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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日訊】關於國民生產總值（ＧＤＰ）的增長問題，讓我想起了一個很有趣的笑話：兩位經濟學家Ａ和Ｂ在鄉間的小路上散步，忽然發現前面有一堆牛糞。Ａ對Ｂ說，把這堆牛糞吃了，我就給你10,000元。Ｂ想了想，覺得值，就吃了這堆牛糞並且得到了10,000元。接著他們繼續散步，結果前面又發現一堆牛糞。這次Ｂ對Ａ說，我給你10,000元，你把它吃了。Ａ想了想，同樣覺得值，於是照辦，得到10,000元。不一會，兩個經濟學家回過神來：我們的個人財富毫無變化，卻居然各自吃了一堆牛糞！不過他們馬上恍然大悟：哦，但是我們畢竟創造了20,000元的ＧＤＰ啊！
這個笑話固然很有趣，但其背後所能引發的思考似乎更加耐人尋味。在當今世界上，國民生產總值已經被廣泛用於度量一國的收入或福利情況。作為核心指標， ＧＤＰ實際上成為人們判斷某一國家經濟發展的最主要依據。大到判斷一個國家是「富國」、還是「窮國」，小
到評價一個地區的政績之優劣，無不看它的大小。它的增長甚至已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目標。它的增長率是高、還是低，能夠牽動世界上大多數政治領袖和經濟領袖的神經，足以使他們為之歡呼或沮喪。
我們依賴ＧＤＰ的增長速度作為衡量進步的標準。但值得指出的是，它的增長既可能是高質量的，也可能是低質量的。如果我們把經濟增長的一切都和它的增長率這個冷冰冰的數字聯繫起來，也許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忽視這個數字所無法反映的內容──經濟增長的質量。而世
界上許多國家的例子表明，同樣的增長率可以對貧困和福利產生極為不同的影響。同樣的增長速度，在不同的國家之間（從巴基斯坦到墨西哥），導致了在教育進步和環境保護方面截然不同的結果。同樣的增長速度，對同一國家內部（比如緬甸和巴西國內）不同地區的貧困狀況的改變，起到了截然不同的影響。
在筆者看來，把ＧＤＰ作為發展的唯一衡量尺度，有很大的局限性。這種局限性首先主要表現在關於ＧＤＰ的核算只涉及到怎樣正確反映社會總的淨產出量的問題，卻未涉及「誰從中受益」的問題。也就是說，我們把所有的好處都和它的增長聯繫起來了，卻不太強調它的結果：而事實上它裡面有太多流向了那些在經濟生活中具有優勢的人，而留給那些不幸者的部份卻是太少了。一直關注社會不平等問題的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森就認為「如果一國的經濟的成功只是按其收入來判斷，不幸事實上經常是這樣做，那麼生活的重要目標就失去了。森指出：斯里蘭卡40年代擴大醫療服務，救助飢民，使死亡率從2.06%下降到60年代的0.86%。相同變化也發生在印度喀拉拉邦。儘管人均ＧＮＰ在這個邦低於印度平均水平，但它的人口壽命超過了70歲。教訓很清楚：不僅是人均ＧＮＰ、還有收入分配是否合理和有效使用這三者，共同決定了一個社會的生活水平。
其次，ＧＤＰ實際上是一個財富流量的概念，並沒有考慮到對財富存量的損耗核算。例如，砍伐原始森林可以使該國當年的ＧＤＰ增加，但對自然資源的損耗及對人類環境的破壞，則沒有計算在內。目前存在著這樣一個危險的不對稱：人們把人造資產作為生產性資本加以價值化，並把這一損耗從生產價值中扣除；但是人的有效工作能力的損耗、自然資源的損耗，則被「遺忘」了。這種「不對稱」度量方式，對於那些依賴自然資源的生產與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問題尤其大：由於把資源耗竭排除在ＧＤＰ核算之外，這就顯然誇大了淨產出和資本形成的總量。一個關於印度尼西亞的研究案例表明：在計入土壤侵蝕、森林破壞、以及石油汲取所造成的實物存量變化之後，官方所宣佈的ＧＤＰ（1984）應當扣減17.3%；從1971～1984年，平均每年ＷＲＩ對這3項資源損耗進行的數字調整是減去9%。而且不容忽視的是：一國之內因生態環境質量惡化而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貧困人口。
總之，將ＧＤＰ作為發展的唯一衡量尺度確實存在諸多不足之處，要更準確、更廣泛地測算發展情況，至少應該還包括「人類發展」、「收入變化」、「環境可持續性」等三個方面。此外，人類在經濟發展到達一定階段以後，也許將不像以往那樣注重物質財富的增加。畢竟，生活還有許多其它的樂趣。
──原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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