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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24日訊】中華民族創造了燦爛的文明史﹐中國的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中國曾經為人類貢獻過四大發明﹔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就產生出諸如老子﹑孔子﹑莊子﹑墨子﹑孫子等世界級的思想家﹑哲學家﹑軍事家﹔在人類科技發展史上﹐我國古代就有李冰父子﹑張衡﹑祖沖之﹑蔡倫﹑華陀﹑畢昇﹑李時珍等眾多精英脫穎而出。中國在人類的文明史中確有突出的地位﹐不僅因為中國在人類漫長的文明史中曾經在較長的歷史時期內走在世界的前列﹐還突出地表現出近一百多年來中華文明的衰落。這種現象出現的原因是什麼﹖除了“列強的蠶食﹑肢解和掠奪”外﹐還能否從產生中華文明的文化中反思出一點原因﹐分析出我國固有的“漢文化”的优點和缺憾﹖
“五四”運動前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對我國固有的“漢文化”的反思和批判。但將近一個世紀以後﹐新文化運動倡導的尊重個人的自由﹑獨立與尊嚴的權利﹐反對“三綱五常”等專制的倫理道德律﹐提倡“兼容并包”的自由學風﹐以及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所提倡的“科學和自由民主”的精神都遠未實現。歐洲的文藝復興和工業革命奠定了歐洲和“發達國家”振興的基礎。而我國﹐在上個世紀末及本世紀初就不斷有仁人志士提出“革故鼎新”﹑“師夷長技”重振中華河山﹔也不乏人預言﹕睡獅將醒﹐“二十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更有“公車上書”﹑“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社會主義救中國”等一系列社會實踐。到了本世紀末﹐中國的“改革開放”處於關鍵時刻﹐又有人提出﹕“中華巨龍要騰飛﹐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美國經濟即將崩潰﹐不出今年。”“中國已經在許多方面趕上了世界的先進國家﹐按照過去十年速度﹐下一世紀中國必將迅速富強。”『１』“文化發展的規律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十世紀是西方文化的世紀﹐二十一世紀將是東方文化的世紀。”『２』“將來儒學要指導世界﹐將來漢字要統治全球。”等。『３』這種看似良好的願望究竟是要促使中華文明的復興﹐促使中華文明早日融入人類和睦大家庭﹐共享人類文明的成果﹐還是“漢文化”中的“天朝心態”和“大話文化”在作祟﹖
“漢文化”的傳統之一就是國家﹑家族﹑家庭比個人更重要﹐而君主（皇帝）即是國家﹑天﹑神的唯一代表﹐因此﹐個人必須無條件奴從于君主。既然君主代表了國家﹐那么﹐“忠君”就是“愛國”也就名正言順。“漢文化”的精髓就是“孔孟之道”﹐而“三綱五常”既是“孔孟之道”的要旨﹐又是我國數千年專制史的道德凝聚力和理論基礎。在“三綱五常”中﹐“三綱”就是“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為綱”就是佔支配地位的意思﹐是專制史中三種主要的倫理道德關係。“五常”指仁﹑義﹑禮﹑智﹑信。至今雖有可借鑒之處﹐應賦予它現代的內涵﹐但在專制社會裡主要強調的還是支撐社會的兩大支柱﹐即對君主的奴從（忠）和對家族﹑家庭的奴從（孝）。＜論語＞中說﹕“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大學＞裡說﹕“欲制其國者﹐先制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使眾也。”﹐表達了專制社會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倫理觀念。早在１９００年梁啟超給康有為的信中寫道﹕“中國數千年腐敗﹐其禍及于今日﹐推其大源﹐皆必自奴隸性而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于世界萬國之間。”鄒容在＜革命軍＞中說﹕“掃除數千年之專制政體﹐收回我天賦之權利﹐換回我生來之自由。”署名“真”的人在＜三綱革命＞中說﹕“君亦人也﹐何彼獨享特權特利﹖曰其生而為君﹐是天子也﹐此乃迷信﹐有背科學。若因其有勢力固然﹐此乃強權﹐有背真理。”“真”又說﹕“父人也﹐子亦人也﹐故父子平等。”“真”還說﹕“夫人也﹐婦亦人也﹐人生于世間﹐各有自立之資格﹐非屬於甲﹐亦非屬於乙﹐婦不屬於夫﹐夫不屬於婦﹐此自由也。”『４』蔡元培說﹕“‘忠君’與共和政體不合﹐‘尊孔’與信仰自由相違。”胡適說﹕“我們也許不信靈魂的不滅了﹐我們卻信人格是神聖的﹐人權是神聖的。『５』”魯迅說﹕“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它。”陳獨秀說﹕“解放云者﹐脫離夫奴隸之羈絆﹐以完成其自由自主之人格之謂也。”『６』他又說﹕“中國人需要最後的覺悟﹐而最後的覺悟是倫理的覺悟。”這些至理名言清楚地表明了新文化運動的反奴性﹑反專制的性質。如果說在漫長的專制史中“忠君”即“愛國”曾經產生過凝聚力﹐激揚過中華文明﹔那么到了近代﹐由于人類文明的迅猛發展﹐它不僅逆流而動﹐而且扭曲了中華民族的民族性﹐壓抑了中國人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導致中國的科學技術長期落後﹔造成人口既超負荷又素質低下﹐生態環境日漸惡化﹐生存資源日漸枯竭﹐“大話文化”更加興隆。
什麼是中國的大話文化﹖所謂大話文化﹐就是在漫長的專制史中﹐由君權壓榨下伴生出的夸大的偽善不實的文化﹔到了近代和現代它又延展為唯領袖意志的官話﹑假大空文化。大話在古代謂之“大言”。宋玉著有＜大言賦＞﹐可惜沒有見到全文﹐只知有“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句。話雖說得夠大﹐不過是文學上的修辭方法。其實﹐＜禮記＞中有一段話就把大話的根源﹑性質講得非常精當﹕“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疏＞﹕大言﹐謂之大事之言﹐進入于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７』＜史記 高祖本紀＞中說﹕“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表明“大言”是夸大的不實的言辭。“大利”﹑“大祿”者﹐用現代的說法就是“昇官發財”。而“三綱五常”中君權是至高無上的﹐既然“君令臣死﹐臣不得不死。”既然“伴君如伴虎。”那么﹐只要人臣希望“昇官發財”﹐或者希望生存﹐就必然以大話事君。“事君”是個大前提﹐而明君既少﹐昏君居多。所以﹐在我國的專制史中﹐大話不絕如縷﹐歷久不衰。諸如趙括的紙上談兵﹔趙高的指鹿為馬﹔王莽的謙稱假帝﹔賈充的諂諛取容﹔鍾會的清潔王道﹔賈似道的詐言大勝﹔袁世凱的偽裝贊成維新運動﹐卻向清庭告密﹐取得慈禧的寵信等﹔真是不勝枚舉﹐形成了獨特的“大話文化”。反之﹐既然以言治罪﹐禍從口出﹐株連九族﹐那么﹐說真話說實話的必定難能可貴﹐少之又少。專制史中﹐“漢文化”的“三綱五常”等專制的倫理道德律扭曲了人性﹐必然伴生出“大話文化”。甚至可以說﹐文化的發展與君主的喜好相關﹔今天這個君主喜好儒家﹐儒學就昌盛﹔明天那個君主喜好道家﹐道教就興旺的例子是屢見不鮮的。自先秦之後﹐我國的文化領域在君權的壓搾下﹐大量存在的只是對“諸子百家”著述的註釋或翻新的繼承者﹐缺乏閃爍著創造力和科學性的新思想光芒的思想家和哲學家。
到了近代﹐“大話文化”又有延展。四川民謠﹕“說大話﹐使小錢﹐賣勾子﹐過大年”。“ 媽屄幹部﹐顯屁兒白﹐梳光光頭。”就是指有的官僚“言心相離”﹐不說老實話﹐而是官﹑假﹑大﹑空話連篇﹐既禍國又殃民。如１９５７年毛澤東在莫斯科講了那段關於核戰爭死人的話﹕“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會多。”後﹐立即就有臣僚叫喊出﹕“要在地球的廢墟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等偉大的空話。再如見於當時官方報刊上的口號﹕“一天等於二十年”﹐“十五年超英趕美”﹐“苦戰三年﹐幸福萬年”﹐“水稻畝產十二萬斤”﹐“村村都有李有才﹐縣縣都有郭沫若”﹐“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要消滅帝修反﹐要解放三分之二未解放的人類”﹐“要使紅色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等等。都是在毛澤東大權獨攬﹐親自發動並親自指揮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喊出的空話大話﹐並造成了餓殍遍野和“革文化的命”使社會倒退幾十年的惡劣後果。由於“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於誰說真話就戴誰的“帽子”﹐誰說真話就割誰的喉管﹔由於民眾長期被奴役﹐受到專制的倫理道德律和極權的“思想改造”的兩面夾攻﹐所以造成“大話文化”侵襲了心靈﹔加之總體上受教育的程度很低﹔使中國人或者喪失了獨立思考和理性思考的能力﹐或者忍氣吞聲少說為佳﹐或者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因此﹐社會生活中可以見到形形色色的“大話文化”的現象。在大躍進運動中﹐不僅官僚們浮誇成風﹐睜着眼睛說瞎話﹔還出現了整體性的急功近利背離科學的怪現象。在工業上用土高爐大煉鋼鐵﹐煉出大量的廢鐵疙瘩﹔肆無忌憚地砍伐森林作燃料﹐遺害至今。在農業上大種“試驗田”﹑大放“衛星”﹐虛假成風達到十分荒謬的程度﹔吃了大半年不要錢的大鍋飯﹐馬上墮入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的大飢荒的歲月﹐餓死民眾上千萬。１９６０年前後﹐在農村大批餓死人的情況下﹐“中央終于決定實行幹部實物補貼”。『８』“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９』那時筆者是中學生﹐每人每月肉半斤﹑古巴糖二兩。聯想到那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除了人民的利益﹐我們沒有自己的一絲一毫的私利”的大話﹐難怪至今仍有作家慨嘆道﹕“我們這個社會名實不副﹐言行不一﹐已經到了毫無羞恥毫無覺察﹑無行不有無處不在的地步﹐縱然天大的名不副實卻人人習慣成自然﹐無人以為非。『１０』為了證明“反右”運動的正確﹐毛澤東還發動了文藝領域的全民大躍進。１９５８年９月﹐毛澤東的“文友”﹐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在＜人民日報＞上呼喚﹕“文藝也有試驗田﹐衛星何時飛上天﹖”﹐由此發起了自上而下的文藝大躍進。不僅質量上有＜紅旗歌謠＞的出版﹐吼出了﹕“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獄開道﹐我來了﹗”的時代大話﹔還在數量上放出了“衛星”﹐僅作家的數量就從１９５７年的不足１０００人﹐猛然上昇到１９５８年的２０００００人。『１１』毛澤東還在成都會議上指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民歌﹐第二條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封閉式地切斷了新文化運動以來新詩借助白話和世界資源以探索發展的道路。至於後來的毫無缺陷的螺絲釘雷鋒和文革中的“換頭術”等﹐都是“大話文化”的杰作。還是毛的副統帥林彪直言不諱地說﹕“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道出了其中的“天機”。筆者記得毛澤東詩詞中有大言﹕“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在他個人的威權下﹐難怪“大話文化”又有延展。“大話文化”是向君權的爭寵﹐“大話文化”代表了社會正義的衰亡﹐是專制獨裁社會對人的異化和掠奪的結果。在中國的歷史上﹐從聖明的君主到偉大的領袖﹐不過是換了件現代的外套而已﹐其內涵並無改變﹔因為社會結構依然是金字塔式的權力自上而下層層制約的結構﹐缺乏分權制衡的民主內核﹐中國始終沒有擺脫傳統的專制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了顯著的經濟成果﹐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但是否能夠“迅速富強”﹐使可能性變成現實性﹐就需要繼續堅持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循序漸進的改革﹔同時還要算算賬﹐不但同自己的過去比較比較﹐還必須看清楚別的國家的進步程度﹔找出一百多年來到底差距有多大﹐現在差距是大了﹐還是小了﹐以利自己有相應的措施。而不是象過去一樣﹐提一些空泛的口號﹐說一些驚人的大話﹐搞一些整人的運動。
首先看經濟方面的比較。從１９７９至１９９７年間﹐中國的ＧＤＰ增長年平均達９﹑８％﹐為同期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１２』但是從ＧＤＰ總量（單位﹕百萬１９９０國際美元）和中長期看﹕“１８２０年﹐中國１９９２１２﹐高居世界首位﹔當時西方最發達的國家英國３４８２９﹐位居世界第四﹔居第二﹑三位的是印度和法國﹔中國ＧＤＰ佔世界總量的２８﹑７％﹐比印﹑英﹑法三國共佔２６﹑６％還多。１９９２年﹐中國３６１５６０３﹐居世界第二位﹔美國５６７５６１７﹐躍居首位﹔居第三﹑四位的是日本和德國﹔中國ＧＤＰ佔世界總量的１２﹑９％﹐既少于美國的２０﹑３％﹐也少于日﹑德之和的１３﹑５％﹐比１８２０年時的比重下降了１５﹑８個百分點。日本ＧＤＰ佔世界總量的比重﹐從１９５０年的２﹑９％提高到１９９２年的８﹑６％﹐百分點增加了近兩倍﹔同一期間﹐中國ＧＤＰ佔世界總量的比重﹐從１９５０年的６﹑２５％提高到１９９２年的１２﹑９％﹐百分點僅增加了一倍。顯然﹐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的進步在一百多年的長時段內比不上美國﹐在最近５０年的中時段內比不上日本。『１３』再看人均ＧＤＰ水平（單位﹕１９９０國際美元）﹕１８２０年﹐英國１７５６﹐是當時世界最高水平﹔中國５２５﹐是最高值的２９﹑９％。１９９２年﹐美國２１５５８﹐是當今世界最高水平﹔中國大陸３０９８﹐是最高值的１４﹑４％﹔台灣地區１１５９０﹐是最高值的５３﹑８％。在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９２年間﹐台灣的人均ＧＤＰ從９２２提高到１１５９０﹐從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和１９７３－１９９２兩個階段的每年平均複合增長率均為６﹑２％﹐總計增長五倍。在此期間﹐大陸與台灣人均ＧＤＰ水平的差距由１﹕１﹑５０擴大到１﹕３﹑７４。結論不難得出﹕經過一百多年的犧牲﹑奮斗和努力﹐台灣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與西方的差距縮小了近一倍﹐中國大陸與西方的差距擴大了一倍多。”『１４』
其次看受教育程度方面的比較。“據世界銀行＜１９９０年世界發展報告＞﹐中學生在１２－１７歲人口中的比重﹐高收入國家為９３％﹐上中等收入國家為６７％﹐下中等收入國家為４９％﹐低收入國家為２６％﹐最低收入國家為１２％﹐中國為４３％﹐處於下中等與低收入國家之間。大學生在２０－２４歲人口中的比重﹐高收入國家為３９％﹐上中等收入國家為２０％﹐下中等收入國家為１６％﹐低收入國家為３％﹐最低收入國家為２％﹐而中國尚不到２％﹐比最低收入國家的平均值還低。據１９９０年中國第四次人口普查﹐各層次文化程度（包括畢業生﹑肄業生﹑在校生）人口佔總人口的比例分別為﹕大學１﹑４２％－－在世界各國﹑各地區的排序中居倒數第二位﹐美國為３１﹑９％﹐加拿大為３７﹑４％﹐連菲律賓也為１５﹑２％。高中８﹑０４％﹐初中２３﹑３４％﹐小學３７﹑０６％。中國國民平均受教育不足五年﹐而日本早在１９０７年就普及了六年制義務教育－－落後了近一個世紀。”『１５』
再看科技方面的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科技實力提高很快﹐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明顯縮短。但還存在人才流失嚴重﹐缺乏學術研究和表達的自由空間﹐基礎研究不力﹐產業組織不發達﹐科技成果難以轉換等諸多問題。有人作過如下比較﹕“１９９６年﹐中國從事研究與開發的科技人員總數以及企業研發人員總數均列世界第四位﹐而相應指標的國際競爭力只分別列第３２位和２１位。”『１６』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現代國家的治理是綜合性的系統工程﹐而科技的發展不可能脫離這一工程一枝獨秀﹐離開了文化﹑政治﹑經濟等各個領域的循序漸進的改革﹐“科教興國”就是一句空話。
中國經濟經過二十多年的高速發展﹐已基本擺脫了傳統的短缺經濟﹐而要保持高速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就是吸引外資的投入。１９９２年以後幾年﹐外國投資從１９９２年前佔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到５％﹐一下躍昇為以後幾年１５％左右的水平。『１７』可是﹐在亞洲地區從１９９７年的金融危機中恢復過來﹐外國投資大幅度回昇的情況下﹐今年頭８個月﹐進入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卻比去年同期下降了７﹑９％。１９９９年﹐亞洲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達到１０６０億美元﹐比１９９８年增長９﹑３％。其中﹐流入韓國的外資比前年翻了近一番﹐而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卻只有４００億美元﹐大大低於前幾年的平均水平。『１８』
通過以上的比較﹐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下個世紀的中國﹐即使出現不太可能出現的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狀況﹐中國也不可能“迅速富強”﹔中國眾多的人口尚處於人均貧困狀態﹐社會基礎設施十分薄弱﹐文化﹑政治等領域的改革步履維艱﹔都可以說明下個世紀中國的發展是非常艱難的。因此﹐那種把假設說成必然﹐把推測說成現實的諸如“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一類的空話大話﹐都是有害無益的。值得注意的是當前在中國大陸盛行的“文化搭臺﹐經濟唱戲。”這種非常浮淺和功利的現象竟也照搬到美國。上月在紐約等城市開展的“中華文化美國行”的目的是進行中美文化交流。可是其展出內容卻主要是民間工藝美術及民族服飾﹐既缺乏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又沒有當代文藝的優秀作品﹐實在代表不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該展出顯然是為了商業和廣告效應﹐取這樣的名目是名不副實的﹐將使許多美國人對中華文化造成誤解。聯想到在中國大陸盛行的水份文化﹑紅包文化﹑痞子文化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權力文化﹐以及“負增長”﹑“下崗”一類的字眼游戲﹐可以說專制的君權思想的殘余﹐至今還流毒甚深遺害無窮﹐“大話文化”仍在延展。
在祖國統一的問題上﹐兩岸亦不幸沾染上“大話文化”的惡習﹐竟然在“字眼”上下功夫。實際上背後卻隱藏著由“我”主導﹐為“我”所用的專制觀念﹐而這種觀念在“偉大的領袖”毛澤東身上表現得尤為突出。毛的一生獨斷專行慣說大話﹐其“引蛇出洞”﹑“東風壓倒西風”﹑“超英趕美”和“紙老虎”說都是典型的大話﹐給中國民眾帶來無窮盡的災難。毛的同路人赫魯曉夫曾說﹕“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１９』今天看來﹐毛說大話的動機十分明顯﹐那就是對外以“紅遍全球”的名義妄圖獨霸世界﹔對內以解放的名義實行奴役﹐以共和的名義實行專制﹐以人民的名義實行獨裁。毛從來不顧人的死活﹐其實現理想的手段是階級斗爭和暴力革命。這不但使中國人大批大量地死亡﹐還直接威脅到人類的生存。毛使中國在以社會主義為名義的政治體制下﹐形成了專制的社會結構。並且生成一種制度性的由“我”主導﹐為“我”所用的﹐唯領袖意志的大話文化。這種文化的傳承即是專制史中由君權壓榨下伴生出的大話文化。這種大話文化的特點就是在美好的名義下施行的假大空。
可喜的是到了近代和現代﹐從譚嗣同提出“革去故﹐鼎取新。”血濺菜市口﹐到彭德懷上“萬言書”冤死北京城﹔從梁漱溟直言要毛澤東有“雅量”﹐到何清漣寫出＜現代化的陷阱＞﹔說真話﹐做實事的人薪盡火傳﹐綿綿無絕。從梁啟超主編＜時務報＞﹐陳獨秀主編＜新青年＞﹐胡適主編＜現代評論＞和＜獨立評論＞﹐儲安平主編＜觀察＞到“民主牆”時期風起雲涌的全國近萬家民辦刊物。中國的知識份子中爭取“禍從口出”﹐爭取思想和言論﹑出版自由的人越來越多。這是中華文明的希望所在。
必須堅持改革開放﹐循序漸進地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改變金字塔似的權力自上而下層層制約的社會結構。首先應有學術的自由﹐根除產生“大話文化”的君權思想的殘余﹐給中華文化的發展以自由的空間。文化的發展應以文化界來主導﹐而不是以領袖意志或由領袖支配的政府和官員來主導﹐以利發揮社會對權力的無所不在的監督﹔第二﹐應以中華文明的振興和發展為目標﹐而不是以“穩定”和維持一個利益集團的統治為目標﹔第三﹐加強國際間文化交流﹐共享人類共有的和平﹑進步﹑自由﹑民主﹑人權﹑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反對由“我”主導﹐為“我”所用的專制觀念﹐共創二十一世紀人類新的文明。
繼承和發揚“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科學和自由民主”的精神。反對說大話﹐提倡說真話﹐做實事﹐這是振興中華文明的當務之急﹐亦為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成果所證實。
“新文化運動”開展以來﹐１００年過去了。展望新的世紀﹐中華文明的進步不過從過去代表天﹑代表神的意旨的君主制﹐前進到當今代表“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代表絕對真理的領袖制﹐都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樣的歷史進程﹐值得我們深思。
2000年8月29日初稿
2000年10月5日定稿。
註釋﹕
『１』程曉農著 ＜當今社會四派“精英”之分疏＞﹐＜繁榮從何而來﹖＞。
『２』李新宇著 ＜舊戰場上的尋思＞－－重申＜五四精神＞導言之一。
『３』阿寧著 ＜小評【生日的歌】＞－－引自＜野草之路＞。
『４』李新宇著 ＜從“新民”到“立人”﹕五四啟蒙思想的形成＞（引自＜三綱革命＞署名“真”﹐見 ＜新世紀＞第１１期﹐１９０７年８月出版。）
『５』＜胡適文存＞－－【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６』陳獨秀着 ＜敬告青年＞﹐見＜青年雜誌＞創刊號。
『７』陳墨著 ＜何必集＞－－【大話】??大話文化。
『８』『９』韋君宜著 ＜思痛錄＞。
『１０』焦國標著 ＜因循說謊習慣成自然＞－－引自＜開放＞雜誌﹐總第１５６期﹐１９９９年１２月號。
『１１』李新宇著 ＜１９５８﹕文化領域的農村包圍城市＞－－引自＜文藝報＞１９５８年 第１５期。
『１２』『１７』林毅夫著 ＜展望新千年的中國經濟＞。
『１３』『１４』『１６』何家棟着 ＜２１世紀是是中國人的世紀嗎﹖＞－－與季羨林先生商榷。
『１５』解思忠着 ＜國民素質懮思錄＞－－＜文化素質的缺陷＞。
『１８』若思報導 ＜美國之音＞１０月４日。
『１９』＜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