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3日訊】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名人中，郭沫若是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位，也是研究最不充分的一位。已經出版的傳記和研究著作有數十冊，可是這些書中的“郭沫若”与真實的郭沫若相去太遠了。周恩來說過“有人說，學術家与革命行動家不能兼而為之，其實這在中國也是過去時代的話。郭先生就是兼而為之的人”。周氏的這一評价顯然是褒詞，但我們不妨從反面觀之：恰恰揭示出郭氏的悲劇所在——將為人、為文、為學、為政攪成一團，終于導致了獨立精神和文化人格的失落。
早在五四時代，郭沫若如閃電霹靂般登上詩壇的時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經隱然可現。雖然他激情万丈地高呼打倒偶像崇拜、要做吞掉月亮的天狗，但越是高調越顯得底气不足。他出生于四川樂山沙灣的一個舊式家庭，從小受好的是傳統教育。后來留學日本，接触到的卻是非驢非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極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藝妓、泯滅人性的軍國主義、面目猙獰的科技主義。這樣，郭的文化构成存在著先天的不足。他沒有接触到真正的西方現代文明，沒有現代自由意識作參照，既難于确認自我的价值，更不可能建构起現代的政治理念。在文學領域里，他還可以憑借天才登高一呼，一舉成名；在政治領域，他卻不由自主地成為台前木偶，演出一幕幕的笑劇。
一九二五年，郭氏在《文藝論集》中說，“心安理得地做一條大眾的尾巴”、“尾巴主義万歲”。這种極端的民粹主義導致了他對主體性的主動摒棄。一九四九年以后，作為詩人与文學家的郭沫若不复存在，但人們仍然把他當作文化巨人來看待，這确實有點像米蘭昆德拉所說的“玩笑”，但這個玩笑開得太大了。我翻閱他此后所寫的作品，大致有三類：一是歌頌党和領袖的偉大；二是捍衛党的原則，奉命討伐异端；三是挖自己的心、忏悔自己的不洁。”《女神》之后，我已經不再是詩人了。”算他還有自知之明，但從《女神》的作者、五四的弄潮儿，退化到給毛和作舊體詩的文學弄臣，這“向后走”的几步實在令人触目惊心。我不禁想起魯迅小說《在酒樓上》的主人公，像蒼蠅一樣飛開去，繞個圈，又回到原來的地方——郭氏一生，与魏連殳何其相似!
今人指責其“無恥”，純粹從道德角度評判，毫無建設性意義。与其斥責郭沫若，不如換個角度剖析“郭沫若現象”，方能為今天的知識分子找到一個安身立命的根基。
我曾到郭氏北京故居去參觀過。郭氏故居在北京前海西街十八號，清代這里是王府豪邸，五十年代初作為蒙古駐華大使館，此后宋慶齡曾在此居住。后來，郭沫若于立群夫婦遷入。按“規定”，這是副總理、副委員長一級領導人才能居住的宅邸。它基本上仍是四合院結构，但是其高大、寬敞、厚重、精美，遠非一般四合院可比擬。里面還有大大的兩重花園和一座假山，朱門由警衛把守著。“假如居住其中的郭沫若不是詩人，我們只能如實地把它看作一座宮殿，而不是詩神繆斯的殿堂，更不用說杜甫的秋風所破的茅草屋了……”一位郭氏傳記的作者不無感慨地寫道。
可郭氏就在這樣一座官邸中安安心心地寫作文革中轟動一時的《李白与杜甫》。文章荒謬到這樣的程度：杜詩有“卷我屋上三重茅”之句，郭氏便分析說，杜甫必為大地主，一般百姓屋上只有一重茅，而杜甫則有三重茅。鄰居可怜的乞儿拾走一點吹落的茅草，杜甫居然加以斥責，可見其是“站在地主階級立場的人”。毛揚李抑杜，郭立刻察顏觀色，炮制出這樣的千古奇文，終于与毛達到最佳的默契。難怪周揚說：“郭沫若同志對無產階級、對革命、對革命領袖毛澤東的感情貫穿了他的一生”，周恩來也說：“郭老是革命文化的班頭”。周氏的“班頭”一詞用得絕妙，郭雖然為1949年以后的“第一文人”，實際上仍是“倡优畜之”——班頭，不過是戲子的頭儿罷了。司馬遷早已窺破“文人”的地位，同樣是搞歷史的，晚生兩千年的郭沫若卻一直被他的角色“套牢了”。甚至兩個儿子的慘死也沒有令他清醒過來。
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一日，郭氏听到四人幫被捕后的第九天，寫下《水綢歌頭粉碎“四人幫”》詞一首，上闕是：“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幫。政治流氓，文痞，狗頭軍師張，還有精生白骨，自比則天武后，鐵帚掃而光。篡党奪權者，一枕黃梁夢”。他忘了，吹捧江青是武則天的恰恰是他自己，他還窮數年之精力作《武則天》以獻內廷。年底，又作一曲《東風第一枝迎接一九七七年》，其中上闕是“戰果輝煌，凱歌高唱，東風欣有主。梅花万樹朝陽，鐵騎干營迎曙。嚴經考驗，新歷史重整机杼。望前途曲折光明，邁出堅強步伐。”骨子里依然是奴隸，奴隸必然忍受不了沒有主人的日子，舊主子剛死，他又開始尋覓新主人，故有“東風欣有主”之句，一個“欣”字，勾勒其心情神貌，惟妙惟肖。可惜，這個新主人卻是“庸主”華國鋒。
一九七八年，郭氏病重時，周揚曾到病房与之長談。周揚說：你是歌德，但您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的歌德。”秦川所著的《文化巨人郭沫若》一書這樣寫道：“這位《浮士德》的譯者，听了笑了。郭沫若和歌德一樣是文化巨人，是自己民族的驕傲。”我相信郭氏的笑并非苦笑，而是真心誠意的笑、心滿意得的笑。正因為如此，郭氏一生的悲劇才達最高潮。一九九六年的一個周末，我在北大柿子林的舊書攤上，看到一疊一疊的《郭沫若全集》，裝潢精美，紙張上乘，印刷清晰，一套有近一米高。然而，几乎無人間津。攤主對我說，積壓了很久，書庫當作廢紙批發給他們，他們拿到大學校園里，希望能以每本一兩元的价格賣出一些。我挑了几本，倒不是怜憫書的不幸命運，而是作為現代文學研究者，郭氏的著作畢竟還有史料的价值，抱著几本大書回宿舍時，我痛切地感受到，歷史是多么殘酷無情，任何人都逃避不了歷史的評判和獎懲。魯迅的全集不停地再版，現在賣到六百元一套居然還供不應求，而郭沫若的全集卻只能淪落到舊書攤上賤賣。郭氏當年罵魯迅是“雙重反革命”，殊不知歷史卻狠狠地嘲弄了他這位“革命者”。
記得曼海姆在《意識形態和烏托邦》一書中表達過這樣的觀點：“知識分子不屬于任何特定的經濟集團，他們所以构成一個獨立的階層，是由于他們恪守知識和思想的信念，以極強的自覺意識承擔著社會發展的責任，肩負著人類的道義。”這個對知識分子的定義不算苛刻，但如果用來衡量郭沫若，郭氏顯然不及格——他除了捍衛自己的利益以外，沒有捍衛過別的什么。
作為郭氏的鄉梓，這樣評价他本非我所愿，但我又不得不么做。當我走進郭氏在沙灣的故居時，心情非常陰郁，這座大宅院出奇地陰暗和拘謹，即使在四方的天井里也暗無天日，天井里的青石板地面爬滿厚厚的綠色的苔蘚。也許郭氏一輩子也沒有走出這個陰森冷漠的院落，雖然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住進一座富貴堂皇的巨宅，但在兩座宅子里他的心情想必是一樣的，一樣的壓抑、一樣的麻木。
王府大宅正是郭沫若致命的弱點。俗話說：“拿人手軟，吃人嘴軟”，住在這樣一棟華屋中的國家副主席、中科院院長，只能是住了人家的房子骨頭軟。連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犧牲，就沒有什么能夠堅持的了——一個儿子精神分裂、在軍人中自殺，一個儿子活活地被造反派打死。作為父親，他連一聲抗議都不敢發出。“要作時代的留聲机”，他留下了些什么樣的聲音呢?留下了一曲回蕩在白骨与廢墟之上的“歡樂頌”。
愛默生說過：“人文知識分子不應該把對知識的追求當作獲取報酬的職業。追求知識和真理是不可能為他帶來任何世俗世界中的物質利益的。他只能依賴另一些職業生存，例如充當燈塔守望者。”不知道郭沫若看到這段話會是怎樣的一种感覺?他把文學和學術當作了換取顯赫頭銜和王府大宅的等价物，他比待价而沽卻狼狽如喪家之犬的孔子要幸運得多，他獲得了政權所能給當代知識分子的最高禮遇。然而，這种禮遇背后卻是對其人文价值的徹徹底底的消解。他渴望得到的都已經得到了，他必須失去的也全部失去了，他的人，他的書，留下的僅僅是一道前車之轍。
在給“小朋友”陳明遠的信中，郭沫若才吐露出他的一點點心聲，好像是向秀當年的《思舊賦》。其實，中國知識分子生活是一處亙古如斯的歷史時空。從向秀到郭沫若，一步也沒有邁出去。所謂“現代”，實質上還是古代。王府花園依舊，主人仍也只好依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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