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1年07月31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Jessica Marie Baumgartner報導／曲志卓編譯）近期，「美國前線醫生」組織（America’s Frontline Doctors）在密蘇里州堪薩斯城（Kansas City）發表演講，談論有關COVID-19的治療方法。其創始人西蒙妮‧戈爾德博士（Simone Gold）在疫情之初因大聲疾呼支持使用抗瘧疾藥物羥基氯奎因（Hydroxychloroquine, HCQ）而被解僱。
當時，唐納德·川普（特朗普）總統讚揚了這種藥物的有效性，但不久之後，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撤銷了對它的緊急使用授權。最近的研究證實，「低劑量的羥基氯奎因與鋅和阿齊黴素（Azithromycin）相結合是對抗COVID-19病毒的有效治療方法。」
《大紀元時報》採訪了註冊護士莎拉‧阿布舍（Sarah Absher）。她有8年的工作經驗，但今年春天她辭職了。在目睹了疫情實際情況之後，她決定在「美國前線醫生」做志願者。她表達了她對「醫療自由之戰」的熱情，並提供了以前不為人所知的材料來支持她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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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首先自我介紹道：「我喜歡護士這個職業。當我們看到疫情中所發生的事情時，我和戈爾德醫生有著同樣的擔心。」
阿布舍一直工作到今年3月17日。她說，她本來希望選舉後情況會有所改變。但當疫苗在社會上被大力推行時，良心使她不能和業界的普遍腔調保持一致：「我們的工作的一部分是在病人了解情況之後，得到他們的許可（Informed Consent）。但是，在疫苗試驗問題上，業界並沒有這樣做。他們告訴公眾，疫苗對孕婦是安全的，但這些試驗並沒有包括孕婦。」
「談論疫苗的注意事項」
「我們都覺得我們看到的事情不對勁。但醫生們只關心他們的聲譽，他們擔心的是如今的取消文化。病人們相信我們。但是，我的工作中有這樣一個不成文的祕密：如果我偏離了業界的統一言論……（我就會有麻煩）。這就是我離開的原因。當他們告訴我，在談論疫苗時，必須遵循一定的規矩，並發給我一份『談論疫苗的注意事項』時，我就辭職了。」
阿布舍還表示：「我不反對接種疫苗。除了沒打過COVID-19疫苗，我接種了所能得到的每一種疫苗。但是他們越鼓吹它，它就越令我反感。我意識到公眾根本不理解臨床試驗是怎麼回事。」
她解釋了臨床試驗的三個長期階段。COVID-19疫苗的測試尚未完成這些階段。
第一階段之前是動物試驗。然後是一小組人身上的第一階段試驗。這些人同意在自己身上進行試驗而獲得報酬。如果動物試驗和第一階段沒有顯示嚴重問題，那麼第二階段將測試更大的人群。最後，如果大組表現良好，那麼在得到同意之後，第三階段測試將在住院病人身上進行。如果在這些階段中發現問題，就必須改進完善藥物。
「我們如何做到公正？我們將給人們注射疫苗。如果他們有不良反應，這是公正嗎？COVID-19疫苗的一切都偏離了正常，尤其在醫療行業。我們看到了很多來自傳聞的不可靠證據。我們曾經有一個更好的數據蒐集系統。但是我們現在非常草率。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如此賣力地推廣疫苗。如果你查一下FDA的規定，你就會發現他們甚至沒有遵守他們自己的規定：當某種藥物仍然在臨床試驗階段時，你就不能宣稱它是安全的。」
醫療標準需要改變
阿布舍描述了她對COVID-19病毒處理方式的沮喪：「開始的時候，我們對病毒沒有了解。可以說我們犯了錯誤。然而醫生們，尤其是年輕的醫生，很不願承認他們犯了錯。我們經常告訴護士們要誠實，要勇於承認錯誤。」
她解釋了她辭職的原因：「作為醫療專業人員，我們的工作是幫助人們擺脫恐懼。但此次疫情中，他們卻鼓勵人們恐懼。」
「我不會回去，除非醫療界有所改變。它需要改變。」
她的工作經驗提供了更多的視角：「2017～2018年流感季節是我見過的最糟糕的。我們人手不足。許多護士和醫生在接種了疫苗之後仍然得了流感。很多病人死了。但是2020年1月，我的病人中沒有死亡的。我在腫瘤科照顧白血病患者。我們稱他們為『煤礦中的金絲雀』（註：可用於早期預警）患者，因為他們的免疫系統非常薄弱（然而沒有人因COVID-19病毒而死）。」
醫學「已經變得無法辨認」
談到有爭議的治療手段，如羥基氯奎因，她指出：「不僅羥基氯奎因和伊維菌素（Ivermectin）是有效的，很多療法都令人鼓舞。此次疫情的不同之處在於，藥物是否起作用並不重要。醫療作為一種職業已經變得無法辨認。」
她談到這如何促使她加入「美國前線醫生」組織：「今天你可以是左派的寵兒，但如果你偏離了他們，明天你就會受到攻擊。我知道，我們需要堅持更高的標準，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人的生命。」
她指出，「在印度，當他們停止使用抗瘧疾藥物（如羥基氯奎因）時，疫情就會出現大高峰。為什麼發達國家的情況如此糟糕，而非洲卻非如此？非洲的情況良好，因為他們每週服用一次羥基氯奎因來預防瘧疾，所以他們沒有COVID-19病毒的死亡案例。」
直言不諱的代價
當被問及她的家人如何看待她辭職的決定時，她說：「我丈夫非常支持我。他看到我在疫情期間陷入深深的抑鬱。我真的以為其他人也會看到這一點，而情況會有所改變。」
但不幸的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那麼支持。「我的父母，他們是百分之百地相信政府。他們是前政府律師。在他們看來，政府絕不會做錯任何事。當大規模疫苗推廣開始的時候，我們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從二月份開始，我沒有和我爸爸說過話，而我們的關係以前是很親密的。我從三月份起就沒和我媽媽說過話了。我們在打仗。」
像阿布舍這樣大聲反對主流說法的醫療專業人員，他們被消聲了，關於他們的信息也遭到審查。但她希望，其他人還會繼續站出來大聲疾呼。
原文：「Nurse Blows the Whistle on the Medical Industry: ‘They’re Not Offering Informed Consent’」刊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