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12月31日訊】文革期間，在學校裡天天講家庭成分，地富反壞右出身的孩子受排擠。貧下中農出身的孩子也不代表安全。那時候發生的很多事情在今天看來真的是啼笑皆非。
比如，寫作文中誤把「將來」寫成「蔣來」，要上綱上線，「你是盼著蔣介石反攻大陸嗎？」那可又是「階級鬥爭新動向了」，人人都有可能成為「一小撮」。區別在於「是敵我矛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不管怎樣，一旦變成「一小撮」，那就成了仇恨和批判的對象。我們天天唱的樣板戲就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發芽」（《紅燈記歌詞》）。
我們小學校有個音樂老師，偷渡香港被抓，被判無期徒刑。一次拉回學校批鬥，我尊敬的一位陶老師，她在批鬥會上表現得慷慨激昂，刻骨的仇恨，我那時候也就是約10歲的孩子，感到很奇怪，我知道她家成分也不好，兒子在下鄉因此被歧視。她怎麼會那麼恨哪！長大明白了，她本身成分不好，為了自保，為了劃清界限，表現得矯枉過正。
在社會上和學校裡都經常有批鬥會，從批鬥小孩到批鬥大人，從批鬥身邊人到批鬥當權派，特別是批判古人孔子、孔聖人，那時稱作「孔老二」，砸爛孔家店，到處能看到孔老二歪鼻子斜眼睛的畫像。
文革期間戴高帽遊街的特別多，一聽到敲鑼打鼓就知道遊街來了，我們小孩兒都跑去看，經常有萬人批鬥大會。槍斃人、跳井、上吊自殺的，我們也都跑去看。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看跳井的，那是在夏天，那個人躺在井邊地上，身上蓋著一個破蓆子，只有雙腳小腿和頭上部分可以看到，頭和腿腳都脹得很大很大，紫黑色的，頭黑亮，有幾個大蒼蠅圍著嗡嗡飛，記得是沒頭髮，據說是個女的，晒了幾天也沒人收屍。那年代，聽說有時家人怕牽連不敢收屍或不讓收屍的。唉，多少冤魂。
我家的新鄰居，有對當老師的夫婦被批鬥後雙雙上吊自殺，留下三個很小的孩子；另一鄰居約同事在家打橋牌，用英文出牌被告發，定罪是「裡通外國的反革命小組」；還有被插上「亡命牌」的，遊街示眾後拉到刑場陪槍斃，槍聲一響，他看到別人都倒下了，他沒倒下，接著後面繩子一緊，他又被拽了回來。羞辱人格，林林種種，花樣翻新。
那時我媽媽經常給我講，他們曾經的同事是怎樣被打成右派的，生活上的艱難，精神上的羞辱，孩子的悲慘遭遇，怕我因不懂世事招惹禍端。
那個年代悲劇多是身邊人，我父親一個大學同學孫叔叔，我們住的也不遠。他在大學期間是中共地下黨小組成員，反右時相信了中共謊言「向黨交心，幫助黨進步」 等鬼話，最後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我爸爸大學同學很多都是右派），拉架子車二十多年，每月給一點點生活費，一生的青春才華在羞辱中耗盡。
我從小就被教育「言多必失，不要寫日記，不要畫畫，不要留下任何文字的東西」。對敏感問題更是噤若寒蟬，我從小就懂得「惹不起，躲得起」，要「夾著尾巴做人」。
來到海外我真正體會到言論自由就像空氣一樣珍貴！什麼人權啊，生存權啊，在國內從沒聽說過。我父親晚年經常說：「共產黨的政策就是口袋政策，先騙你進去，等你進去了，口一紮，想怎麼整治你就怎麼整治你。」讓人活得沒有一點點尊嚴，這就是誅心的效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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