有一個學生從2001年4月至6月的兩個月時間內，被紅豆猥褻十余次，紅豆先后給了他一千余元錢。
有時，紅豆還同時帶兩名男孩去“玩儿”。一個男童說，2001年6月的一天下午，紅豆駕車把他和另一名男生帶到賓館的一間客房內。紅豆先支開另一名學生，對他進行猥褻。然后又把他支走，繼續猥褻另一名男生。事后，紅豆給兩個孩子每人200塊錢。
經過大量的調查、取證、核實工作，專案組認為紅豆的行為触犯了我國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涉嫌猥褻儿童罪，決定拘傳紅豆。
紅豆是名人，自然很忙碌，整天天南海北地去演唱、錄音、拍戲、做節目等，在北京家中的時間不多，偵查員一連蹲守十余天，也沒見他的影子。
紅豆雖然不在北京，但警察調查并捉拿他的情況，卻有人暗中給他通風報信。為掩蓋事件的真相，紅豆与學校取得聯系，他問：“這事儿能不能不經官，私了？”被學校拒絕了。紅豆預感到不妙，借故到美國躲了20天。
2001年12月17日，偵查員獲悉，紅豆剛剛在湖南電視台的《快樂大本營》節目做了特邀嘉賓，這一天可能回北京的家。
下午5點鐘，蹲守監視的偵查員發現，紅豆家的保姆提著一些蔬菜和副食品進了他的家門。這個保姆一直跟隨紅豆外出演出等，照顧他的生活，幫助打理行裝、物品等，此時她回京了，紅豆也該在家。
但是，任憑偵查員怎么敲門，紅豆的家門始終緊閉，里面一點動靜也沒有。偵查員料定他在家。繞到他家南窗下，准備破窗入室抓捕時，身穿睡衣的紅豆，從大門出來往樓上跑。正在他惊慌地敲四樓一戶住家的門時，被追上來的偵查員抓住。紅豆心里已經明白几分，只好回家換上衣服，上了警車。
紅豆的行為不是同性戀，
而是犯了猥褻儿童罪
歌手紅豆涉嫌猥褻男童案經媒體披露后，一時間引起廣泛關注。公眾對這一駭人听聞的行為普遍表示不齒与憤慨，認為對這樣的明星，不僅要從道德上加以譴責，而且要用法律的武器進行嚴懲，就連紅豆娛樂圈里的好友也直截了當地斥責紅豆這种做法不當。還有人借用紅豆主演的國產恐怖片《閃靈凶猛》的片名，惊呼紅豆行為“凶猛”。有娛樂圈內人士說，紅豆早就有那种“嗜好”，稱：“此事不是偶然的，這件事已經是圈內公開的秘密。”當然也有來自醫學界的觀點，認為對紅豆施行适當的醫學治療也是不可忽視的。
紅豆被捕后曾說過，這事在文藝圈子里不算什么。他顯然是把自己的行為歸到同性戀范圍里了。他的行為是否与同性戀相同呢？北京公共衛生協會秘書長、協和醫院心理健康部的甄中科教授認為：同性戀是性心理的變態，他們的性指向為同性。現在很多人給同性戀翻案，說是個人隱私，但這是從社會學的角度看；心理學不這么看，仍認為這是性心理障礙。對于紅豆事件，如果其在猥褻中性心理取向指向了同性，就是性心理异常。但變態心理的人也要負法律責任，与精神病人不一樣。其次，對于儿童的傷害首先是心理傷害，這有時比肉體傷害還要嚴重。他們以后會失去對社會，對人的信任感，給他們留下的心理創傷是嚴重的。
從心理學角度看，紅豆的所作所為應該受到社會的、法律的譴責。從醫學上看，紅豆的行為可能涉及到同性戀和戀童癖兩种情況。對于同性戀，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們對自由和權利認識的深化，人們日益認為，自愿前提下同性之間的性行為屬于個人權利的范疇。國家的法律不應對個人的私生活干涉過多，所以，現在西方許多國家已經將同性戀合法化了。2001年4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与診斷標准》第三版也指出，同性戀行為并不一定屬于精神障礙。但對于戀童癖，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都認定，這是一种心理、行為疾病或變態。北京安定醫院副教授湯宣朗博士認為，戀童癖分為兩种情況，一种是境遇性的，一种是素質性(先天性)的。前者是指在特殊的環境中，如舊時的皇宮、演藝界或單一性別集中的地方如監獄、軍隊，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比如，在過去的梨園和今天的演藝圈，在追求怪、新、异的生活風气下，一些人會以同性和戀童來滿足自己的怪异需求，從中獲得愉悅与興奮。
戀童癖實際上是一种追求怪异、新鮮、冒險和刺激的行為，這類人盡管是少數，但這种行為傷及他人，既不合倫理，敗坏社會風气，又触犯法律。盡管西方一些國家視性交易合法，但与雛妓進行性交易仍然是違法的。即使在比較開放和自由的美國，傷害未成年人的行為也是不能原諒的。而在東方文化中，人們視侵犯同性的未成年人更是罪大惡極。
對紅豆行為的認定，也給我國刑法提出了一個新要求，今后是否應該增加針對同性性行為的明确條款。目前我國刑法中的猥褻犯罪，是從以前的流氓罪中分离出來的，同性猥褻，尚未作為一個獨立的犯罪來處理。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的謝望原教授認為，對某一行為人而言，如果他确實是對未成年的青少年實施了同性性行為的話，也要遵循刑法第二百三十七條有關猥褻儿童的內容進行處罰。
更何況，紅豆的行為已經超出了一般的猥褻范疇，他的行為摻雜著金錢交易。
紅豆對偵查員說：
“你們別問了……”
偵查員對紅豆的審訊前后長達16小時。開始時，他一言不發。漸漸地，有了一兩句答話，但這些話偵查員听可以，一拿起筆准備記錄了，他就馬上閉口不說了。由于掌握了大量、扎實的證言、證物和證人，偵查員的態度雖然不溫不火，但紅豆必須回答每一個問題。末了，紅豆嘆了口气，無奈地說：“你們別問了，我站起來給你們唱歌吧，唱几百首保證不重……”
然后，紅豆斷斷續續地敘述了作案經過。
交代完結后，他似乎有了犯罪感，垂下頭，開始思考將為此付出的代价。之后，他落下了淚：
“我敗了。”
2001年12月27日，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批准逮捕紅豆。
2002年1月12日，筆者在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見到了身著“朝看”字樣囚服的紅豆。囚服的式樣是馬甲，馬甲里面是他被捕時穿的深灰色呢子長大衣，大衣里面是淺駝色條紋毛衣，下穿藍色針織運動褲，就是兩側帶白褲線最普通的那种，一雙黑色舊皮鞋。筆者問他進來多長時間了，他自嘲說：“今天是我滿月的日子。”
紅豆的意思是說，他在看守所里整整度過了30天。
紅豆被捕后，所有記者都被擋在看守所的高牆外，所以他對筆者的到來感到不安，一再追問筆者“是哪里的”。筆者如實相告：“市公安局的。”他听后好像心里踏實了些。他說他已經知道了《京華時報》在連續報道他的事。
紅豆面色發黃，蓄起了胡子，這与他在舞台以及熒屏上塑造的青春健康形象大相徑庭。他說，我留胡子一來是蓄須銘志；二來，事發前我正准備接一部30集的電視連續劇，演清朝的一個皇帝，正好看看自己留胡須的樣子适合不适合演皇帝的角色。只是，恐怕演不成了。紅豆說著苦笑了一下。
其實，紅豆在作案的過程中，經常會有犯罪感伴隨，畢竟對象都是不諳人事的孩子。但每每都是“這事儿算不了什么”的想法給了他安慰。
紅豆在描述他對自己行為的感受和認識時說，像“針扎在皮膚上，刺破了點儿皮，刺激，但沒不良后果，傷不到根本。”
這話也許說明他的行為屬于“戀童癖”。紅豆又說：“這事在圈內普遍存在，所以，沒當成什么大事。”
紅豆說的“這事儿”指的是同性戀，但是他的行為逾越了同性戀的范圍。其實紅豆早已意識到自己的行為不是同性戀了，不然他為何得知警方抓捕他的信息后，打電話給學校，問能否私了？
筆者問紅豆是否后悔時，他不正面回答：“沒有人事先知道開車將會撞人而硬要開車出去的。”從他的話里可以听出，他作案過程中心存僥幸。
紅豆形容事情敗露后的心情是：“就像一瓢清水，一潑而過。”不知道他說的“清水”是寓意自己過去的清白名聲，還是指自己把那些男孩靈魂的“清水”弄渾了。
筆者試圖讓紅豆挖自己的思想根源，他說，文藝圈里的人普遍有自戀傾向，總希望找回自己年輕時的影子。所以：“不管文藝界，還是科學界，政界也一樣，他們追求成績，并不是出于愛人的目的，而是愛他們自己。從愛自己退到愛自己最好的那一段年華。”
紅豆說他特立獨行，別人都忙著掙錢，他卻到處去游玩，別人都去發達的國家，他卻喜歡貧窮落后但歷史悠久的國家，去尋找一种虔誠的、超脫的、空靈的感覺。
紅豆說，進看守所之前，我已經做好了挨一頓暴打的准備。但是沒想到，看守所里的民警安排得那么周到，不僅民警對我好，囚室里也沒有犯人欺負我。我很安全，一個人坐在角落里。囚室里人最多時有25個，最少時也有17個。大家都知道我是誰，但沒人知道我因為什么進來，也沒人問我為什么進來，我也不想和別人說話。
紅豆繼續說，在號里沒人理也不好，因為沒辦法阻止腦子思考。當我得知《京華時報》連續三天報道這件事，越往后想，心情越糟，有時想得自己快瘋了，所以就拼命不去想。
出事前的兩個月，紅豆剛剛出任中國儿童基金會“安康計划”的形象大使。“安康計划”是在去年推出的一項大型公益活動，其宗旨是“讓儿童遠离傷害”。計划的負責人稱，當初選擇紅豆作為形象大使，是考慮到其長期以青春健康的形象出現，具有一定號召力，所以經過慎重研究后，才決定聘請其為形象大使。但若确認紅豆有違法行為，該基金會將立刻撤銷其“形象大使”之職。
紅豆的行為与“安康計划”形象大使之間已經很難划等號了。
采訪結束時，筆者問紅豆，能否給他拍張照？他很爽快，但馬上把刺眼的“朝看”囚服脫掉，站直，雙手插進呢子大衣兜里，很平靜地看著相机。
紅豆事件又爆出一位當事人
就在囚室里的紅豆度日如年，檢察院即將向法院起訴之時，2002年1月2日，《每日新報》惊爆紅豆曾在2001年任某大型活動形象大使，隨車隊途經山西運城當晚，曾猥褻一男童的消息，使紅豆事件雪上加霜。
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介紹說，2001年5月，在某個大型活動中，多家單位聯合組成了車隊宣傳助威，當時紅豆作為車隊的明星大使，隨車隊遠征。車隊在山西境內行進期間，曾在山西運城賓館駐扎一夜。當時，因紅豆是明星身份，被專門安排在運城賓館的貴賓樓住宿。第二天中午，當車隊即將准備出發時，兩名運城當地警官來到運城賓館，要求傳喚紅豆。原因是警方接到一位家長的報案，稱其14歲的儿子在前夜遭到紅豆猥褻，故警方決定即刻傳喚紅豆進行調查。當這兩名山西警官赶到運城賓館時，紅豆并沒有在賓館，所以找到車隊其他成員了解情況。兩位山西警官在運城賓館進行調查時，出示了兩人的警官證件和傳喚紅豆的傳喚證。
雖然紅豆所涉及的事件屬個人行為，但考慮到紅豆的身份，所以經有關部門協調，同意紅豆繼續駕車隨車隊前行，當天中午，車隊在午飯后按原計划出發，在當地警方派出的警車護送下离開運城，于當天下午离開山西。為了避免外界發現异常，當天紅豆仍然開著那輛他一直駕駛的三菱越野吉普車离開山西省境界，躲過了有關方面調查。
車隊离開山西后，活動主辦單位便通知車隊馬上將紅豆調离。于是，在車隊到達西安的第二天凌晨，車隊便安排紅豆乘當天最早的一班飛机秘密回到北京。
山西運城受害的男童叫晨晨，隨母親從農村來到運城讀書，不料遭遇此事。晨晨的母親雖然是一個農村婦女，卻有打官司的秋菊一樣的膽識，她表示：“一定要討個說法。”
晨晨的母親為孩子請了天津擊水律師事務所的于偉昕律師。于偉昕律師想搶在紅豆案件仍然停留在檢察院調查階段的時机，爭取与北京七名受害男童并案處理。但不知何故，此時晨晨的母親卻突然猶豫了，有關晨晨受害的相關材料整整拖了三個月才傳真給天津擊水律師事務所。2002年4月底，接到材料的于偉昕、潘強律師正式代表運城受害男童晨晨，向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提出立案請求。但是，我國公檢法部門立案、辦案有著嚴格的時間界限，北京市公安局朝陽分局的偵查任務已經于2001年12月27日結束，移交給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檢察院經過調查審理，認為，紅豆無視國法，為滿足個人淫欲，竟多次猥褻儿童，其行為嚴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利，已构成猥褻儿童罪，已經正式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因而，晨晨被猥褻案喪失了与北京的受害男童串、并案調查的時机。
于偉昕律師惋惜地表示：“如果晨晨的母親能早一點動手，把相關證据遞交到朝陽分局，兩案合并的几率是100%。”
2002年5月8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對紅豆猥褻男童案立案調查。
紅豆曾體驗獄中生活，
不想竟成為現實
紅豆是北京歌手，雖然年輕，但出道卻很多年了，被稱為“老歌手”。在歌壇，紅豆屬于表演型的，就是那种邊舞邊唱形式的，他認為自己的舞台功夫較全面。
紅豆本名王立勇，紅豆是他的藝名，1968年9月20日生于北京，是父母的第三個孩子。紅豆的家人都与文藝沾邊，父親是小號手，哥哥制造古箏，姐姐在鋼琴厂工作。
從6歲起，紅豆就被選入北京市少年宮唱歌，一直唱到13歲。1987年7月，19歲的他參加北京電視台“群星杯”歌唱比賽，以一首《忠實的心想念你》獲得冠軍，從此步入歌壇。
同年9月，東方歌舞團團長王昆宣布收他為徒弟，從而進入東方歌舞團當演員。10月，他參加了在首都體育館舉行的全國百名歌星演唱會。參加這次演唱會的，有數百名歌手，但是有獨立演唱机會的歌手只有12個，紅豆是其中之一，唱的是他的成名作《忠實的心想念你》。這意味著紅豆從此躋身全國歌星的行列。
這年的年底，他的《忠實的心想念你》灌制了歌帶合輯。許是王立勇這個名字過于大眾化，或者受他的歌詞中“想念”、“忠實”的啟發，抑或他的容貌可愛，錄音灌制完成后，錄音師建議他不用王立勇本名，以“紅豆”作為藝名，他同意了。紅豆說，他說不上喜歡這個藝名，但已經叫開了。
1989年，他拍攝了電影《西行囚徒》，和梁天搭檔。戲中描寫一群囚徒在被解往西部勞改農場途中的各异表現。紅豆飾演一名揭穿途中企圖逃跑犯人的陰謀，幫助獄警消滅了暴動萌芽的囚徒。
接這出戲后，為了找准犯人的感覺，紅豆到廣東的一個監獄里體驗了一番生活，當了一回“囚犯”。這是他第一次“入獄”。沒想到12年后的現在竟成為現實。談起這段經歷時，紅豆的臉上掠過一絲窘意。
1991年，他与台灣一家音像公司合作出版了第二張專輯《少年個體戶》。這時的紅豆，是名副其實的“少年個體戶”。1989年，東方歌舞團改組，王昆不當團長了，她選用的一些人也紛紛离去。紅豆把自己的人事檔案從東方歌舞團取出來，往居住地居委會一放，拍電影去了。
1995年，紅豆榮獲香港TVB第一季度十大金曲新人獎冠軍(這對國內歌手來說，是第一人)。隨后在香港發行專輯《想你一整夜》。這以后，他好像在歌壇銷聲匿跡了。
直至2001年8月，他才以國產現代恐怖片《閃靈凶猛》重新殺回娛樂圈。這部電影在暑期創下同期國產電影票房第一的紀錄。片中，紅豆出任男主角，与香港影帝黃秋生合作。
同年11月，他簽約的金輪影視文化藝術有限公司推出了他的個人專輯《豆你玩》。在這張專輯里，紅豆采用全新的舞曲音樂，由當下最具人气的音樂制作人張亞東擔任制作。紅豆很重視這個作品，他雖然出道很早，但是還沒有發行過一張純粹意義上的個人專輯。《豆你玩》算是對他歌唱生涯的一段總結。為此，他還特意去了一趟曼谷“找靈感”，力求將异域文化与异國情調融入歌中。据說專輯推出后，有人反映：“水准不俗，讓人們眼前一亮。”
不想歌帶發行不久，東窗事發，隨著他健康青春的形象一夜間跌落谷底，《豆你玩》這張原本被一致看好的專輯在全國范圍內遭到了全線滯銷，近乎“玩儿完”。
處在創作旺盛期的藝人紅豆，因為這次駭人的丑聞，由台上星跌為階下囚，無疑使他的前途蒙上陰影。但更重要的是，他給整個社會造成了傷害，特別是在那些日后可能成為如他一樣明星的男孩子們心靈上，留下永難愈合的創傷。
盡管紅豆的行為受到全社會的譴責，但善良的人們依然關心他的藝術生命，有人說：“如今毛宁在廣州复出，有女歌迷下跪。既然大家給了毛宁机會，那么紅豆現在有悔過之意，希望大家也給他一個机會吧！”
被判入獄三年半的審判結局，使紅豆“無罪釋放”和“复出”成為泡影和奢望，看來他只能成為遲志強第二，做一個“化悲慟為力量”的牢獄歌手。不過這并不影響人們對他的善良期待，就連公訴机關的態度也很“溫婉”：“紅豆的行為違背了我國精神文明宗旨，為了一己私欲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今后應吸取教訓、認真改造，爭取今后用自己的藝術天賦為祖國多作貢獻。”(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