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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日訊】
一、美國形象的變化
八十年代，盡管大眾化的“女排熱”和“气功熱”、精英化的“尋根熱”、官方化的“振興中華熱”等等，已經標志著民族主義思潮崛起，但畢竟有強勁的對外開放以及西化浪潮相平衡，并沒有引發排外和反美的情緒。倒退１２年，美國在國人眼中的形象主要是正面的，并在八九運動前后達到高潮。六四大屠殺剛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紛紛宣布對中共政權的制裁，那時的大陸百姓，特別是大學生、知識分子和親歷過大屠殺的市民，顯然把這种“干涉內政”或“多管閑事”視為主持正義，甚至希望制裁得越重越好，讓劊子手在國際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困境。
然而，對１２年后的９１１恐怖大屠殺，大陸民間的主流傾向則相反，幸災樂禍的聲音遍布网絡。那些高聲叫好的民眾，以青年人居多，他們認為美國遭此劫難“活該”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國太傲慢，“喜歡多管閑事”、“動不動就教訓和制裁別人”。也就是說，２０世紀９０年代的申奧失敗、銀河號事件、誤炸使館事件和２００１年中美撞机事件，使民族主義情緒不斷升級，越來越表現為對美國的反感甚至仇恨。僅僅１２年，中共就一步步地把民眾由親美操控到仇美，大陸民間的民族主義由“振興中華”走向“反霸反美”。
六四后，中共反制美國制裁的拿手絕活，就是強權恐怖、輿論灌輸和利益收買的三管齊下。當暴力鎮壓和人人過關的恐怖恢复了基本秩序之后，小康承諾的收買緊緊跟上，鄧小平南巡所鼓動的發財之夢，一下子扭轉了人們的思想﹐強權恐怖和收買同時奏效的，是意識形態灌輸的巨大作用。美國十几年來堅持人權外交，大陸的人權狀況又持續惡化，使中美在人權問題上的對立極為尖銳，中共政權必然把美國視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上的敵人。中共抓緊反對和平演變的宣傳和愛國主義的教育，其重中之重，就是針對六四后入校的大學生，重新啟動棄置多年的新生入學軍訓。對內反對自由化和對外防止和平演變，把愛國主義教育列為“五熱愛”之首，把台獨、藏獨等分裂主義和美國的支持緊緊捆在一起，成為中共政權十几年來的主導意識形態，而中共确定的自由化与和平演變的主要外部根源只有一個——美國，不遺余力、不擇手段地對美國進行妖魔化，在四年后的１９９３年，這种洗腦便顯示出強勁的效果，北京申奧失敗成為狂熱民族主義濫觴的轉折點。這時，已經不用官方聲嘶力竭的提倡了，六四大屠殺的血腥記憶被申奧失敗的恥辱所代替，美國制裁中共的仗義之舉被單級強權的四處伸手所取代，西方國家出于對六四的記憶而聯手支持悉尼戰胜北京，被置換成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陰謀。中共的強制性灌輸演變成自發性的民間情緒和知識界的主流，整個大陸加速了向狹隘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方向的狂奔：強化中共政權的權威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息息相關，增強國力軍力和反美反霸互為表里，學術的本土化、大眾文化的偽民俗化和抗拒西方文化霸權一脈相承；１９９７年的香港回歸和２００１年的申奧、入世、足球沖進世界杯的成功，作為民族复興的偉大象征，得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一致狂歡；而１９９９年５月使館被炸和２００１年４月撞机事件，則作為新的國恥銘刻在被洗得接近歷史空白的民族記憶中，顯得格外醒目刺眼，再一次激起了強烈的雪恥复仇情結。
恰在此刻，美國發生震惊世界的“９１１”恐怖慘案，正好為雪恥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糾纏的畸形民族主義，提供了絕好的宣泄素材。啊哈，象征著最大財富的世貿大廈，就這么輕易地變成了廢墟！象征最強軍力的五角大樓，也未能幸免，原來號稱世界超強的霸權，竟是如此不堪一擊，原來總是在別人國家中耀武揚威的美國人，也會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擊，原來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戰，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間，全部搞定，太牛逼了！”“如果美國支持台獨，我們就要把台海變成火海血海”，“讓美帝國主義的航母化為灰燼”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說。“美國本身就是當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國流氓就是對于孩子們最有效的‘愛國主義教育’先從揍美國流氓做起，如果這一點都做不到，這一點血性都沒有，這一點精神都沒有，談什么中華民族的長遠利益，談什么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自稱為學者王小東如是說。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災樂禍，甚至延伸到美國發生的一切災難——不管這災難的性質如何——比如“哥倫比亞號”的解體，引來許多网民的歡呼（參見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長大的國人》）。
二、中共政權對美國的分裂態度
由于中美之間的歷史恩怨和當下沖突，更由于中共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傳統文化的浸泡，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大多數愛國國人心中的美國形象，呈現出日益分裂的特征。具體到中共政權的外交政策和國人的個體選擇，就是一种更具中國特色的分裂。
（一）愛國主義的內在分裂
這种分裂，首先是由于政權、集團和個人之利益与國家利益的背离。事件的复雜在于，盡管有《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所宣示的普世道義，但是在現實的國際關系中，國与國之間的關系則主要以國家利益為核心。一個民選政府所代表的國家利益，大致上与民眾利益是一致的，因為政府的合法性必須以民意為基礎。而一個非民選的獨裁政權所聲言的國家利益，大都是挂羊頭賣狗肉，常常与民意南轅北轍，因為政府權威是建立在對民眾的暴力恐懼和意識形態謊言之上的。而一旦獨裁政府通過強制灌輸和謊言誤導，將國內危机轉化為外部敵人的威脅，就能加強獨裁政府對民眾的精神控制，就很可能在國際問題上贏得了民意的支持。因此，中國的國家利益与政權利益是背道而馳的，中共利用反美反霸的民意所維護的，表面上是國家利益，實質上是一党獨裁的利益。
在大陸，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態表達就是“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凡是涉及愛國主義的主題時，無論純官方的、半官方的、民營的，還是保守的、開明的、中間的，所采取的公開表述方式基本一致，即都以全民代表的身份發言。官方新聞發言人說：“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絕對不答應”；大陸的國際問題專家說：“布什政府不要低估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決心和勇气”；反對倒薩戰爭的知識分子說：“中國人的聲音決不能缺闆保患?便像《南方周末》這樣以開明和敢言著稱的報紙，也很少區分政權利益、國家利益和個人選擇之間的區別，更不具有媒體理應保持的新聞專業態度，而是以全民代言人自居，進行毫無事實根据的煽情報道，比如它對中美撞机事件的頭版頭條報道，在第一版最醒目的地方打出大紅字體的標題“十三億人民呼喚著同一個名字：王偉”，事實上，誰有資格代表“十三億”如此龐大的人群？那些不知到“王偉”名字的國人，如何呼喊他的名字？一張地方報紙，即便是發行量極大的報紙，怎么就如此大言不慚地宣稱代表十三億人！這种自封的代表資格和絕對發言權，恰是中共式的偉光正宣傳手段濫用几十年的結果。
中共執政后，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造不同的外來強敵，把民眾對積貧積弱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而且非常成功。從毛澤東時代的反帝反修到鄧江時代的反霸權反和平演變，愛國主義在道義上被絕對化，作為中共政權立足之本和國人的道德之本。改革開放以來，中共發布的所有道德訓誡，第一條都是愛國主義。任何個人權利都不足以作為高于祖國利益的合法性來源，包括憲法權利。在此基礎上，道義情感被完全政治化，愛國主義被扭曲為愛政權愛執政党甚至愛領袖個人，民族主義被扭曲為國家主義。于是，民族等同于國家，國家等同于政權，政權等同于政党，政党又等同于党魁個人及其權貴。雖然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民間社會的崛起和价值多元化的發展，民族主義及其愛國主義正在逐漸去政治化去政党化去領袖化，在中美之間的一系列沖突上，民眾的民族主義狂熱經常超出官方的外交定調，江核心也常被罵為賣國賊。但是，作為一种道義合法性，愛國主義的絕對霸權沒有根本的改變。
自稱是“祖國”、“民族”和“人民”的那些代表，及其种种煽情的大話式言說，實際上連他自己及最親近的人都無法代表，他們本人也從不會相信自己筆下的大話。抽象空洞的口號和宏大高調的表演，類似于短暫節日中的話語狂歡，只不過是習慣性的表面說辭而已，根本無法反映每天都生活在口號下的國人的复雜心態。恐怖統治下的“政治正确”，使人活得過于聰明，以至于心甘情愿地活在自欺欺人的謊言中，活在“大話”傳統的奴役下，活在盛大化妝舞會的話語作秀里。
（二）對美外交的低調務實
中共的對美外交政策，則与其對國內的宣傳，明顯分裂。
在外交政策上，一方面，從制度對立及台灣問題的角度看，中共把美國作為最具威脅的外來顛覆者，決不會放棄确保一党獨裁體制的防御性主權外交：用支持“多極化”和“地區霸權”來制衡美國的全球霸權，用加大軍費開支和盡快提升軍力來提高威懾力，用收買無賴國家來抗拒世界主流文明，用對內宣傳上的妖魔化美國進行意識形態洗腦。
另一方面，國際格局的巨大變化和美國超強地位的确立，國內的政權合法性的脆弱和社會危机的持續積累，使中共的政權利益又离不開美國，所以只能尊奉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實用主義外交策略，以低調務實的靈活應對，處理中美之間的棘手問題。特別是９１１后，俄羅斯迅速投向西方怀抱，中共意欲聯俄抗美的戰略企圖隨之流產，中共就更沒有底气扮演反美先鋒。所以，在一系列涉及到美國利益的重大國際問題上，比如倒薩和北韓核危机，中共決不充當反美急先鋒，而是采取“以夷制夷”的傳統策略，樂見西方同盟內部出現裂痕，也希望美國陷于日益孤立的窘境，跟在法德俄的后面，扮演敲邊鼓的角色。雖然中共一直提倡多邊主義和聯合國權威，但對美英的倒薩的具體決策，其態度模糊而圓滑，很有點坐收漁翁之利的超然姿態。
在中美關系成為中共外交主軸的前提下，盡量維持中美關系的穩定，乃是中共堅定不移的外交方針。對布什政府剛剛上台時的咄咄逼人的強硬態度，中共高層頓時陷于不知所措的惶恐之中，毫無應對之策，而９１１后中美關系回暖，中共高層大有起死回生之嘆，以致對美國的表達極為媚態：“中美之間現在的穩定關系，實在是來之不易”。中共之所以如此“媚美親美”，原因在于：
１、正統意識形態衰落之后，中共政權得以維持的最大王牌只剩下政績合法性——保持經濟的高增長，而由于體制所形成的瓶頸，國內的動力和需求嚴重不足皆無法支撐高增長，在經濟上只能加大對外來動力的尋求，導致了中共對國際的市場、資金和技術的日益加深的依賴。所以，中共在外交上致力于謀求有利于國內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而美國正是中共急需的，因為美國的市場最大、資金最多、技術最先進。因此，僅僅從經貿利益的角度講，中共就不可能得罪每年都有巨大順差的貿易伙伴。跟美國翻臉，將對中國經濟造成極大的傷害，而國內經濟的好坏，將直接影響到中共賴以維系民意的政績合法性——對中共政權來說，促進高增長的經濟資源只有轉化為保持政權穩定的政治資源，才是最關鍵的利益之所在。
２、從在人權問題上，中共若一味強硬，將損害中美關系，使其外部的安全系數隨之降低。所以，一方面，中共以主權、內政、國情為借口，拒絕人權標准的普世化，把中國人的人權強行規定為“生存權”，在聯合國的人權大會上，收買無賴小國來阻止美國的譴責性提案；在所有的國際場合圍堵台灣和達賴喇嘛，傾盡全力阻止其國際影響的擴大。另一方面，中共又不得不承認人權，號稱該党的宗旨之一就是為了改善中國的人權，標榜目前中國的人權狀態乃是歷史上的最佳時期；同時也与美國、歐盟進行人權對話，用“人質外交”來應對“人權外交”。
３、即便在中共最不能忍受的台灣問題上，制度和實力的雙重劣勢，也使中共不會一味強硬，因為激怒美國的結果只能使之更親近台灣，使台獨真的坐大。在非理性的民族主義日益高漲的當下中國，中共如果對付不了台獨，那么它全力維系的愛國政權的道義合法性，也將頃刻坍塌。所以，一方面，中共利用文攻武嚇、統戰分化、外交圍堵和經濟誘惑的四管齊下來打壓台獨實力，反复向美國強調“三個聯合公報”和台灣問題的嚴肅性；另一方面，又不斷微調對台政策，并對美國接待台灣政要和提升對台軍售，采取雷聲大雨點小策略，意在保持中美之間的穩定關系。
４、中共高層懼美、媚美，其党魁把美國政要的邀請和尊敬視為最大的外交胜利。特別是江澤民提出的“大國外交”，實際上服務于他個人謀求大國領袖的野心，不能不乞靈世界超強美國的點頭。由此也能理解，江澤民為什么高度重視中美元首的互訪，為什么頻繁會見美國來華訪問的各類名流——無論是現政府高官、國會議員或前朝政要，還是工商界巨頭或著名學者——表現出明顯的媚美傾向。
５、中共的韜光養晦，不僅是政權利益，更是權貴利益，因為中共的中高層權貴家族的既得利益，大都与美國息息相關。鑒于表面繁榮穩定之下的危机四伏，發了大財的權貴家族早就為自己留好退路，權貴家族的子女及親屬大量移民美國，其不義之財大量轉移到美國。那些在美國擁有毫宅、名車和存款的國人，大都是跛足改革的最大受益階層。所以，僅僅基于權貴家族及其個人利益的最大化，他們也決不允許中共政權与美國政府翻臉。從這個角度理解中共的中共外交策略，不要說与國家利益無關，甚至連政權利益也僅僅是權貴階層利益的包裝。
６、中共在國際上一貫奉行沒有原則的極端犬儒哲學：—遇強者就對話就妥協，遇弱者就對抗就強硬。面對實力強大的美國，中共就打“用對話代替對抗”的妥協牌。鑒于大陸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連續十年提出譴責中共政權的議案。處于道義劣勢的中共，一再呼吁用對話代替對抗，并且在暗中大打貿易市場牌，用利益收買來換取國際支持。而面對實力相對弱小的台灣，中共就打“不承諾放棄武力”的威脅牌。台灣說民主制度無法与專制制度統一，兩岸統一的前提是中共放棄一党專制，實行尊重和保障人權的自由民主制度，中共就再不提“用對話代替對抗”了，反而用武力威脅代替對話，近些年又加上經濟威脅，明确宣布決不允許支持台獨的商人進入大陸市場。其實，台灣向中共政權提出的要求，跟美國一樣——放棄一党獨裁。中共赤裸裸的犬儒主義怎么能贏得台灣的民心、取信于國際社會呢？
（三）對內宣傳的妖魔化美國
在對內宣傳上，中共主流媒體依靠壟斷的言論權力，几乎是一邊倒地妖魔化美國，極盡丑化美國之能事。中共控制的媒體，一直向民眾特別是年輕一代灌輸對美國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歷史，宣傳早在列強瓜分中國的時期，美國就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級霸權。對當下國際關系中的美國，更是極盡妖魔化之能事。美國在國內外的每一點失誤（包括中共的編造和歪曲），都被無限放大為整個制度的缺陷，夸張為全部對外政策的惡果。
科索沃戰爭期間，中共控制的媒體灌輸給民眾的完全是一邊倒的片面之詞：只有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對主權國家的侵略，對他國內政的無理干涉，對弱小民族的欺凌、對平民的狂轟亂炸，而民間對米洛舍維奇的獨裁統治，對其制造的种族清洗和人道災難，對北約選擇軍事干涉的外交背景——美國及歐盟用盡了政治外交努力而無效，給予米洛舍維奇以政治解決的机會被拒絕，几乎一無所知或知之甚少。
１９９９年的５８使館風波，盡管美國向中國做了多次道歉并給予了賠償，中共政權在外交上也接受了北約的解釋，但是在國內，科索沃問題上的反美宣傳達到了瘋狂的程度。中共官方以最高規格悼念三位誤炸中殉難的記者，并加封為烈士；被壟斷輿論所操控的民間反美情緒也隨之變得歇斯底里，各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老百姓當然不知道，美國也在兩伊戰爭期間遭到過誤炸，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７日，伊拉克的導彈在公海上，誤炸過美軍的為科威特油輪護航的護衛艦斯塔克號，造成３７名士兵死亡。美國政府和美國人并沒有激烈反應，只是要求伊拉克賠償了事。
在仇恨和恥辱的种子已經有了沃土和勁肥之后，２００１年４月又發生了撞机事件，中共故伎重演，一方面在外交上低調處理，另一方面在國內瘋狂煽動。事故中沉入海底的王偉，一下子成了民族英雄，照樣是加封烈士和最高規格的葬禮，照樣是對遺屬的厚待和全社會爭相擁抱烈士的孩子，并破格鑄造了王偉的雕像。民眾再次成為壟斷輿論的犧牲品，大多數民眾毫不怀疑中共的宣傳：美机是入侵，故意制造机毀人亡的慘劇，而對國際慣例和撞机真相一無所知。
美國的安然公司財務丑聞，導致了美國金融市場的信譽危机，在中國媒體上也成為熱點之一。極具中國特色的是，雖然也有人以此來反思中國的經濟制度和金融市場的嚴重弊端，但有關評論的主流傾向則是一致對外，全力抹黑美國及發源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把華爾街丑聞當作自我弊端的遮羞布，其說辭還充滿愛國激情，真可謂無賴式的下流態度。
在倒薩問題上，中共的主流意識形態及其御用學者們，把伊拉克的人權災難及其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完全歸罪于海灣戰爭及十多年的制裁，把薩達姆的戰爭机器瘋狂運轉和國內暴政歸罪于美國的支持，而很少提及薩達姆發動的兩伊戰爭和入侵科威特，在撤离時如何炸毀科威特的油井；也很少提及薩達姆對內實施的暴政所造成的惊人的人權災難，用化學武器屠殺庫爾德人，任意處決、羈押、酷刑、宗教迫害、被迫遷移，打烙印、電擊、拷打、強奸、割舌、砍掉四肢和斬首等酷刑，在有５０万伊拉克儿童死于飢餓、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薩達姆家族聚斂的私人財產估計達到３００億美元，并用石油換食品的經費為自己建立多達几十處的豪華宮殿。一個只有２２００万人口的石油大國，１３００万什葉派穆斯林的宗教活動受到嚴重限制，星期五的集體祈禱遭到禁止，連清真寺圖書館的書籍也不允許傳閱。正是在薩達姆的暴政之下，才會有７００多万伊拉克人流亡國外。
中共主流媒體為薩達姆遮丑的同時，也向國人灌輸：“伊拉克之后，下一個是誰？”，接著的推論是，倒薩完成之后，美國的表面目標是朝鮮，實際市利用北朝鮮的核危机而把軍力再次轉向亞洲，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圍堵中國，并最終确立美國在亞洲的霸權。特別是象中國這樣的天然能源匱乏國家，中東乃是中國所需石油的主要供應者，美國僅憑控制了中東石油的优勢，就足以讓中國臣服。
以上种种灌輸，前提是對民眾知情權的野蠻剝奪、對事實的故意隱瞞和肆意歪曲、對受辱情結和仇恨意識的放縱，使大陸人自以為對美國的仇恨具有充足的理由，卻不知道自己一直可怜地生活在謊言和偏見之中。所以，他們對國際大事件的反應，就象白痴一樣愚蠢，象無賴一樣下流。只要耐心瀏覽一下國人的說辭，透過表面的義正詞嚴而深入到內里，那些先入為主的偏見、幸災樂禍的下流、故步自封的傲慢、頑暝不化的蒙昧、自欺欺人的掩蓋，便一目了然。
三、民間對美國的分裂態度
大陸民間對美國的分裂態度，源于意識形態灌輸、狹隘的民族主義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善惡分裂的兩面神
在目前大陸的主流民意中，若暫時撇開其國際行為，美國是經濟強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個人自由、個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天堂，更是國人留學和移民的首選國，甚至因為被拒簽而在美國駐北京使館前舉行小規模的示威。可口可樂是中國最著名的品牌，漢堡包是大陸孩子最衷愛的洋快餐，好萊塢電影是民眾最愛享受的視覺快感，比爾蓋茨是大陸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諾貝爾獎之外，美國的格萊梅音樂獎、奧斯卡金像獎、艾美獎和歐文斯體育獎，是大陸人心中最高的榮譽這种對美國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評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術宣傳也不能減損，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變”，在大多數民眾心目中卻是個正面的進程，即中國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變”。從网友在美國大選難產期間發表的言論和國內媒體的大量報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數國人對美國式民主的肯定，對中共抹黑術的清醒透視。這种壓倒性的正面評价，甚至可以從江澤民動不動就引用林肯、杰弗遜的名言中看到。反對中國融入國際主流社會的新左派，并不代表中國的主流民意。
同樣，在外國人對中國如何評价的价值排序中，美國人的評价無疑排在首位。正如中共高官希望得到美國政要的青睞一樣，國內的其他人士也非常希望得到美國人的正面評价。留學是否進入美國名牌大學，中國文化產品是否風靡美國，漢語作家是否得過美國的文學獎，中國電影是否入圍奧斯卡，中國企業及其產品是否在美國市場成為名牌，中國運動員是否得到美國體育界的承認，甚至中國的英雄人物是否影響過美國人，等等，皆是國人評价成功与否的重要標准。
于是，在江澤民訪美頻頻作秀的帶領下，中國的各類精英也紛紛上演“征服美國”的愛國主義壯舉，國人在美國的任何一點成就，都成炫耀的資本，甚至美籍華人的所有成就也無一例外地成為中國的成就。最具象征意義的是，在國內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情況下，央視評選的十位“２００２感動中國人物”中，海爾總裁張效瑞和姚明作為民族英雄而雙雙入選，而兩位入選者皆与在美國的成功故事有關：海爾集團不顧成本高昂而在美國的設厂，成為民族品牌征服世界的象征；姚明在火箭隊獲得首發中鋒的位置，成為“中國高度”征服ＮＢＡ的象征。這种以“美國標准”來評价中國的“民族英雄”的怪誕，甚至發展為大陸媒體和某些名人的公開造假，諸如美國宇航員在太空中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就是中國的長城、美國西點軍校自發掀起“學習雷鋒”的熱潮、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大兵人手一本《孫子兵法》等等，曾經見諸于中國的各大媒體；再如，許多回國“創業”的“海外赤子”偽造在美國的高學歷和成功資歷，最著名的影視作品是《北京人在紐約》，最著名的現實人物當數吳征楊瀾夫婦，而且，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如此成功的夫妻，甚至要用美國的“野雞大學”的莫須有的博士頭銜來鍍金。
對于國人來說，得到美國的正面評价會產生雙重效益：一來可以成為在國內炫耀的資本，二來可以作為在國際上表現民族的自尊和活力的資本。國人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民族虛榮，使其評价標准在邏輯上變得極為怪誕：因為美國是世界的超強，所以在美國的成功就是對世界超強的征服，而對世界超強的征服也就是對世界的征服。
然而，國人依然認為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霸權的象征，是不遵守國際法和不尊重弱國主權的蠻橫的國際警察，依靠強大的國力、先進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話語而四處干預和挑舋。如果說，在海灣戰爭時期，大多數中國人還沉浸在美國制裁中共屠夫的感激中，所以民間對美國領導的海灣戰爭的態度与中共政權相反，認為對付薩達姆這樣的國內暴君和國際流氓，就需要美國這樣的富有國際道義感的警察出面管制，那么，９３年申奧失敗和銀河號事件之后，特別是在科索沃空襲期間中國使館被炸和中美撞机之后，美國就變成了肆意破坏國際法的惡吏。許多國人也對９１１悲劇表示出難以抑止的幸災樂禍，先是希望阿富汗成為第二個越南，用文革式的暴力語言反對美國的倒薩之戰，自然也盼望從此導致西方聯盟的內在分裂，更希望伊拉克成為第二個越南，倒薩之戰的后果不是美國霸權的加強，而是孤家寡人的處境和遭到更激烈的恐怖襲擊。
這樣，美國在中國人眼中成了善惡分裂的兩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幟，另一面是霸權的撒旦。這种負面評价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國的廣泛民意支持所在。
（二）“中國威脅論”的最大受益者
只要是在公開的場合，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老百姓，無論是大款還是文化名人，都表現出完全一致的愛國主義立場，甚至連表達民族情感的詞句都千篇一律。鄧小平說：“我是中國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愛著我的祖國和人民”；江澤民經常在公開講話的結尾高亢地呼喊“偉大的中華民族，偉大的中國人民是不可戰胜的”；在記者招待會上，朱容基談到他听《義勇軍進行曲》時的熱淚盈眶和熱血沸騰。最能說明此种表面一致的，無疑是電視中經常出現的對各類人等的采訪：觀看每天早晨升國旗儀式的外地民工和普通市民、著名外企女強人吳士虹和著名海歸派ＣＥＯ田朔宁、著名企業家柳傳志和劉永好、著名學者胡鞍鋼樊鋼汪暉和著名導演陳凱歌張藝謀張元等這些具有不同的身份、職業和地位的不同的人，只要面對采訪的鏡頭，說出的愛國主義豪言壯語与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沒什么區別。“增強民族凝聚力”、“增強國力”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复興”，成了小康時代的人人皆知的關鍵詞，出現的頻率決不低于“三個代表”和“新三民主義”。梁曉聲、劉恒等知名作家，在使館風波中，隔著遙遠的太平洋憤怒地指責克林頓；在香港，六四后曾經流亡美國的知名學者甘陽，除了大罵美國外，還把國內的極少數有理性的知識分子斥之為“賣國賊”。那些新左派也隔著太平洋高調發表“反對美帝國主義發動倒薩之戰”的宣言，很風光地把反戰聲明遞交給駐京的美國使館，并且得到了官方的曖昧支持。從這种話語中，确實能感到他們自以為其言行很有道義勇气和民族自尊，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對中共肆意踐踏人權的行為，表示過同樣的憤怒勇气和人性尊嚴；他們在反戰問題上也前后矛盾，一邊反對倒薩之戰，一邊堅決主張“武力統一台灣”，并在９１１后鼓吹對美國的“超限戰”。
大陸人這种表面強硬而骨子里懦弱的愛國主義，有時還就真能使國際社會找不到北。前几年《中國可以說‘不’》的風靡，讓美國人著實大吃一惊，駐北京大使館出面，一本正經地約見几個深諳厚黑學的個體書商，似乎這本書就代表了中國的民意，而那几個最初只是想掙錢的書商，也就在美國人嚴肅的談話中跨上了愛國主義的高台階，并自稱他們的民族主義不是代表政府，而是代表民間的呼聲。中國的媒體也把這次約見作為民族尊嚴的體現而爭相炒作。換言之，你美國人真拿我們當回事，我們就不能不拿自己當回事。誤炸使館風波后，最怕學生和市民上街游行的中共政權，破例恩准在北京等大城市舉行聲勢浩大的反美示威游行，美國駐中國的大使館和領事館成了眾矢之的。到了２０００年的台灣大選，中共威脅性的文攻和積極謀求軍事裝備的升級，与网上要把台灣變成火海的好戰叫囂相配合。這一系列反美的仇恨情緒貌似來自民間，而實則由政府操控，使西方人特別是美國人，把中國作為具有嚴重威脅的假想敵，導致了“中國威脅論”的升溫。
最具諷刺意味的是，從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中受益最大的無疑是中共政權。因為中共對內宣傳的最大誤導，就是把中共政權作為國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的天然代表，進而把所有的西方的“反共勢力”偷換成“反華勢力”，即把制度對立轉換成民族沖突。而當西方人把“中共威脅”擴大為“中國威脅”之時，中共政權也就真變成了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合法代表，自由与獨裁之間的制度之爭就被轉換為民族之爭，從而放過了獨裁制度這一最大威脅。而這，正好為中共政權的偷換概念的意識形態灌輸提供了有利證据：美國人決不只是“反共”，骨子里是“反華”，“反共”不過是“反華”的裝飾。
以我個人對中國對外關系史的了解和在大陸生活的切身體驗，我對“中國威脅論”不以為然。
几千年的天朝大國的“天下”意識，造就了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民族虛榮心，近百年的外辱造就了恥辱化的民族自卑感，長期的專制統治造成了民族性的愚昧和懦弱，惟我獨尊的傳統意識和處處不如人的現代經驗的結合，中共的強制反美灌輸和國人對國際局勢的愚昧，共同构成了犬儒化的民族主義：面子上一定要保持文明古國的自尊、傲慢和強硬，骨子里卻是難以擺脫的“東亞病夫”的自卑、媚外和懦弱。面對國內專制的殘暴，坐穩了奴隸地位時是順民，坐不穩奴隸地位時是暴民；當上了主子就目空一切，做了奴隸就毫無尊嚴。面對外來的殖民霸權，不講道理而只講實力，在沒有切身利益的威脅時是盲目排外，視一切外來文化為野蠻；一旦感到對自己切身利益的威脅就集體變成洋奴或漢奸。
所以，在無外力推動的情況下，無論是對內的反專制還是對外的反侵略，中國人很少有過僅靠自身努力而獲得成功的時刻。古代歷史上的兩次异族統治，都是儒生們眼中的小小蠻夷對泱泱文明大國的武力征服，而現在的國人卻把成吉思汗和辮子大帝作為漢人的民族英雄。近代史上，几千洋兵就能踏破津京，火燒圓明園；被中國人瞧不起的彈丸之國“小日本”，先是以劣勢的艦隊打敗了大清國的北洋水師，繼而又占領了大半個中國。抗日戰爭的胜利，不過是盟國對軸心國的胜利的附屬品。甚至現在的台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沒有美國的支持、保護和推動也是很難想象的；香港的自由繁榮沒有英國的百年治理更是不可能的。中國人最有智慧和勇气的時刻，是為了爭奪皇權和維持皇權而自相殘殺的時刻，古代史上的有歷代王朝的暴力更迭，近現代史上有春秋戰國式的軍閥混戰，好不容易搭上二戰戰胜國的便車，國共又為爭奪一党的絕對統治權而兵戎相見。國共內戰在規模上遠遠超過了抗日戰爭，三大戰役中，中共軍隊動輒殲敵几十万，而在對日作戰中，中共最有名的“平型關”和“百團大戰”的殲敵人數加在一起，也就不過几千人。
（三）民間對美國的犬儒化分裂態度
在當下現實中，以我在大陸生活的經驗，國人大都生活在一种習慣性的人格分裂之中，言行不一是普遍的生存方式，私下議論和公開發言可以毫無關系，即便沒有什么事先的指令和安排，面對公眾和記者的發言，也必然會進行下意識的表演，掩飾內在的利益動机。
不信，請看如下事實：２０００年，保利集團出巨資使三件圓明園國寶榮歸故里，在國內外炒得沸沸揚揚，保利集團的有關人士和一百多名記者前往机場迎接，第二天這一消息便作為洗雪國恥的愛國主義之舉，擠滿了首都各類傳媒的顯著位置，一致肯定保利集團的重民族大義而輕商業利益之舉。但是，誰都清楚，這三件清朝乾隆年間的文物遠算不上藝術珍品，一級國寶完全是政治鑒定。結果是雙贏：小贏家是國企保利集團，化國家的錢為自己買了愛國美名和廣告效應。２０００万港幣的天价使拍賣行成了最大贏家，因為拍賣底价才２００万，甚至有人說最初估价只有１０万。而在大陸的地下和地上，又有多少珍貴的文物需要投資來挖掘和保護。去年，用于發掘和修复西夏王陵的國家撥款才１０００万元人民幣，那里有面積達數十平方公里的古墓近３００座，距今已有上千年的歷史。而在中國人看來，其价值遠不如清代的三個銅頭。
再看那些把反美當愛國的文化名人，許多人曾在美國鍍過金，也無一不想得到美國的青睞，被美國大學邀請、接受美國人的資助、渴望獲得奧斯卡、把孩子送去美國留學、甚至有些人已經拿到了美國綠卡。美國人的重視成為他們在國內四處招搖的資本，甚至不惜編造在美國如何成功的謊言來抬高在國內的身价（比如編造美國學歷和美國名大學校董的吳征楊瀾夫婦）。還有那些以反叛起家的文化名流，在靠國際電影節和資本主義的資助而成名之后，轉眼就變成了反美的“愛國者”和反資本主義的“革命者”（比如號稱第六代導演代表的張元）。
中國駐南使館被誤炸風波，參加反美游行的大學生們，今天還憤怒地向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舉拳頭、喊口號、投擲磚塊和裝滿尿的朔料袋，過几天就去美國使館辦申請赴美留學簽證。据說就在使館的遍地狼藉還未清理干淨、還有嗆鼻的尿騷味時，辦簽證的長隊已經排起，使館工作人員不斷地說：“對不起。”
２０００年３月，北京舉行赴美自費留學的教育展，其擁擠程度居然可以和每年春運期間的人貼人的火車站相媲美，想去美國留學的京城人，再也顧不上天子腳下的斯文了，象進城的農民工一樣爭先恐后、你推我搡，致使展廳人滿為患，主辦者不得不為整頓秩序而中止展覽。北京電視台報道這條消息時，特別請出負責展覽的老美勸中國人：不要盲目地迷信美國教育，在選擇去美國留學時應該冷靜和理性，否則得不償失。
以“瘋狂英語”轟動全國的李陽，從北京、上海到烏魯木齊，從廣場到清華園，從待業青年到解放軍士兵，從新新人類到半老徐娘，每到一處，都要在成千上万人狂熱的叫喊和扭動中，聲嘶力竭地宣布：“你們從小就說漢語，嘴部的肌肉已經固定成漢語肌肉。我的瘋狂英語，不是為了讓你們多記几個單詞，而是為了訓練你們發音系統的肌肉。但是，我既不是要把你們訓練成美國肌肉，也不是英國肌肉，而是要把你們訓練成國際肌肉。”為此，他還根据英語發音的口型和舌頭的位置，自編了与之相配套的手臂動作。這樣訓練出的國際肌肉，就是跟著李陽狂喊一個個富于刺激性的英語單句，如： Ｉ ａｍ ａ Ｓｔｕｐｉｄ Ｉ ｌｉｋｅ ｃｒａｚｙ Ｉ ａｍ ｔｈｅ ｓｈｉｔ Ｉ ｌｉｋｅ ｔｏ ｌｏｓｉｎｇ ｍｙｆａｃｅ
長城上，一群士兵跟著李陽高喊：“ＰＬＡ ａｒ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國際肌肉用“瘋狂英語”表達的愛國主義感情，也許就真成了新的長城。同時，為了迎接奧運，北京政府要求市民學英語，那些從事服務行業的人員、特別是出租車司机，對政府的強制性學英語工程，充滿了無可奈何的苦衷。
被中宣部禁止發行的《上海寶貝》，之所以能風靡一時，就在于它的“准嬉皮士”風格，人物的一切——從衣食住行到精神嗜好——都是仿西方的“ＣＯＯＬ”，西式的名牌包裝身體、西式的酒吧點綴夜生活、西式的音樂烘托情調、西式的頹廢渲染靈魂沉淪，就連性交的方式、迷醉、高潮都是由洋雞巴創造的，極端自戀的矯情也是由具有同性戀傾向的洋女人完成的，每一章的開篇前的引語全部來自西方的作家、詩人、哲學家、修女讀這部作品的感覺，有點象在大陸的某一酒吧里過圣誕之夜。
還有那些冒著巨大風險和付出高昂金錢的偷渡客，其首選目標也是美國。盡管不斷地傳出偷渡客慘死的新聞，但是無論死過多少人，大陸人仍然不惜化几万美圓、忍受蛇頭的詐騙和冒著生命危險，一次次地走向海洋多佛慘案發生后，中國政府的發言人先是否認死者的大陸人身份，在真相大白無法抵賴之后，又指責國際上的反華勢力借偷渡事件搞政治陰謀，卻從不反省中共政權對此應負的責任。
最可疑的是那些拿了綠卡和改變了國籍的“海外赤子”的愛國之心，他們中的一些人長期留在大陸，言行方式与大陸人沒有什么根本的區別，表面上的說辭大都是為了報效祖國而拒絕高薪和放棄优裕的生活，而在實際上，他們和看中了中國市場的外商一樣，無非是想趁局勢還穩定時來大陸撈一把。他們既有外商的身份，又有大陸的人際關系，并了解大陸游戲的諸种潛規則，在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如火如荼的大陸，一夜暴富的机會遠遠超過制度健全的外國市場。他們是打的贏就留下，打不贏就跑；局勢穩定就愛國，局勢危險就飛走。雙保險的發財机會怎么能不叫人爭當“海外赤子”，想不愛國都不行，因為錢不答應。
能夠說明大陸人的犬儒愛國主義的最有力的事實，還是來自大陸的高級干部和大款們向西方移民和轉移個人資產的浪潮，其狂熱程度決不次于九死一生的偷渡客們，弄不好哪個倒霉鬼又會成為反腐敗秀的胡長清第二。中共省一級高干，几乎每一家都有子女或親屬在美國及西方，或讀書或經商或游手好閑，最終的目的是移民，至少要混到綠卡。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一份一百五十六頁報告指出，中國從１９９７年到１９９９年外匯流失９８８億美元。据安邦集團研究總部披露，連總理朱容基都說：國有資產資金外流狀況，我用十二個字來概括，“勢頭迅猛，触目惊心，舉世無雙”。他承認，２０００年資金外流５５００億人民幣，２００１年６０００億元人民幣，占國民生產總价６２％。扣除這筆外流資金之后，中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只有１％。大陸人在美國一擲万金購買豪宅、游艇、名車，已經不是什么新聞。
夠了，如今大陸人的愛國丑態滿目皆是，反美的愛國主義象一切官方口號一樣，只不過是牟取党派的、小集團的和個人的利益的工具而已。中共政權怎么能用這么犬儒化的愛國主義作為政權合法性的民意基礎？從這种愛國主義出發怎么能指望產生民族凝聚力？但是，大陸人的靈魂就是如此，除了權力和鈔票，什么也無法真正吸引他們；除了一己私利之外，什么也無法打動他們；除了專政強權，他們無所畏懼。在這种分裂的犬儒化民族性面前，官方的意識形態灌輸徒有虛名，民運的自由民主的道義感召也無濟于事。大陸的改革能否繼續向前走，几乎沒有任何道義訴求可以提供動力，而完全取決于赤裸裸的利益驅動，即各個階層對自身利益的成本和收益的計算，而且首先取決于執政集團和特殊獲利集團對自身利益的權衡。 反美反和平演變和在政治上拒絕西化全球化，具有內在的一致性，無論在那些全封閉的伊斯蘭國家，還是在中國這种經濟上有限開放而政治上依然封閉的一党獨裁的國家，說穿了無非是獨裁者不愿意放棄自己的特權利益。所以，美國在中國人眼中的分裂形象，既不是一個文化問題，也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赤裸裸的制度和利益的問題。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只能越來越邊緣化，反美反西方對于第三世界的任何國家都是弊大于利的選擇。特別是對于第三世界國家民眾來說，極端的民族主義只能使之在沒有任何自由選擇的被強制狀態中，成為獨裁者維護其暴虐統治的方便說辭。而中國人的分裂而犬儒的反美姿態，既不利于使中國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社會轉型，更不可能讓“２１世紀成為中國的世紀”。
２００３年３月１１日于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2003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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