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1日訊】不少文革往事有涉及紅衛兵的背景、動机、暴行追憶等。就我所見，作者大都是紅衛兵、被紅衛兵排擠的同學，以及他們同齡的旁觀者。作家鄭義作為１９６６年清華附中在校高年級學生，談到了紅衛兵產生的一些歷史背景）。但是他只有一個學生因出身不好受排擠的感受，這种局限使他對所謂紅衛兵“殺向社會，掃蕩污泥濁水”階段著墨不多﹔而且也只看到此輩“缺德少才，想出人頭地又沒有本錢”，只好用血統出身標榜自己，搞點子甚紅衛兵。事實上“缺德少才，缺乏本錢”是中國党、政、軍几十年所謂土八路和洋學生，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矛盾的根本原因，這里面根本沒有甚世界觀的差异、改造得好与沒有改造好的問題。在掃四舊中沒有親身被掃，沒有榮列被鎮壓、被專政的對象，是很容易忽略也很難親眼見到，“貪婪”、“對國外物質生活的病態羡慕”，也是驅使紅衛兵瘋狂的主要因素。特別在掃四舊后期，這些可說是主要動机。那一段血腥歷史，不幸在上述很多文章中，讀來頗像“少年趣事”或“下鄉采風”之類。近來更有文章冷眼旁觀，把紅衛兵暴行當做“一种思潮”來研究。我想把它當做一种“思潮”實在是過份抬舉它了，奧斯威辛集中營和希特勒的ＳＳ沖鋒隊，有人把它作為歷史來研究，還沒有听說尊為“思潮”來研究的。在此談談我自己在１９６６年秋天以后的經歷，也許有助視听。
◇与清華附中為鄰
１９６６年在北京像我這類平民百姓，在山雨欲來的政治空气中，心中惶然不知何事將至、何時將至。雖耳聞清華附中出了甚紅衛兵，又被他老人家推崇備至，自己實際上并不清楚是甚。加之与該校素無瓜葛，僅住家在成府，相距不遠而已，更想不到會在治安机關、街道干部穿引下橫禍加身。
一天晚上我下班回家不久，還未吃飯，就來了三個手執電線編成的鞭子，穿不合身舊軍裝的學生，二話不說進門就打，還逼我自報出身。我据實自報為革命軍人，反遭毒打。他們翻箱倒柜，到底想找甚我也不知道，把一切紙張文件攤了一桌子，逐張審閱。后來他們自己互相嘀咕了一陣，把一堆東野、四野、廣州軍區的證件證明推向我面前，問我這些證明是真是假。我沒好气，教他們回去問他們家長去，并要他們自報家門。气焰最囂張，像沒吃飽飯樣子的，是熊向輝的儿子熊某（熊剛，見下文──編注），另一個慌了神，赶忙說我爸爸是鄺任農（曾任中國民航局長──編注），我叫鄺某某。第三個最賊，想溜，鄺某某說他是張某某。當時我雖額頭、口角鮮血直流，但想他們都是孩子就算了。
不料第三天晚上又來了一群，還開來一輛三輪卡車，其中只有一個肯自報家門，安子文的儿子安某某，他看了桌子上仍堆著的證明，就要同伙回去，但卻沒有人肯听，席卷進口細軟裝車揚長而去。清華附中開三輪卡車的司机叫李玉華，家住藍旗，以前來借過工具，有點頭之交。第二天晚上悄悄來家告訴我，听紅衛兵說你是華僑“有鹵”，主要是沖著你的意大利摩托車來的，你要是不給他們，這事准沒有個完。他們從華僑新村抄了一輛和你的一樣的車，不會使，還要你去教他們哪。
不幸言中，此后北大附中紅旗戰斗隊，人大附中紅衛兵先后數次登門。用自行車鏈條抽打，逼著要的都是那輛摩托車，順便把一切印有拉丁文字母的家私衣物，包括中國出口的都席卷一空。再后來，來的是十九中和海淀中學的紅衛兵，他們的父母官不大，所以眼界、胃口都小，來的早的，拿走了所有的舊軍裝﹔來的晚的鍋碗瓢盆，桌椅板凳甚都要。除了水缸已家徒四壁，再后來的，是街道的紅衛兵，他們一見已一無所有，理所當然的占了我的房子。回想多少年來，我都為自己改造不力，世界觀沒有能徹底“無產階級化”而苦惱，至此得到解脫，成了名實相符的“無產階級”。
◇戰利品
經過一陣子亂打、亂抄、亂掃，形勢略有變化。許多老紅衛兵因父母倒台，一夜間由紅衛兵變成了狗崽子，家中也被砸被抄。當時這种事，哪個單位、學校都有不少，當然最戲劇性的，莫過于情報頭子孔原被審查，其妻國務院副秘書長許明自殺一事了。他們的儿子由赫赫的紅衛兵西城區糾察隊司令而銷聲匿跡。
當時北京許多單位的運動還沒有展開，僅以身免的我，倒有了不少閑空，得以仔細見識紅衛兵的打殺砸搶，和多次戰績展覽。其中一次是在南漢宸（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編注）被弄死后不久，在他家辦的。一個女紅衛兵拿著一把折疊傘站在一張書桌前，向觀眾解說，看，南漢宸的生活多腐化，連傘都用可以伸縮的。桌子上放著抄出來的“封資修”罪證，其實都是些法國共產党出版的人道報，和外貿部門的文件。沒有几件衣物和生活用品，使人都不知南漢宸生前怎樣能夠生活。實際東西都叫抄家的紅衛兵据為己有，為了空的洋酒瓶子、餅干盒子、香煙罐子分配不均，還打了起來。
那時候甚么算封資修？甚么該抄？并無定論。風雅上乘如康生，喜歡据為己有的是畫、硯台、古玩。文革后，平反時被收歸國有的金銀、外匯，和永遠再找不到下落的鐘表、珠寶、瓷器，反正苦主已死，死無對證。在北京郊區連穿過的褲衩、背心也算是封資修，抄走這些至少省了布票，真正是誰也難以界定。我在一個老首長家還真看到一點紅衛兵順手牽羊來的戰績，那時候他儿子已經走后門當兵去了，不過仍仔細珍藏，夾在毛澤東選集里三張楊柳青手繪的春宮畫。１９７８年平反落實政策時，抄家拿走的東西不知去向，是司空見慣的常事。不過后來出現在紐約、東京、香港文物市場上的不在少數。中央美朮學院積存了不少院內院外牛鬼蛇神家抄來的字畫，其中不乏孤本精品。該院某一把手的女婿去日本留學時就隨身帶走了一兩箱子。原中宣部某部長的女婿自費來美，因經濟擔保人是個靠社安福利生活的老人，銀行存款僅有１０００美元，北京美國總領事館為此簽證拒簽，輾轉托我去向美總領事館說項。事后我對他說“辦是辦成了，不過你去了怎樣生活啊？”承他坦率告我，會帶些古董文物出去，隨便賣一件就能吃几個月。葉帥原來的一個女婿（鋼琴家劉詩昆──編注）是其好友，會用紅旗車把東西直接開到班机肚子下面，送上飛机，海關管不了。里面有几件體積過大的東西，如古箏等，也已和中國民航打過招呼了。
◇人命几何
有文章談到在北京大興縣農村，紅衛兵把村里地主富農，連大人帶小孩都打死的慘劇。實際上這种慘事北京那個區縣沒有？
据可靠消息，北京紅衛兵到底打死了多少人，連周恩來總理都沒有准确數字，說它死傷無數決不冤枉。在北京昌平縣山區有個盛產山里紅、核桃的村子叫黑山寨。１９６６秋后，所有地富（包括少量反坏份子）和家屬都被打死，連几個月大的嬰儿都扔下山澗，真正做到了“社會主義江山一片紅”。土改后，經過十八年社會主義建設，地主、富農早已一貧如洗，但村干部家屬和紅衛兵，為了爭死人剩下的衣裳褂子、缺胳膊少腿的炕桌、板凳、吃剩下的咸菜、雜糧，仍大打出手。我近年曾經去過那里，村領導已換過三四代人，由于當年鏟草除根并無苦主遺孤留下，往事無人提及，逐漸被人淡忘。我向村領導提起此事并建議他予以平反，他答道：“老年間的事了，又沒有人管，算了吧”。我說：“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罪行，事隔五十多年仍在世界范圍里清查追蹤罪證呢。”他說：“那不成了地主還鄉團反攻倒算了嗎？”
北京市內的慘劇不比郊區少，只是少有合家老小几輩都被打死的。１９６６年秋天十万人齊聚工人體育場，集會聲討崇文門外攔杆市反動資本家砍紅衛兵的罪行，此事曾作為紅衛兵造反有理的證据，廣為傳播。十余年后，當年兩個紅衛兵當事人之一的Ｓ女士，作為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畢業生，分配來和我共事，由于好奇，我問過她此事始末。
承她坦率告我：“攔杆市那個小業主和他老婆，其實很老實、膽小。那時候我們才上初中，年輕不懂事，三伏天把他們夫婦關在樓上，一整天不許吃飯、喝水、上廁所。老太太憋不住了，硬要下樓，被我們推倒還踢了几腳。那老頭子一看急了，下樓理論，我們用棍子揍他，一打流血，他急了抄起了菜刀，把我們嚇跑了。實際上誰也沒有砍誰，我們說他反攻倒算，也不知道怎，后來就變成說他殺了人，把他給槍斃了。我在東北生產兵團入党時，如實跟政委說過，他教我別說了，不然別人會說你立場不穩。”
從我离開中國，就竭盡全力想忘記文革、紅衛兵這類夢魘。也極少牽涉中國事務，老老實實當我的假洋鬼子。但世界上冤家難解，陰魂不散，想不到在大洋此岸，也照受欺凌。和我十多年前同為鐵杆共和党的一位很熱心人權運動的朋友Ｇ女士，五六年前打電話給我說，一位杰出的中國民運人士來此演講募捐，希望我陪她參加演講會前的餐會。她向主講人介紹我說“這位也是你們中國來的，和天安門事件一樣，他在暴政下，被紅衛兵打成殘廢……”。我寒喧后并沒有說話，倒是參加餐會的宗教界人士听到后過來和我拉手致意，并問及原委。
我并不認識那位主講人，更不知道他過去是紅衛兵。在不懂中文的眾目睽睽之下，他大聲用中文質問我：是正牌的紅衛兵打的你，還是出身不好的假紅衛兵打的？又告誡我：民主、人權是世界上不可逆轉的方向，你不要用過去紅衛兵的個別缺點，干擾民主運動大方向，自取滅亡。看來事隔三十年，當年的“狗崽子”還是只有狗權，并未因地理位置不同，而有了人權。
听中國研究生說，海外民運人士眾明星中，不乏當年聯動成員，和曾經上竄下跳之士。說它是不幸中的大幸，是因為表明“革命沒有后來人”。說它是大幸中的不幸，是因為魚龍混雜，雖經春雷，部份蝌蚪尾巴并未脫落，實在是積重難返。
◇牛棚瑣事
文革中期，我作為被專政的對象，在北京一個工厂里和三十來個“牛鬼蛇神”一起勞動改造。“棚友”白天各自分頭勞動，一早一晚都集中在牛棚里學習毛主席思想，批判改造自己。“棚友”中多數都年紀不太大，出身良好，屬于說錯了話，做錯了事那种類型。只有我和另外兩位半老太太年紀大，顯得扎眼，倍受專政隊員折騰。所以平時除了我們三人說話外，別人怕受舊社會思想沾染，也就不太搭理我們。
一位年長一些的老太太叫吳碧雯，是前清貴族后裔，二十多歲就守寡，盼著獨子趙某某長大成材。趙從輔仁大學物理系畢業后，与同班同學結婚，多年來夫婦同在北京師范大學物理系教書。因為信奉天主教，出身又不好，一直被視為异類，師范大學紅衛兵一成立就拿他們夫婦祭刀，夫婦不堪毒打，一起自殺身亡。吳自己年輕時讀過書，沒做過事，四十多歲才出外在電容器厂當卷繞工，根据牆上公布的罪行是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帶金絲眼鏡，裹過小腳，但已解放，不積極批判封建主義裹腳，掃廁所站在水里還穿著襪子。吳并不封建，我們掃完污水休息時，她舉腳讓我這男人看過，雖是解放腳，但八個腳指都蜷在腳掌下。她說，我這人活在世界上都多余，還怕別人看腳丫子？我移民美國近二十年沒有和她再聯系，估計她早已經去世。老姐姐，希望您在天之靈有知，我含著眼淚，現在美國為您說句公道話哪。
另一位年輕一些的老太太，名字叫王秋菱，他和夫婿兩人都是日本留學生，回國后在北京購買了一家鐵工厂。解放后王對政府號召表現積極，被捧為東城區政協委員。工厂公私合營后兩年，王因提意見被打成右派分子，在厂里當工人。王秋菱為人直爽，有甚說甚，她告訴我，一家人差不多同時全被關押專政，老頭子在營口，兩個儿子在北京，就她輕一點晚上還能回家。又后來才從她口中知道，小儿子是中學生喜愛化學，自制炮竹被關押﹔大儿子就是寫“出身論”的遇羅克。
有一天早上，天气陰沉，“棚友”學習時間都過了，但專政隊沒有像往常一樣叫大家出去勞動。九點多鐘我正納悶時，忽听得門外大聲叫王秋菱出來，王站起來，經過我面前時，停下要了兩根煙卷，我小聲問她甚事，她沒有說話慢步走了出去。又過了一小時，專政隊把我們全轟到操場上听公審大會廣播，心中七上八下，腦袋昏沉，但我听到了遇羅克死刑，立即執行等等。公審會后我們沒有許吃飯，又押回“牛棚”學習，王秋菱還沒有回來，但從門外專政隊員大聲熱烈說笑，我听到王仍舊拘留在保衛科，并且已通知她，交她儿子死刑所用的子彈錢。
◇紅色家長
我來美國以后，不只一次被人問到，當年紅衛兵是小孩子，是年輕人，胡鬧可以，但是他們家長不管嗎？這可不是一個容易回答的問題。
抄家以后，生活無著，我時常在不避嫌的同事Ｍ家混飯吃，一天Ｍ君告我，老首長Ｃ將軍叫你去他家吃飯，吃王八。王八，就是鱉，馬家軍賴以創造世界長跑記錄的東西，也是原籍湖北的Ｃ首長，用以保持青春常在的東西，老家縣干部每月按例發來四五十個。飯間首長談到，紅衛兵鬧鬧，實際上也很有必要。你看，四九年進城以后干部政策越來越不象話，甚樣出身的知識分子都能來當干部，那些延安過來的都捧瘋了，清一清也好。還有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在北京，天津入地下党的學生，一入伍就是正連級，甚話啊！有的到了地方上，一去就是十六級，組織部門真亂彈琴。我裝傻問他，那我怎樣辦啊？他說你擔甚心啊，連你都不要，誰幫我們寫信、起草文件、指示啊？Ｃ的公子在“西糾”，定然會秉承家訓。
文革前，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有一位主管港澳事務的負責干部Ｘ君，今天避秦美國的金堯如、羅孚先生可能都認識他。當年有位潛藏在港英警方几十年的同志，大約除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陳毅、廖承志之外，可能只有Ｘ君知道他的底細。不意忽然一日，Ｘ接到指示動用這位同志，Ｘ急返廣東向中央領導建議，此等小事不應動用該同志，以免危險暴露。但返港不久，Ｘ君又接指示，照原計划執行，當然該同志背景也就隨即為港英獲悉暴露，成了一起重大政治事故。事后，上述中央政要無一承擔責任，承認自己曾經下過動用的指示。Ｘ君官小，成了唯一可能被怀疑的對象，被拘留審察于四川某地農場。直到文革開始后，為了方便審查，押來北京，關在陶然亭監獄，与李一氓隔鄰。文革后期李一氓獲釋，Ｘ托李帶一申辯信給中央，不久Ｘ也在無結論情況下，獲釋回西安門宿舍，發一國務院出入證，每月給１５０元生活費。
Ｘ君有兩子，幼子因為“聯動”打人致死，因爸爸有問題無靠山，被北京衛戌區拘捕入獄。長子天資過人，因爸爸問題，文革開始時已相當早熟，不象一般干部子弟那樣，無知加無禮。由河南農村插隊回京，一無親人，二無戶口，努力自學成材，英文、法文、日文都達到很不錯的水平。Ｘ君与外界隔离多年，在獲釋后才得知１９６６年紅衛兵的情況，和自己孩子的情況。他痛心的說，我像他們那樣大的時候，參加革命打日本鬼子。可是在錯誤的領導下，革命后代成了土匪，甚么都不會，甚么都不懂，只會打砸搶。我自己被冤枉關了多年，我認了，只可惜沒有人管孩子，我們的孩子全毀了。我告訴他，并不全如此，他的大儿子很不錯。Ｘ說老大從文化上看可能不錯，可是我們Ｘ家堅信馬列主義，他不信。
◇“失控”在北京
中國是百姓一舉一動都受到控制的一個國家。即便在無法無天的文革中，一個人一個月許吃几斤糧食，這些糧食中有多少斤是面粉，多少斤米，多少斤雜糧。一個人在甚時候許結婚，婚后那一年許生孩子，孩子出生后具有城市戶口，還是農村戶口，無一不在控制之中。那為甚１９６６年，紅衛兵殘害打死打傷那樣多的人，而沒有人管？是毛澤東下命令打殺的嗎？顯然沒有。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等等毛論，已經有了几十年，為甚解放初期的學生沒有如此暴戾？許許多多善良正直的美國人，都問過我這個難于回答的問題。
依我所見，依我所挨之打，這是個漸進過程。一開始打人是發生在學校內，因為１９６６年以前，中國的學校，還是實事求是的依据學習成績來評定學生。想打人的，也大都是那些除了出身血統好之外其余什都不好，出不了風頭心中積怨，認為學校領導不識貨的紅衛兵。被打的就是作家鄭義提到的校長万邦儒和團委書記，那种被認為沒走無產階級階級路線的人。當時不是當權派，因政治成份不好而被打的也有，如近年來美國訪問過的錢偉長教授夫人孔祥瑛，但總的說來，人數還不算太多。而較成熟，書讀得好的干部子弟，也沒有多少這种“譚力夫”心態。据說１０１中學，當年在校時品學兼优的畢業生毛遠新，就公開對１０１中學紅衛兵的作為有保留。事實上在１９６６年以前，因出身好而書讀不好，怨天尤人，遷怒社會的現象，由來已久。哪一個被派去清華大學工農干部速成中學教書的教師，都頭大，即便是工農出身的党員教師，也照樣會被一些學生責怪“對學生缺乏階級感情”。哪個單位也對分配來的這种畢業生敬鬼神而遠之，工作不會做，抱怨特別多。后來，也有不少爭得了高級這個、高級那個的頭銜，近年我接触到的几個，除了年齡外，未見有甚么長進。
打人，包括打人致死，和吸毒一樣會成癮。在一個被血統論毒害了的社會更加如此。打人十分解悶、好玩，打得他媽的雞貓子直叫，挺過癮。打人可以表現立場堅定，党性成熟，促成提前入党，和跟著來的物質利益。打人也可以報私仇，可以掩蓋一切做過的貪污盜竊等犯法行為，真是何樂而不為。
北大附中紅旗第二次來抄我家的一個女生，比我家的八仙桌高不了多少，用自行車鏈子打人特別凶狠。她走后，我去北醫三院急診室包扎皮脫見骨的傷口時，大夫還以為是汽車撞的。經我解釋后，大夫問我她怎下得了手？我坦承，我也不知道，實際上我今天也還是不知道。
我有一個以前的部屬，那時在總后集宁辦事處工作，出差順便來看我，大吃一惊，感到不可思議。事后他沒肯立即回去，在几天調查后，一天非拉我和他一起進城，說去看“刑場”。去的是景山附近的北京市少年宮，剛進門就听到陣陣哀號慘叫，院子里、屋子里都在打人，而且一個地方也不止一兩起，自行車鏈子是人手一件的刑具。我自己是上過戰場、打過仗的人，但也從未見過這种場面，完全給鎮住了。
我急速退到門口，不料傳達室里也正在打人，兩個十三四歲的紅衛兵，正在抽打一對老夫婦。老太太是小腳已被打倒在地，地上有一大灘不知哪里流出來的血。老頭子看見我們在門外看，就沖著我們喊求救：“我不是逃亡地主，日本投降前四年我就來北京了……”。我們硬著頭皮了解了一下，老夫妻住在寬街，公私合營后，在家開賣煙卷火柴等零碎小鋪，應當算是小業主。紅衛兵說他們是逃亡地主加資本家。這兩個紅衛兵是燈市口的一個中學的學生，我們勸他們放人，他們不肯，反問我們甚么出身？
這時有紅衛兵押著四個滿身是血的老人，腳步蹣跚的抬著死人從院子里出來裝車。我們跟著走到門口，看見門口有輛三輪卡車，車上已堆著五個死人，天气炎熱，腥臭無比。待我們再回到門里，那個老太太已經打死了，老頭子倒在地上喘气，已無力再喊求救，紅衛兵坐在傳達室的椅子上休息呢。回海淀的路上，我們兩人都不想說話，心里堵得很，傷口也很疼。到家門口，他站住對我說：“我不進去了，明天早上就回部隊，你好好當心保護自己。咱們革命革到這份上，我都不知道該說甚。我看只有周總理有能力、有威信能制止這樣亂來。”我說就看他想不想管了。
不久，周恩來總理對抄宋慶齡家的紅衛兵的講話傳出來了：“你們要去她家掃除封資修干甚么？她本來就是個資產階級份子，還有甚么東西不是封資修？明年是孫中山誕生一百年，還有國外的人來參加。你們把她家抄了，別人看見會說甚么？”。考慮到宋慶齡解放前，特別是革命還很困難時期的貢獻，考慮到解放前后，周恩來對這位“國母”講過多少溢美之詞。老太太當年真听見這話，不知會气得背過几回气去。反正我听見后，該死該活都死了心了。
原載《民主中國》１９９８年第三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