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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月11日訊】在遼陽鐵合金厂等企業的失業工人和隨州鐵樹集團退休工人的集體行動中，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工人抗爭的目的，是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視，希望上級派工作組下來調查貪污腐敗的市政府和企業官僚，同時，也是為了爭取工人自身最基本的生存權。不同的是，在遼陽，工人有自己所信任的代表，他們的抗爭理性，也比較有組織，所以，即使工人們被激怒了，他們的代表們也能勸阻他們不要有堵鐵路等劇烈的行動。而在隨州，鐵樹集團退休工人由于沒有自己的代表，事態便迅速惡化，工人從開始的不滿，与市政府交涉，一下發展到了堵鐵路。隨州城進而是警察遍地，充滿恐怖。
在遼陽，中央政府通過工人的抗爭而了解了部分真相，懲治了腐敗的地方官員。如果政府沒有逮捕工人代表，而是通過工人代表和工人進行對話溝通，遼陽的社會沖突本來可以理性地解決，甚至可以通過這次事件建立起各方相互信任的社會對話机制。但，政府沒有這樣做，它不但長期拘押工人代表，還將對之判以重刑。這樣，本來可以建立的信任被破坏了，本來可以緩和的矛盾被激化了。用逮捕、判刑來震懾工人的傳統方法完全不靈了：它使已一無所有，沒有什么可以失去的的工人又痛感不平，要”豁出去”了。
遼陽和隨州工人抗爭告訴我們，中國工人今日的生活要比政府想象的艱難得多，而導致這种艱難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地方官員的貪污腐敗。因此，中國工人反腐敗爭權利的行動不但日益頻繁，而且決心日益堅定。對鎮壓，他們也因為其真正的一無所有，因為深感不平，而不再像過去那樣恐懼。這就是社會矛盾會激化的危險所在。同時，遼陽和隨州工人的抗爭也使我們要看到，這种社會矛盾和沖突又是完全可能和平、理性地緩和并不斷予以解決的。在這里，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人的不滿和不平，不是針對中央政府，主要是針對地方政府的那些腐敗官員，針對企業領導和老板。對中央政府，抗爭的工人仍報以信任和希望。希望中央派人了解他們生活的艱難和遭遇的不平，懲治貪官，落實”中央文件精神”，并解決他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這是今天中國工人的抗爭不同于當年完全在計划經濟下的波蘭團結工會的抗爭的主要不同之一。因此，那些錯誤地理解波蘭團結工會的”歷史教訓”，將中國工人今天的抗爭政治化，一味鼓吹鎮壓的人，至少，是完全不了解中國社會經濟結构在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后的變化，完全不了解中國社會矛盾和中國工人的現狀。
面對這一形勢，我們不難理解，中國政府在緩和并理性地解決社會沖突方面，仍有很大的余地。實際上，中國工人具有上述特點的抗爭，給了中國政府在治理社會沖突上實現角色轉型一個很好的机會。它應當，也完全可以在工人對它還報希望的基礎上，在工人与地方腐敗官員的對立，在与資方和企業領導的利益沖突中，站在法律的中立的立場上處理問題，處理違法官員，建立真正的社會對話机制。這樣，社會對立可能緩和，利益沖突可能不斷解決，政府在政治和經濟上為之付出的成本也會降低很多。
這里重要的前提是政府要放棄對自己還信任的工人的鎮壓。這种對腐敗官員的慫恿、對資方非法利益袒護的鎮壓不但違反基本的政治道德，而且，也在不間斷地破坏工人對政府的信任，激化矛盾，從而使社會沖突一步步走向非理性化，解決問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成本為之增加。這种鎮壓的荒謬還在于，那些腐敗，貪婪的地方官員和企業老板撈到了好處，在政治，社會及財政上為之受到損害的中央政府卻為他們”買單”。
這里同樣重要的另一個前提是工人自己的組織的合法化。遼陽和隨州的工人抗爭告訴我們，工人有了自己的合法組織和代表，他們就會及時地，理性地表達自己的愿望，激烈的抗爭行為就可能避免。沖突產生了，政府也可以及時地找到對話的主體從而啟動協商机制，并使沖突避免激化，變成可以預計，可以低成本管理的社會事務。同時，工人自己的組織在對話協商中會迫使企業管理的透明化，中國最令人頭痛的問題，企業層面的腐敗也因此會大大降低，遼陽、隨州這類社會沖突也因此會大為減少。
中國工人的抗爭正在為中國社會利益分化后的對話協商制的建立，為社會的管理走向現代化，注入了一股強大的動力。中國政府何處何從？是繼續其陳舊的，自毀其統治基礎的鎮壓傳統，還是在這股動力的推動下實現一個根本的轉變，以使政府与各社會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形成一個新的平衡？這可能是中共16大后要作出的一個最重要的選擇之一。
蔡崇國
2003-01-09
──原載《中國勞工通訊》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