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幾天前自由黨的大會上加拿大總理克瑞強辭去了自由黨黨魁的職務，由前任財長馬汀擔任自由黨魁。
加拿大總理克瑞強由於受黨內鬥爭的壓力辭去了自由黨黨魁的職務，最近他也將卸去加拿大總理的職務，今天將就這一話題與盛女士談談「東西方政治文化的不同－－從加拿大總理的辭職來對比西方多黨的民主政治体系與中國的一黨專政體系」。
實際上大家知道克瑞強是因為自由黨內的權力鬥爭、派系鬥爭而提前辭去了黨魁的職務，其實在去年夏天克瑞強已經表達了要提前退休的意願，當時有人擔心克瑞強辭去黨魁後對加拿大社會的影響，現在則是非常清楚了。除了關心政治的人會關注這則新聞外，對大部份加拿大人民而言是亳無影響的。
克瑞強在國會諮詢及自由黨大會的告別演說相當温馨感人。包括國會演說時反對黨的領袖也讚揚他十幾年的執政期間對加拿大社會的貢獻，充分表達了對他的贊譽和尊敬。
保守黨黨魁克拉克在國會的告別儀式上也對克瑞強說：「放開我們政治立場的分歧，我必須得承認你對加拿大的忠誠及你的能力我們從來沒有懐疑過」，多數他黨的議員亦表達了和克拉克相同的態度，從這些相互尊重的互動來看，這些都充體現了加拿大的政治內涵。
第一是加拿大社會長期以來表現了人文文化、人道，在政治上沒有那種非要爭個“你死我活”的概念，表達了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及一切是公平、公正、公開的，且長時間都有輿論對政治人物操守的報導。
第二是制度的制約，加拿大是一典型的西方民主社會，有公開、開放的不同黨派競爭及受輿論的監督，整個社會都有機會關注政治，形成監督、制衡的力量。像加拿大這樣一個民主國家的基本架構已經保障了政黨輪替的制度，憲法中人權自由憲章已保障人民言論的自由，換句話說大家都按照遊戲規則來運作，所以自由黨內及各黨派的鬥爭並不會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在不同派系爭鬥過程中還可以感受到他們的是以一種平和、互相尊重甚至是溫情的方式進行。
例如克瑞強在國會告別演說中就不斷讚掦競爭對手馬汀，馬汀反過來稱讚克瑞強在擔任加拿大總理這十幾年來的貢獻，在此過程中我們完全感受不到我們所理解的那種黨內鬥爭，非得爭個你死我活的局面。而中國黨內鬥爭和權力交替往往伴隨著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甚至是流血及許多人付出生命的代價。
以中國和加拿大比較而言，整個人文社會的背景的確是不同的；在中國社會長達幾千年的封建制度下，一般老百姓對政治參與、表達觀點的途徑、參與政治運作是亳無機會的。
中國歷屆的改朝換代都是以暴力的形式來推翻前一任的當權者，因為中國社會一直是皇權至上的社會，每個朝代的交替除了世襲之外就是叛亂、內閧或民間的起義暴動等等推翻了上一個政權。
上一世紀中國是有一個機會成為自由、人權和法治的社會，由一批仁義之士引進西方的觀念希望將中國建設成為一個自由、法治的社會。1945年共產黨建政後不但沒有達到希望反而將原來維護人類道德的道統觀念都打碎了。
從1949以後的一黨專政，黨內的權力鬥爭總是為整個社會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和動盪，包括反右和文革幾千萬人的死亡，無一不是共產黨內部高層的權力鬥爭演化成為社會大規模的災難。
而六四事件是當權者的權力受到挑戰而引起的鎮壓，因為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這幾十年中在一黨專政下，當局認為自己的權力是不能受到挑戰的，因此有了六四的鎮壓事件。在中國共產黨極端暴戾的統治下對中國人的政治生態有長遠的影響。
大部份中國人對什麼是政治、政治運作、政治權力是很模糊的，許多民眾避而不談政治，甚至對國內、外一些表達為爭取自己合法權益的人視為搞政治，許多人怕談政治甚至是到了談虎色變的程度了。但是在政治扭曲的觀念下有人選擇了依附當權，成為權力的附庸而為自己帶來了好處，但是絕大部份的中國人不願表達政治立場，因為他一旦做出立場的選擇就必須面對生死的選擇。
甚至有些人不是表達政治立場而只是爭取合法權益，恐怕也被人扣帽子說你是搞政治的，絕大部份的中國人覺得政治很可怕，要遠離政治，甚至對自己基本人權的爭取也視為一種搞政治而不願去談。
其實在國內十幾年的政治生態對人的影響是相當長遠的，在海內外表達民主的這些人當中可能產生了一些矛盾甚至是敵對的狀態，可能有許多人對民運人士有了一些想法，希望他們能以西方民主社會中公平、公正及互相尊重的方式來對待，而不是重新演練共產黨在權力鬥爭當中的手法。
但是就中國人而言，要溶於西方的民主、自由對長期在這種政治生態下生活者而言是相當不容易的。政治運作是一種政治的行為方式，民主的生活方式是你在每一階段你對生活的態度，也就是說政治文化應該成為我們文明的一部份，溶於我們的生活中。
(以上根據希望之聲電台時事評述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