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2月31日讯】文革期间，在学校里天天讲家庭成分，地富反坏右出身的孩子受排挤。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也不代表安全。那时候发生的很多事情在今天看来真的是啼笑皆非。
比如，写作文中误把“将来”写成“蒋来”，要上纲上线，“你是盼着蒋介石反攻大陆吗？”那可又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一小撮”。区别在于“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不管怎样，一旦变成“一小撮”，那就成了仇恨和批判的对象。我们天天唱的样板戏就是：“咬住仇，咬住恨，仇恨入心要发芽”（《红灯记歌词》）。
我们小学校有个音乐老师，偷渡香港被抓，被判无期徒刑。一次拉回学校批斗，我尊敬的一位陶老师，她在批斗会上表现得慷慨激昂，刻骨的仇恨，我那时候也就是约10岁的孩子，感到很奇怪，我知道她家成分也不好，儿子在下乡因此被歧视。她怎么会那么恨哪！长大明白了，她本身成分不好，为了自保，为了划清界限，表现得矫枉过正。
在社会上和学校里都经常有批斗会，从批斗小孩到批斗大人，从批斗身边人到批斗当权派，特别是批判古人孔子、孔圣人，那时称作“孔老二”，砸烂孔家店，到处能看到孔老二歪鼻子斜眼睛的画像。
文革期间戴高帽游街的特别多，一听到敲锣打鼓就知道游街来了，我们小孩儿都跑去看，经常有万人批斗大会。枪毙人、跳井、上吊自杀的，我们也都跑去看。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就是看跳井的，那是在夏天，那个人躺在井边地上，身上盖着一个破席子，只有双脚小腿和头上部分可以看到，头和腿脚都胀得很大很大，紫黑色的，头黑亮，有几个大苍蝇围着嗡嗡飞，记得是没头发，据说是个女的，晒了几天也没人收尸。那年代，听说有时家人怕牵连不敢收尸或不让收尸的。唉，多少冤魂。
我家的新邻居，有对当老师的夫妇被批斗后双双上吊自杀，留下三个很小的孩子；另一邻居约同事在家打桥牌，用英文出牌被告发，定罪是“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小组”；还有被插上“亡命牌”的，游街示众后拉到刑场陪枪毙，枪声一响，他看到别人都倒下了，他没倒下，接着后面绳子一紧，他又被拽了回来。羞辱人格，林林种种，花样翻新。
那时我妈妈经常给我讲，他们曾经的同事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生活上的艰难，精神上的羞辱，孩子的悲惨遭遇，怕我因不懂世事招惹祸端。
那个年代悲剧多是身边人，我父亲一个大学同学孙叔叔，我们住的也不远。他在大学期间是中共地下党小组成员，反右时相信了中共谎言“向党交心，帮助党进步” 等鬼话，最后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我爸爸大学同学很多都是右派），拉架子车二十多年，每月给一点点生活费，一生的青春才华在羞辱中耗尽。
我从小就被教育“言多必失，不要写日记，不要画画，不要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对敏感问题更是噤若寒蝉，我从小就懂得“惹不起，躲得起”，要“夹着尾巴做人”。
来到海外我真正体会到言论自由就像空气一样珍贵！什么人权啊，生存权啊，在国内从没听说过。我父亲晚年经常说：“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口袋政策，先骗你进去，等你进去了，口一扎，想怎么整治你就怎么整治你。”让人活得没有一点点尊严，这就是诛心的效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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