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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港人无悔选择:继续抗争 希望在前方

图为Jennifer 2023年在温哥华参加纪念香港7‧21的4周年活动现场。(杨欣文/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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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3年08月02日讯】(大纪元记者杨欣文加拿大温哥华采访报导)反送中运动4周年了,在声援香港的集会上回忆起当年所经历的、那些所见所闻,Jennifer还是很难控制住情绪。抵达加拿大已经一年多,看到还有那麽多香港人仍然在坚持,她感到欣慰。

离开是为了继续发声

Jennifer认为,其实,香港市民对政府的不满,不是从反送中开始的。很久以来,香港政府做了许多不公义的事,越来越步步进逼,所以香港人就尝试想要回到自己民主的空间。譬如,当时民众针对“明日大屿”项目就已经引发一系列的游行;还有2014年的雨伞运动、中运动;后来就是演化出来反送中,一百万人、两百万人大游行。她表示当时自己已经在工作了,但“从头开始到尾一直有参与”。

Jennifer表示:“其实我和很多香港人一样,因为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衍生出一系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危机感。特别是《国安法》实施之后,看到一批批示威者和支持民主的人被带上不公义的法庭。感觉到香港已经失去了保护市民的司法独立。尤其那些法律也成一些恶法的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保护香港市民了。”

“再加上当时《苹果日报》被政府封杀,已经倒闭了,言论自由很受限制,我就觉得香港人一定需要留下根,所以希望自己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之后,可以继续为香港的民主自由做点事情,所以就选择离开。”

当时加拿大政府为香港人提供的救生艇计划(Hong Kong Pathway)还在讨论中,她已经决定离开。因为已经工作、有一些积蓄,Jennifer申请了学生签证过来加拿大读书。过来后有了救生艇计划,她就申请了Stream A,希望通过读书能留下来。

7‧21警黑勾结催生勇武派

对于Jennifer来说,在反送中运动中,7‧21元朗黑社会冲进地铁站无差别打人事件及警察袖手旁观的反应,是令她改变对警察认知的重要事件之一。

Jennifer回忆,那天早上她参加完一个游行回家后,正在家里看其它游行的直播。那时算是抗争高峰期,有些平台有几个直播可以同时看,所以一直开着。

当直播中出现元朗地铁站的大闸被推上,然后白衣人(元朗黑社会)从楼梯上往下走,冲进地铁站见人就打的画面时,她惊呆了。Jennifer马上拨打电话报警。报案中心回复说知道了,正在派警察去,就挂断了线。她“深信警察应该很快到”,但很久都没有看到警察,只是看着那些民众被打,包括立场的记者何桂蓝被人打,保护她的记者也被打,所以当时Jennifer就在家里痛哭。

她说:“因为7‧21对我而言,不是在抗争现场,不是游行射催泪弹,而是大家正在回家(途中),以为相对比较安全;加上那个地铁站里可能很多都是普通市民,不是示威者。”

“应该说在2019年前,我对香港警察都有信任。但7‧21之后对这班人就完全失望。之后很多证据显示他们是知情,互相包庇。”

Jennifer觉得,这事情发生后,抗争中才出现了“勇武派”。因为这件事告诉香港人,没有人可以保护香港人。

“‘和理非’已经起不到那个屏障(的作用)。因为尤其是游行回家那些人,已经是非常和平的示威者,所以那时激发起部分香港人觉得,需要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才会有一群‘勇武’站出来。”

港共治港是香港的灾难

还有一件事情令Jennifer记忆深刻的。那是2020年7月1日。因为6月30日通过《港版国安法》,7月1日有一个“游行”,当时叫“行街”。当时Jennifer是和妈妈一起去铜锣湾“行街”,她(妈妈)已经是一个老婆婆。她们是普通的装束,拿着袋子在走,突然有一班警察从后面追赶行人,从后面疯狂喷胡椒喷雾。有人在叫的时候,她们才知道要向前跑。Jennifer妈妈后颈中了胡椒喷雾,幸好有人把她们拉进了一间饮料店,才没有被带走。后面很多人被警察按倒了,对面马路一大批人被人要拉上警车。

“我想问(大家)做错了什么?是否现在铜锣湾不能行街。尤其是我妈妈是个婆婆,他们已经不分老少,总之见人就去攻击,这已充分体现到当时的警察已经很失控了。”

反送中期间,不但出现了因失望而轻生的情况,更有不少像陈彦霖、周梓乐那些被自杀或被虐待的现象。

Jennifer认为:“这就是香港人恐慌来源,我觉得香港警察是故意这样做是要杀一儆百,使香港人害怕。”

“我认为是共产党指使的。香港政府只是一个木偶,源头一定是共产党发出这样的指示。中共就是要将香港人驯服到变成内地一样噤声,它就要制造无人敢说话这氛围出来,所以它放任警察失控,放任这些被自杀,这是一贯手段。”

牵挂亲人 思念香港

Jennifer是一个人过来加拿大的,家人和朋友都在香港。她表示:“没有2019(反送中),我绝对不会离开香港,香港是我的家,我可以出去公干,但我不会离开我的家。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传统的人,我希望我会照顾到我的家人,到老到死,我没有想过要离开他们,这是一个很不幸的选择。”“我很想家,每天都有和家人联络。”

她解释:“我想我被捕的风险相对低的,但我心里明白,如果要继续为香港做些事,我必须要离开,否则我真的有被捕的风险,而风险会越来越大。

参加反送中游行的时候,Jennifer有时是和妈妈一起出去,有时是和朋友一起去的。

Jennifer表示:“我家里是很两极的,一边是很支持政府,一边是很支持示威者。因为我爸爸是很支持政府的,所以我跟他的关系就越来越差,很多时候出去游行的时候都不会告诉他。变完装出去再变装,然后回家前又变装,就假装没事发生。”

“妈妈是支持(示威者)的,当然爸爸接受不了。所以我亦没有将这个计划全盘告诉他,尝试用另一个方法告诉他。不会说你女儿是‘黑暴’,所以我要‘着草’(逃亡)。可能是说我已经在外地有工作,暂时不会回来了。”

和家人通电话的时候,“爸爸总是不太愿意和我说话,但经常问我什么时侯回家。我多数是说迟一些吧,可能加拿大收留我、给我身份,当然要先拿身份。我相信他其实心里是知道的,只是不愿意承认。”

Jennifer已经有心理准备,不打算回香港了。“因为已经有太多证据告诉你,你应该要这样做。当然是很舍不得的,特别是在机场跟家人离别的时候。亦都很担心,因为始终我的想法很传统,觉得子女应该照顾父母、照顾家人,尤其家人年纪大,生老病死……不在他们身边,怎样照顾他们?”希望:“如果以后有机会,尽量金钱上协助他们生活,多些跟他们联络,希望他们不会觉得太寂寞。如果真的有机会,如果他们肯过来就最好。”

最困难的时候是当时仍是COVID-19时期,“当家人真的‘中招’,自己又无法在他们身边照顾他们,他们要自己想办法,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相信香港有未来

在香港出生并长大的Jennifer肯定地说:“香港意味着家,是我的家、我的根!”

对于选择走这样一条路,坚定地表示:“从来都没有后悔过!”她解释:“这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我都是觉得对的要做,见到不公义的事要发声。我已经算站得很后了,比起很多牺牲更多的人,我已经不算什么。所以我觉得尤其现在我有能力来加拿大,如果我自己不再继续去做些事,就对不起在香港的手足。他们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至于下一步该怎样走,Jennifer认为,“现在加拿大都有不少组织,所以我们尽量去参与做义工帮他们。我觉得我们就要继续努力,令声音不要消失。”

“我们都很明白香港人已经无办法再讲什么,身在海外的香港人,我们当然有忧虑,但我们一定要尽我们的能力,做到多少就多少。无论是游行集会示威或跟自己当地的议员、国会议员讲也好,或跟传媒继续沟通,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要告诉更多人‘香港人未死’,我们不会屈服在共产党权力下;也要告诉他们共产党本质有多邪恶,不要跟它们合作,无论经济或政治上,因为你将会是下一个目标。”

Jennifer想感谢那些在荔枝角收押所、在赤柱监狱被无理拘捕的手足。“多谢他们的付出,我们会记住他们,我们一定会记住!”

Jennifer鼓励有下一代的香港人带小朋友离开,“因为如果你的小朋友接受共产党洗脑,将会无办法回头。”她觉得香港人的下一代是香港的根,要把根留下。

Jennifer相信会有“光复香港,煲底相见的那一天”。她表示:“我有这个希望,可能未必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见到,但我相信有这个希望。所以更多的香港人一定要留住他们的文化,留住他们的语言,留住他们的历史,留住他们的记忆,因为当你回到香港时,你要重建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矛盾,很多被洗脑的人,你必须将真正的历史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很坚定。”

Jennifer最后表示:“很感谢大纪元,因为每次香港人有活动,都会看到你们的身影,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的支持。”

责任编辑:林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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