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12月10日訊】（大紀元記者凱文加拿大溫哥華編譯報導）公眾終於有機會近距離觀察應對疫情的前線醫護人員的生活，在本省最繁忙的醫院之一的重症監護室和「紅色地帶」工作的醫護人員所面對的壓力、疲憊等情緒令人震撼。
數週以來，CTV新聞一直與省衛生保健部門（Providence Health Care）合作，講述這些鮮為人知的故事。本週二，衛生局提供了強大的支持，讓溫哥華市聖保羅醫院工作人員對公眾描繪了一幅幅生動而又令人心痛的畫面，講述了為維持最嚴重的病人生命所做的努力。他們都已與病毒進行了幾個月的戰鬥， 在疲勞和孤單中默默地堅持。
爭分奪秒
「一切都變得專注於分秒必爭，防止任何污染或感染，但這帶走了很多人性，壓力也隨之累積。」重症監護醫生約翰-博伊德（John Boyd）說。「每天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大家仍然按部就班來工作。我們正在度過難關，我們希望每個人都能保持安全。而工作本身只是變得有點孤獨，因為我們幾乎總是在面具裡面。」
從護士到醫生，從呼吸治療師到維修人員，重症監護室和COVID-19病房裡的每一個人都層層疊疊地穿上了個人防護裝備，但最艱險、最緊張的程序是讓工作人員接觸到病毒濃度最高的區域。例如，給病人插管是高風險的，但也是保住病重患者的生命的最重要措施。
「一方面，很多病人處於半昏迷狀態，他們正在失去呼吸能力。另一方面，時間的緊迫也給了我們很大壓力，因為我們必須儘快幫助他們，否則他們就會停止呼吸，這就是我們稱之為「霧化程序（aerosol-generating procedure）」的風險時間——當一根管子穿過聲帶直接進入病人的肺部時，就會產生一個迄今為止病毒數量最高的空間，」博伊德解釋說，「病毒可能會在房間裡噴得到處都是，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一間高度負壓的房間裡進行這些程序。房間裡的人越多，面臨風險的人就越多。」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標準程序包括嚴格限制每個程序的最低人數和每個人可執行的任務數量。當他們離開時，他們必須脫掉很多個人防護裝備，在脫掉每件物品時對身上進行消毒；他們必須避免接觸病人房間內的任何東西，在假設一切都被病毒污染的情況下工作。
這個過程非常耗時，重症監護室裡的醫生們配有雙筒望遠鏡，可以快速直觀地觀察病人的情況，了解他們的情況，以決定是否以及何時進入。
紅區病房的故事
當具有COVID-19的症狀的病人來到聖保羅醫院時，他們會被迅速轉移到7B單元的指定病房，那裏有一條明確的線將黃區和紅區分開。
他們在等待測試結果時，會留在黃區，但會被當作陽性來對待。確診了，他們就會被轉移到紅區；兩邊沒有聯繫，各小組獨立工作。
「我們在房間裡的時間很短。帶著個人防護裝備在房間裡很難受，很不舒服。專職紅區護士」朱莉婭-帕夫洛娃（Julia Pavlova）表示。她在疫情發生前幾個月才畢業，當省衛生局邀請員工到醫院最危險的區域工作時，她還是個新手。現在她從事護理工作已經整整一年了。
「我是自願的，沒有人把我推到這個崗位上。一開始這很可怕，但是我必須小步快跑以跟上進程。」帕夫洛娃說，「我從來沒有讓自己放鬆，我無時無刻不記得一切都被病毒覆蓋了。」
這位有兩個十幾歲女兒的母親還要贍養年邁的高齡母親，和當時許多一線工作者一樣，在疫情開始時搬出家門兩個月，以避免讓她們接觸到病毒。所以當CTV新聞問帕芙洛娃如何看待反口罩抗議者和COVID-19否認者時，她變得非常激動。
「我希望你永遠不用握著一個快死了的病人的手，我希望你永遠不必為了最後一通電話而進入那個房間。當你拿著那個電話，那個人說著最後的告別時，整個家庭就這樣被擊垮了。那些抗議者們不在那裏。」她直接對抗議者表示。「當聽到有人在抗議，堅持自己有權利不遮住自己的臉，聲稱這關係到他們的自由，我在想，那些（因covid-19）死去的人是否也該有活著的權利呢？他們有那麼多年的生活，他們也有享受生活的權利，而現在他們被病毒搶走了生命，他們的家人傷心欲絕，怎麼辦？」
時刻面臨感染的風險
雖然聯邦和省政府自春季以來一直在採購新的呼吸機，但博伊德指出，這些機器不會自己運行，必須要相應的專業人員來操作。雖然呼吸機是有了，但人力是另一回事，培訓一名醫生或護士來照顧這些病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們有時不得不通過電話或Zoom來傳達最困難的消息，你有時只想給他們一個擁抱或一個觸摸的手勢，這在以前是可行的，而現在是如此錯誤的想法。」
醫護人員正揹負著沈重的負擔，不僅要經歷和我們其他人一樣的社會限制和壓力，而且感染病毒的風險也時刻縈繞在他們的一舉一動中。「這是處於極大的孤立中，」博伊德說，「這對他們與患者家屬的交往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責任編輯：魏思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