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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3日訊】 “非典”疫情出現后，我們經過了一段曲折的過程，才找到了如何對待疫情的辦法。其實這個辦法是最簡單的。在現代通訊已發達到如此程度的國家里，對于疫情的處理，這樣遲緩，實在說不過去。造成這种現象的根本原因，不在別處，而在制度。阿瑪蒂亞森曾指出過，在民主制度下，一般不會出現飢荒。因為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始終有一個反對党在那里看著你，政府小有失誤隨時都會成為下台的理由。另外在民主制度下，信息的傳播是自由的。像疫情這樣的事，信息的公開，就能在很大程度緩解疫情的擴散，可我們是有傳播新聞的手段，而沒有新聞。最后在這些最簡單的常識上犯了錯誤。如果沒有合理的制度，再發達的現代通訊手段，有時也不能產生作用。
山西現在是“非典”比較嚴重的地區。因為疫情，使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山西遇到的類似情形。我手邊有兩冊《山西省疫事報告書》。這兩本報告書，記載的是1918年晉北肺疫防治情況。當時山西晉北的疫情非常嚴重。在那樣的年代里，遇到這樣的事，是大災難。1918年，一個基本沒有現代通訊手段的社會，對于大面積的疫情，很難有高效的辦法。但吾鄉閻百川先生，還是以極快的速度控制了疫情。在傳統社會里，山西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實在不容易。其實閻的辦法也很簡單：
第一、絕對公開事實。當年的1月5號，閻錫山接到疫情報告，立刻通電晉北各縣，實行遮阻交通，嚴格檢查。“先后撰白話電示數條，俾官民依照清洁隔离、埋尸封室各辦法，嚴切執行。”
第二、當机立斷。在極短的時間內作出了主防不主治的決策。
第三、開放的胸怀。當時內務部派了一個中國名字叫楊怀德的美國醫學博士來山西。閻先生立即聘為防疫總顧問，“授以醫務全權，領中外醫員以樹設施上之模范。”
第四、相信一切社會力量。疫情出現后，閻立即做出了聘請當時在山西的各國醫生、牧師和教士，請他們來幫助。
因為有開放的胸怀，兩天之后就動員了全省各方面的防疫力量，控制了疫情的發展。當時國內外對此的評价是：“中外人士，乃致嘆于籌策之神。”
其實決策之神的重要原因，一是當時山西有比較發達的民間社會，它与國家力量形成了協調互動的良性關系。二是閻先生當時建立的區村制度，雖然還沒有完全成熟，但在災難面前，這种自治制度，承擔了現代防疫行政的許多職能。
疫情過去后，閻錫山把關于這次疫情的所有情況，編成了三本一套的《山西省疫事報告書》，我看了這几冊報告書，今天專業的社會學者也不一定編得出來，這本報告書從圖片、疫情圖到相關的統計，都做得非常專業。我以后有時間，要就這套報告書做一篇專門的論文，看看一個傳統社會在災難面前，為什么會有那樣高的行政效率。
──原載《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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