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學員追尋師尊 見證慈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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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5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易凡新西蘭奧克蘭採訪報導)「一個癱瘓的人被送進來,幾秒鐘師父就能讓他走路了,全場一片掌聲。」欒元弘先生從1993年底修煉法輪功,曾四處追尋李洪志師父。他是中國哈爾濱第一個煉功點的組建者,而他的人生故事也許更具傳奇色彩。

苦苦尋覓

「在我14/15歲的時候,就對氣功特別有興趣,那時還在上中學呢。80年代在中國正是氣功熱,我那時候經常買一些氣功雜誌去看去研究,如《氣功與科學》、《氣功與體育》之類的,也參加過當時一些氣功大師的學習班。」

「我參加過很多功法,學一學呢,覺得這個功沒意思,就不學了。可你要說它不好在哪裡,我也說不出來,反正不是我要找的。但不學了之後又放不下,我還得去找,就又去買氣功雜誌。那種雜誌基本都是月刊,每個月出一期,這麼多年下來我買的那些雜誌,摞起來比我個子都高。」

「從83年開始,到93年這十年的過程中,我也沒找到我要找的東西。你如果問我:你到底在找什麼?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麼,但我就是在找。」

「直到93年年底的時候,我在雜誌上看到北京研究會的王治文先生寫的一篇文章,叫做《法輪旋轉新天地》。看完了之後我說,哎呀這個功好!法輪24小時旋轉,你不煉功功煉你啊。因為我以前接觸的氣功多,知道一些概念,覺得這個功太好了,就學這個。我就趕緊給王治文寫了封信,問他這個功在哪能學?在哪能買到書?」

「王治文先生隨後給我寄來一張單子,是94年上半年李洪志師父在國內傳法的一個時間表,同時還郵給我一本《中國法輪功》和一盤煉功磁帶。我又把錢給他郵去。」

「收到這張辦班計劃之後,我就計劃著去參加學習班。轉過年是一月份,到年根了火車票不好買,上哪去參加這個班呢?選來選去,我就選了一個離家(哈爾濱)近的小城市叫凌源(位於遼寧省)。」

「我有個親戚在錦州,我就想先上親戚家,然後再往那去。可到親戚家之後才知道,那個地方非常小,沒有快車,要坐十多個小時才能到。同時我大爺對我一通批,這年頭你還敢一個人出來,多亂呢!怎麼怎麼地,嚇了我一頓,硬把我給嚇唬回去了。這個班我就沒參加上。」

「回去後上朋友家喝了點酒,然後到家睡覺,睡到半夜三更我突然坐起來了——不行!把燈點上之後,我又把王治文給我郵來的那張單子找出來,我還得參加。一看,石家莊有一個,大城市有火車啊,坐到北京之後可以從北京轉車過去。我就又開始計劃買票,雖然買票也很困難,可是我的決心非常堅定,我就是要去參加,去學這個功,最後終於買到票了。」

終得大法

在石家莊的講法班上,李洪志師父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述了博大精深的道理,解答了欒元弘許許多多的疑惑。

「以前練氣功都是祛病健身,並沒有修煉的概念,聽了李洪志師父講法之後我才知道,噢,原來當人並不是目的,最終的目的是返本歸真,儘管那時候認識的也很膚淺。」

「從石家莊聽完課以後,我又參加了師父在其它城市的講法班。因為我從事的是建築工作,那年正好是基建下馬(沒有活兒),所以有時間。在94年整個一年中,我陸陸續續地參加了師父在八個城市的九次講法班,按順序分別是石家莊、長春、鄭州、濟南、大連、哈爾濱、延吉和廣州。」

「既然在八個城市,為什麼聽了九次課呢?也很有意思。94年4月底,師父回家鄉在長春講法,長春當地的學員本來就特別多,外地又來了很多學員,而會場只能裝1000多人,吉林大學的禮堂不是很大。沒辦法,只好分成兩個班,師父上午給外地來的學員講一次課,晚上再給長春當地的學員講一次課,那次師父特別辛苦。」

「我是外地的學員,所以買的是上午的票,但是晚上沒什麼事就到會場去看看。我問研究會的人,他們說早就沒票了,所以我只好站在門口。我正站著呢,忽然騎車過來一個人,我也不認識,他上來就問我『你要不要票?』我一聽樂得趕緊說,要啊要啊,買還買不著呢!我趕緊掏錢買了票,就這樣上午聽了一次課,晚上又聽了一次課。就這樣,隨著不斷的聽師父講法,我對法的理解就不斷的在提高。」

「師父在初期講法的時候,一個班大概有1000多人,但聽課的人數不斷增多,到後來沒有4000人的會場根本就沒法辦了。94年12月在廣州是師父最後一次在國內傳法,我從哈爾濱坐火車過去,到那一看,人簡直多的沒有辦法。會場在一個體育館,後來經過多方協調,體育館上面的座位全坐滿了,下面是木地板也坐滿了,還裝不下,又把旁邊一個房間作為分會場。分會場看不到師父的面,但是可以通過電視觀看直播。」

「那是我在國內最後一次見到師父。」

慈悲的力量

在欒元弘的印象中,師父沒有常人的架子,非常非常的隨和,非常非常的慈善。「你站到師父跟前的時候就會想哭,有流淚的那種感覺。」在追隨大法將近一年的過程中,欒元弘有幸和師父多次近距離接觸。

「第一次是在石家莊學習班結束的時候,我從會場回招待所,大家都往外走,有一位老阿姨好像在問師父什麼事,師父回頭跟她說話的時候我就站在旁邊,離的非常近。老阿姨的問題我沒聽到,就記得師父當時跟她說(不是原話):你什麼都能放下,我什麼都管,你什麼都放不下,我什麼都不管。儘管已經過去20多年了,我始終記得師父講的這句話。」

「師父在哈爾濱傳法的時候,我是工作人員,幫助維護秩序。師父講完課出來,主席台的椅子下面坐了很多學員,我就在前面做手勢,示意讓大家別都站起來跟師父握手,人那麼多不就亂了嗎。可我回頭看到師父的表情,好像告訴我不要那樣,我心裡頭感到撲通撲通的…」

「還有一次在會場,師父往裡走,入會場講課的口,那天我正站在那裡。一個像是居士的人,聽課之後走過來問師父,『我以後可不可以回家修?』師父回答了一句說:『你回家修更好。』就那麼幾個字,我在旁邊聽到之後,忍不住就要落淚。這對於常人來說可能不容易理解,那種感覺你形容不出來,你只有親自站在旁邊才能感受到。那種東西你想表現是表現不出來的,只有修到那種境界,才能體現那種慈悲啊!」

「我們講的話只是一句話,它沒有背後的力量。而師父說出的話,有法的內涵在裡面,不是字表面的含義了,所以聽了之後你內心會震動的,一句話你就要落淚的。」

見證神奇

在師父傳法的過程中,欒元弘也見證了不少神奇的景象,他略舉幾例。

「師父在鄭州講法的時候,由於有比賽占用會場,所以學習班臨時挪到另一個體育場。那裡沒有椅子,只有一層一層的、水泥的樓梯凳,因為沒有號碼,所以可以隨意坐。可能是大家都想離師父近一點,所以會場的下面、中間都坐滿了人。那是一個橢圓形的會場,如果師父進入會場,就得繞一圈才能走到講台。等師父進來的時候,只見大家「唰」的一下就讓出一條道來,等師父走過去之後,「唰」的一下又合上了。特別快,也沒人指揮,那感覺有點像去年香港反送中的時候救護車穿過人群的那一幕。」

「同樣在這個體育場,到第三天的時候出現了一些情況。當時我們什麼都不知道。師父正在給大家上課,就看到天陰下來了,又打雷又颳風。會場上面有個燈泡,忒——滅了,忒——亮了,忒——又滅了,忒——又亮了。這是一個廢棄很久的體育場,很多玻璃本來都是碎的。只聽窗玻璃被風吹的啪嗒啪嗒響,雨很大,雨水順著窗戶就流進來了,我們只好挪動挪動位置以免濕了衣服。」

「師父一看這種情形就暫停下來,先不講法了。講台上面不是鋪了一層白布嗎,師父雙盤坐了上去,然後打起了大手印。我也不懂什麼意思,但是坐在那裡不住地流淚,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等師父打完大手印之後,簡單說了幾句。我理解的大概意思是:另外空間有魔來干擾,師父已經把它們都給收拾了。處理完後,燈也亮了,天也晴了,雨也停了,師父又開始接著講法。前後也就幾分鐘吧。」

「當天結束後,我們出來看到沿街到處都是被雷劈下來的樹杈。當天的《河南日報》還報導了,說出現天災,造成多少億人民幣的損失,這個事很多當地人都知道。」

哈爾濱第一個煉功點

欒元弘儘管從93年底就開始學煉法輪功了,但他很低調,從來不擺什麼老資格,記者無意中發現,他竟然是哈爾濱第一個煉功點的組建者。

「在我得了法之後,我就想,應該去找一找過去練其它氣功的朋友們,跟他們弘傳弘傳大法。我找到當年練其它功的一位老阿姨,跟她一說她就想學。她還有兩個好朋友也是一說就想學,這樣我們四個人決定組建一個煉功點。」

「哈爾濱有一個很大的公園叫兒童公園,那裡有很多晨練的,有練氣功的,打太極拳的,跑步的,早晨起來的人特別多。大概是在1994年的4月份,我們就在那裡建立一個煉功點,這應該是哈爾濱的第一個煉功點。」

「因為我年輕,動作相對來講又做的標準一點兒,我就在那裡教她們三個煉功。那時既沒有橫幅,也沒有錄音機,只能聽我的口令。」

「在我教她們三個人煉功的過程中,就不斷的有新人進來。其實根本沒有人叫他們,他們只是看到我們的煉功動作就加入進來,我就教他們。當然煉完之後他們會問我,小伙子,這是什麼功啊?我說這是法輪功,然後講講這功動作怎麼樣,最關鍵是這功注重心性的修煉,把我從書中學的道理介紹給他們。」

「等學員逐漸增多之後,我們不得不轉移到一個更寬敞的地方,可是這附近還有另外一個功法。我們沒有錄音機,而他們的錄音機開到最大音量,聲音都失真了。但有趣的是,他們天天都有人過來學法輪功,所以他們的人越來越少,而我們這邊越來越多。」

「師父來哈爾濱傳法之後,哈爾濱成立了輔導站,我們這才買了錄音機,後來我又從長春請來法輪功的橫幅。到99年的時候,哈爾濱的煉功點幾乎隨處可見,整個哈爾濱有上萬人在學法輪功。」

走上天安門廣場

「從99年7.20後,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打壓。全國各地抓捕了很多輔導站的負責人、輔導員,電視24小時滾動播放,造假污衊法輪功,什麼污水都往你身上扣。你打開電視,所有頻道播的都是這個東西。突然面對這種壓力,大家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因為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我們最知道修煉法輪功的是什麼樣的人,電視裡那些東西都是假的,所以看了這種東西內心是很痛苦的,同時又感受到了強大的壓力,那種壓力是在精神層面的。」

「2000年12月份,我決定去北京上訪。在去北京之前,我心裡頭其實很矛盾,很煎熬。因為我知道大法好,而我卻不能站出來,不能為大法說句公道話,覺得心裡頭特別難受。在那種壓力下,周圍工作和生活的環境都令人恐慌,我知道我要是去了可能命都沒了。」

「那時候我經常半夜睡著睡著覺就突然坐起來——哎呀我得上北京,可是當我真要走的時候我又邁不出這一步。就在思想鬥爭中掙扎著,我要去,還是不敢去。到後來,我終於堅定下來了——就是死我也要去!我必須上北京,上天安門,為大法說句公道話。大法給了我這麼多好處,而如今大法遭受魔難,我連『大法好』都不敢說,我這成了什麼人了?我這還是人嗎?!當我這個心一穩下來,晚上就睡的踏實了,不會半夜再坐起來了。」

「12月下旬,我和幾個功友來到北京,來到天安門,因為信訪辦已經沒有意義了。我站到金水橋那兒,事先在袖子裡放好了橫幅,黃色的橫幅,上面寫著『真善忍』。我掏出來之後,高高舉了起來,我站在那高聲大喊『法輪大法好』,『法輪大法是正法』,『還我師父清白』。話音剛落,周圍的警察跑過來一擁而上,就把橫幅搶走,把我塞到警車裡了。」

「把我拉到前門派出所吧,進去之後,就看外地來的同修哪人山人海,一波走了又是一波,一波走了又是一波……」

艱難歲月

欒元弘被遣返回去後經受了拘捕、毆打、關押,家庭被騷擾,隨後又經歷了抄家、通緝、流離失所,成了無法落戶的黑戶。

儘管家庭的擔子、經濟的來源全部壓在妻子一人身上,但是共同的信仰使他們相互扶持,不離不棄,共同走過艱難的歲月。

在多年的被通緝中,欒元弘的神經無時不刻地處於緊張狀態,但他仍然承擔著當地資料點的建設與維護工作。為什麼在這麼艱難的情況下從還不放棄呢?

「因為站在修煉者的角度來看生命,人不只是一生,人的生命也不僅僅是你這一塊肉,還有你精神方面的東西,你的靈魂,我們是追求那些東西。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他們當年也都遭受過權力者對他們打壓。基督徒被羅馬的王們迫害了300多年,你看基督教現在到處都是,可羅馬帝國哪兒去了?在大瘟疫中沒了。就是說,用暴力的方式鎮壓信仰者,這是一種非常愚蠢的行為。對於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什麼都能放下,什麼都能放棄的了,捨棄生命都不足惜,那你對他鎮壓有什麼用呢?你還有什麼可以威脅他呢?因為我知道自己追求的是什麼,這就足矣了。」

2012年7月,欒元弘被通緝七年之後離開中國。圖為他在新加坡機場轉機。(本人提供)

感念師恩

2012年7月,被通緝了七年之後,欒元弘和一家人走出國門,邁向自由的土地。他那每天繃緊的神經終於在正常的人類社會中慢慢平復下來。

2017年,欒元弘到美國紐約,再次見到李洪志師父,心中百感交集,他使勁的看啊看啊……

回首前半生,欒元弘說:「從我93年開始接觸大法,到94年真正參加李洪志師父的學習班,一晃到今天已經過去26年了。我從一個20多歲的小伙子,到今天人到中年,走過了這麼多年。自己在修煉上,和修的好的同修相比,儘管還有很大差距,但是我非常的榮幸。我在自己有生之年能接觸到法輪功,能夠在大法中修煉,真是祖上積德,三生有幸。我真的非常想念師父,謝謝師父救度我。謝謝!」

欒元弘和妻子在新西蘭近照。(易凡/大紀元)
欒元弘和妻子在新西蘭近照。(易凡/大紀元)

責任編輯: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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