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8月02日訊】（大紀元記者楊欣文加拿大溫哥華採訪報導）反送中運動4周年了，在聲援香港的集會上回憶起當年所經歷的、那些所見所聞，Jennifer還是很難控制住情緒。抵達加拿大已經一年多，看到還有那麽多香港人仍然在堅持，她感到欣慰。
離開是為了繼續發聲
Jennifer認為，其實，香港市民對政府的不滿，不是從反送中開始的。很久以來，香港政府做了許多不公義的事，越來越步步進逼，所以香港人就嘗試想要回到自己民主的空間。譬如，當時民眾針對「明日大嶼」項目就已經引發一系列的遊行；還有2014年的雨傘運動、占中運動；後來就是演化出來反送中，一百萬人、兩百萬人大遊行。她表示當時自己已經在工作了，但「從頭開始到尾一直有參與」。
Jennifer表示：「其實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樣，因為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衍生出一系列對政府的不信任和危機感。特別是《國安法》實施之後，看到一批批示威者和支持民主的人被帶上不公義的法庭。感覺到香港已經失去了保護市民的司法獨立。尤其那些法律也成一些惡法的時候，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再保護香港市民了。」
「再加上當時《蘋果日報》被政府封殺，已經倒閉了，言論自由很受限制，我就覺得香港人一定需要留下根，所以希望自己到一個安全的地方之後，可以繼續為香港的民主自由做點事情，所以就選擇離開。」
當時加拿大政府為香港人提供的救生艇計劃（Hong Kong Pathway）還在討論中，她已經決定離開。因為已經工作、有一些積蓄，Jennifer申請了學生簽證過來加拿大讀書。過來後有了救生艇計劃，她就申請了Stream A，希望通過讀書能留下來。
7‧21警黑勾結催生勇武派
對於Jennifer來説，在反送中運動中，7‧21元朗黑社會衝進地鐵站無差別打人事件及警察袖手旁觀的反應，是令她改變對警察認知的重要事件之一。
Jennifer回憶，那天早上她參加完一個遊行回家後，正在家裡看其它遊行的直播。那時算是抗爭高峰期，有些平台有幾個直播可以同時看，所以一直開著。
當直播中出現元朗地鐵站的大閘被推上，然後白衣人（元朗黑社會）從樓梯上往下走，衝進地鐵站見人就打的畫面時，她驚呆了。Jennifer馬上撥打電話報警。報案中心回覆說知道了，正在派警察去，就掛斷了線。她「深信警察應該很快到」，但很久都沒有看到警察，只是看著那些民眾被打，包括立場的記者何桂藍被人打，保護她的記者也被打，所以當時Jennifer就在家裡痛哭。
她說：「因為7‧21對我而言，不是在抗爭現場，不是遊行射催淚彈，而是大家正在回家（途中），以為相對比較安全；加上那個地鐵站裡可能很多都是普通市民，不是示威者。」
「應該說在2019年前，我對香港警察都有信任。但7‧21之後對這班人就完全失望。之後很多證據顯示他們是知情，互相包庇。」
Jennifer覺得，這事情發生後，抗爭中才出現了「勇武派」。因為這件事告訴香港人，沒有人可以保護香港人。
「『和理非』已經起不到那個屏障（的作用）。因為尤其是遊行回家那些人，已經是非常和平的示威者，所以那時激發起部分香港人覺得，需要自己保護自己，所以才會有一群『勇武』站出來。」
港共治港是香港的災難
還有一件事情令Jennifer記憶深刻的。那是2020年7月1日。因為6月30日通過《港版國安法》，7月1日有一個「遊行」，當時叫「行街」。當時Jennifer是和媽媽一起去銅鑼灣「行街」，她（媽媽）已經是一個老婆婆。她們是普通的裝束，拿著袋子在走，突然有一班警察從後面追趕行人，從後面瘋狂噴胡椒噴霧。有人在叫的時候，她們才知道要向前跑。Jennifer媽媽後頸中了胡椒噴霧，幸好有人把她們拉進了一間飲料店，才沒有被帶走。後面很多人被警察按倒了，對面馬路一大批人被人要拉上警車。
「我想問（大家）做錯了什麼？是否現在銅鑼灣不能行街。尤其是我媽媽是個婆婆，他們已經不分老少，總之見人就去攻擊，這已充分體現到當時的警察已經很失控了。」
反送中期間，不但出現了因失望而輕生的情況，更有不少像陳彥霖、周梓樂那些被自殺或被虐待的現象。
Jennifer認為：「這就是香港人恐慌來源，我覺得香港警察是故意這樣做是要殺一儆百，使香港人害怕。」
「我認為是共產黨指使的。香港政府只是一個木偶，源頭一定是共產黨發出這樣的指示。中共就是要將香港人馴服到變成內地一樣噤聲，它就要製造無人敢說話這氛圍出來，所以它放任警察失控，放任這些被自殺，這是一貫手段。」
牽掛親人 思念香港
Jennifer是一個人過來加拿大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香港。她表示：「沒有2019（反送中），我絕對不會離開香港，香港是我的家，我可以出去公幹，但我不會離開我的家。因為我本身是一個很傳統的人，我希望我會照顧到我的家人，到老到死，我沒有想過要離開他們，這是一個很不幸的選擇。」「我很想家，每天都有和家人聯絡。」
她解釋：「我想我被捕的風險相對低的，但我心裡明白，如果要繼續為香港做些事，我必須要離開，否則我真的有被捕的風險，而風險會越來越大。」
參加反送中遊行的時候，Jennifer有時是和媽媽一起出去，有時是和朋友一起去的。
Jennifer表示：「我家裡是很兩極的，一邊是很支持政府，一邊是很支持示威者。因為我爸爸是很支持政府的，所以我跟他的關係就越來越差，很多時候出去遊行的時候都不會告訴他。變完裝出去再變裝，然後回家前又變裝，就假裝沒事發生。」
「媽媽是支持（示威者）的，當然爸爸接受不了。所以我亦沒有將這個計劃全盤告訴他，嘗試用另一個方法告訴他。不會說你女兒是『黑暴』，所以我要『著草』（逃亡）。可能是說我已經在外地有工作，暫時不會回來了。」
和家人通電話的時候，「爸爸總是不太願意和我説話，但經常問我什麼時侯回家。我多數是說遲一些吧，可能加拿大收留我、給我身分，當然要先拿身分。我相信他其實心裡是知道的，只是不願意承認。」
Jennifer已經有心理準備，不打算回香港了。「因為已經有太多證據告訴你，你應該要這樣做。當然是很捨不得的，特別是在機場跟家人離別的時候。亦都很擔心，因為始終我的想法很傳統，覺得子女應該照顧父母、照顧家人，尤其家人年紀大，生老病死……不在他們身邊，怎樣照顧他們？」希望：「如果以後有機會，儘量金錢上協助他們生活，多些跟他們聯絡，希望他們不會覺得太寂寞。如果真的有機會，如果他們肯過來就最好。」
最困難的時候是當時仍是COVID-19時期，「當家人真的『中招』，自己又無法在他們身邊照顧他們，他們要自己想辦法，我覺得是最困難的。」
相信香港有未來
在香港出生並長大的Jennifer肯定地說：「香港意味著家，是我的家、我的根！」
對於選擇走這樣一條路，她堅定地表示：「從來都沒有後悔過！」她解釋：「這可能跟我性格有關係。我都是覺得對的要做，見到不公義的事要發聲。我已經算站得很後了，比起很多犧牲更多的人，我已經不算什麼。所以我覺得尤其現在我有能力來加拿大，如果我自己不再繼續去做些事，就對不起在香港的手足。他們的犧牲實在太大了。」
至於下一步該怎樣走，Jennifer認為，「現在加拿大都有不少組織，所以我們儘量去參與做義工幫他們。我覺得我們就要繼續努力，令聲音不要消失。」
「我們都很明白香港人已經無辦法再講什麼，身在海外的香港人，我們當然有憂慮，但我們一定要盡我們的能力，做到多少就做多少。無論是遊行集會、示威或跟自己當地的議員、國會議員講也好，或跟傳媒繼續溝通，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應該做的。要告訴更多人『香港人未死』，我們不會屈服在共產黨權力下；也要告訴他們共產黨本質有多邪惡，不要跟它們合作，無論經濟或政治上，因為你將會是下一個目標。」
Jennifer想感謝那些在荔枝角收押所、在赤柱監獄，被無理拘捕的手足。「多謝他們的付出，我們會記住他們，我們一定會記住！」
Jennifer鼓勵有下一代的香港人帶小朋友離開，「因為如果你的小朋友接受共產黨洗腦，將會無辦法回頭。」她覺得香港人的下一代是香港的根，要把根留下。
Jennifer相信會有「光復香港，煲底相見的那一天」。她表示：「我有這個希望，可能未必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見到，但我相信有這個希望。所以更多的香港人一定要留住他們的文化，留住他們的語言，留住他們的歷史，留住他們的記憶，因為當你回到香港時，你要重建這個地方，可能有很多矛盾，很多被洗腦的人，你必須將真正的歷史告訴他們，所以我們自己一定要很堅定。」
Jennifer最後表示：「很感謝大紀元，因為每次香港人有活動，都會看到你們的身影，所以真的很感謝你們的支持。」◇
責任編輯：林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