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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日訊】北京市500位公民原定于3月30日舉行的反戰遊行取消了。沒有誰勒令他們這麽做，取消遊行是組織者的“主動”行爲。我說“主動”卻加引號，因爲這個主動與被迫差不多。事實上是，組織者由於無法滿足主管部門的種種超出法律規定的要求，在繼續遊行力不從心的情形下，不得不忍痛宣佈取消。
遊行不遊了，在官民對話的這一個回合中，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似乎取得了完勝，不僅獲得不禁止遊行的“好名聲”，又收到了北京市市面太平無事的“好結果”。但是且慢歡喜，遊行組織者在宣佈取消的同時，聲言要向最高人民法院控告該總隊違反憲法。既然要打官司討說法，說明組織者認爲自身權利受到了侵害。這場官司能不能打得起來不是本文關注的問題。我認爲這次事件反射出來一個更值得我們探討的深層次問題。這個問題就是，遊行取消後，社會秩序是得到了維持，還是受到了擾亂？
也許有人會說，這是個什麽問題？沒有人鬧事，自然是維持了秩序。也許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的人們在松下一口氣之餘，也會作如是想。更說不定他們還有因此而受到褒獎的可能。不過，我只能讓他們掃興，在此要慎重地指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這次事件的直接責任部門及其責任人員不僅不該得到表揚，反而應該受到處罰，原因是，他們的所作所爲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
首先，我們回到事實。這次500人遊行的組織者向主管部門提出遊行申請書的全過程沒有任何違法行爲，是按法定程式向法定部門提出了合乎法律規定的申請。旨在保障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等憲法權利的《集會遊行示威法》並沒有授予遊行審批機關對擬參加遊行的人數、時間、音響諸項進行核減的自由裁量權，也沒有遊行只能原地踏步的荒唐規定，但是，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在履行審批手續時卻超越許可權，對上述幾個方面作了十分苛刻的強制性規定。不僅如此，在發出了《集會遊行許可決定書（(京)公(治)字第78號）》後的第二天，該總隊又臨時變更《決定書》核心內容，將遊行時間提前1小時，並提出不許公告及不許知會記者等無理要求。我在此處的措辭選擇了“超越許可權”和“無理要求”不是信口亂講的，是有根據的。以壓縮人數爲例來說明，遊行是每個公民的權利，任何一個公民只要自願遊行並願意遵守與遊行相關的法律規定，就沒有誰有這個權力取消他的這一權利。500人申請遊行，憑什麽只批准100人？另外400人的憲法權利豈不是被剝奪了嗎？同時，削減人數後，遊行組織者將面對一個很大的難題，他們不能對500人中的大部分說，你們不配參加這次遊行。組織方沒有這個權利講這種話。再以不許在網上公開宣傳變更事宜爲例，由於主管部門作出變更決定的時間是3月29日晚上8點之後，離變更後舉行遊行的時間3月30日13時30分距離只有十多個小時，其間還隔有一個夜晚，對於組織者來講，不公開宣佈，怎麽可能在這麽蒼促的時間內完成任務？這不是存心拆組織者的台，讓他們背上組織不力朝令夕改的黑鍋嗎？正是這一個又一個無理要求，迫使組織者不得不宣佈遊行取消。
那麽，遊行不舉行了，市面上太平無事了，是不是說明社會秩序就好呢？要回答這個問題，先得弄清楚什麽是壞的社會秩序，什麽是好的社會秩序。對壞秩序，我們已知的大致有兩種，一種是殺人放火無人管，一種是“克格勃”的眼睛盯住每一個角落。此外，還有一種我們非常熟識卻不怎麽瞭解的壞秩序，就是幾千年的中華專制帝國的秩序，這種秩序保障掌握權力的一方可以爲所欲爲，人民則只能忍氣吞聲，人民“有太平卻無自由”，社會死水一潭。好的秩序是法治的秩序。這種秩序保護公民按自己的意志自由地享有各項權利卻沒有不安全的顧慮，政府及警察的職責是維持社會各方不超出法律的邊界，政府和警察存在的目的就是爲了保障公民的權利。這種秩序不是天外奇談，離我們不遠的日本、韓國等國家如今就是榜樣。
由此可見，衡量現代社會的秩序是好是壞，關鍵看它是不是法治社會。這次北京市500位公民的集會遊行示威諸種權利得不到伸張，決不是秩序良好的表現形式，而是法治秩序得不到維持的證明。北京市的有關行政執法部門不按法律辦事，通過刁難和阻撓達到壓制、剝奪或變相剝奪憲法賦予公民權利的結果，雖然看似在維持秩序，實質上，這樣的執法部門恰恰正是社會秩序的最大破壞者。
“十六大”把建設法治國家和促進政治文明作爲黨和政府今後一個時期的戰略任務，胡錦濤總書記要求全黨全國維護憲法權威，保障人民的憲法權利。北京市500人遊行示威最終不了了之的事實，一方面說明，當前我們的社會離法治社會還相當遠，另一方面也告訴我們，北京市公安局治安管理總隊刁難和阻撓公民遊行示威的行政行爲，對我們建設法治秩序起到了很不好的阻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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