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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24日訊】當父母問孩子偷東西對不對時﹐孩子說這次是偷多了點。
衛生部常務副部長高強在4月２０日的記者會上的表現﹐就如同那個小孩一樣。
為什麼北京的病例一下從37上昇到339﹐作為人民公仆的高副部長﹐哪怕是透露一點兒政府做錯了的表示也好﹐ 他沒有。他打的是地地道道的官腔﹐百般狡辯﹐歸咎客觀原因﹐毫無認錯的誠意。
雖然中共作出了處理“非典”最重大的策略調整﹕解除了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的黨職。但是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次的撤官行為不過是中共歷史上用“替罪羊”來轉移視線的故事的翻版。
高強說﹐數字變化的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非典型肺炎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嚴重災難﹐診斷比較困難﹐從收治到確診需要一個過程﹔二是北京市醫院之間缺乏有效聯繫﹐沒有全面準確統計﹔三是衛生部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準備不足﹑防疫體系比較薄弱﹑要求不明確﹑指導不得力。
北京退休軍醫301醫院的蔣彥永大夫在看了衛生部長張文康4月3日有關北京只有“12例﹐死亡3例”的報導後﹐非常憤怒。告訴外界﹐認為他知道的309醫院就有起碼“60例﹐死亡7例”。而這事被後來的世界衛生組織的實地調查所證實。
那麼這“60例”被忽視是不是由於高副部長所羅列的3大原因呢﹖
1。從收治到確診需要一個過程
不成立。309醫院早已確認他們是“非典”。
2。北京市醫院之間缺乏有效聯繫
不成立。這60人都在309醫院的同一病區﹐還要跟誰“有效聯繫”﹖
3。準備不足﹐要求不明確
不成立。“非典”成了國際焦點﹐世界衛生組織一再要求報告病例﹐要求非常明確。不過﹐309醫院得到的“明確要求”可能是 — 盡全力封鎖消息﹐確保“兩會”順利召開。
4月3日衛生部長張文康信勢但但宣稱﹐ “北京還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4月10日衛生部付部長馬曉偉一口咬定﹐“這個數字目前是準確的”﹐“包括地方醫院和部隊醫院所有確珍的病例”﹔衛生部疾病控制司司長齊小秋在同一會上揚言“今後診斷病例的數字會越來越少”。
很顯然﹐他們是明明白白地在向全世界人民撒謊。
今天﹐衛生部長張文康和北京市長孟學農被作為“替罪羊”免去了職務﹐但是﹐我們卻沒有看到中共認錯的誠意。
歷史上中共祭出的“替罪羊”多的去了。在80年代﹐因為鐵路事故﹐森林大火﹐有過幾起因為翫忽職守而丟官的。到了江澤民時代就只剩下利用腐敗來打擊政治對手的殘酷鬥爭了。歷次政治運動﹐都有“替罪羊”被搞了下去。 十年文革浩劫﹐讓“四人幫”扛了過去。其實從高官到平民﹐文革中參與多多﹐卻鮮見有人出來思過反悔。這樣的民族﹐如何又能抵檔再一次文革的來臨﹖事實正是如此。當江澤民發動鎮壓法輪功﹐其現代化了的宣傳攻勢更甚文革時﹐又有多少人能挺身而出呢﹖事實上﹐有“替罪羊”可祭﹐還表現出當權者擁有壓住局勢的信心﹔在法輪功問題上﹐連一個“替罪羊”都還不敢祭出來﹐因為那是江澤民直接在前面衝鋒陷陣的戰爭。
就如同那個偷東西的小孩﹐他學到的是﹐下一次如何偷得更好而不被發現。中共得到的也許就是同樣的反面教訓 — 如何在今後的撒謊中做得更完善﹐而不被外界抓住把柄。“非典”的國際化對於中共算是新課題﹐使得慣用的隱瞞術砸了鍋﹐而今後對於國內問題的封鎖隱瞞﹐也許更加徹底。
這一次的“非典”臨陣撤官﹐ 中共到底學到是什麼﹐我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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