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6月27日讯】孙大午农牧事业有成后，十分关心“三农”问题。今年三月应邀到北京大学与中国农业大学演讲时，就他自己的经历和调查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卖鸡蛋四十道关卡侍候
孙大午认为，要增加农民收入，就必须增加农民来自非农业的收入，让农民有一个宽松的创业和劳动环境。但是，要在农村创业实在是太难了。
孙大午举了个卖鸡蛋的例子。如果把一个鸡蛋煮熟了拿到市场上去卖，将会有多少部门来管？首先，工商局要求起码要三证齐全：营业执照、生产许可和税务登记。营业执照包含场地证明、资金证明、投资者身份证明、计划生育证明等；生产许可证包含检验报告、设备清单、计量审计；税务登记则含国税和地税。
另外，在卫生局要办卫生许可证，包括厂房设备、穿着卫生、微生物、重金属等检测。然后是质量技术监督局，要说清是什么标准，国标、地标还有行标、企标。印制商标要到指定的厂家去印，价格是市价的好几倍；而质监局进行抽检，来了就是收一笔检验费，然后“用眼睛一看”，说合格了。
以上这些手续总共有“四十多项”！孙大午说，这些手续看似合理，但实际执行，却扼杀了农民的创业。
八顶大沿帽管一顶破草帽
孙大午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启动农民的需求。农民不是没有需求，而是太穷；穷又是因为农民没有事干，没有事干则是因为农村有事没人敢干。孙大午说，他所认识的一些乡镇企业带头人，最终都垮了，垮的原因并非经营者缺乏专业素养、家族式管理等；“剩下几个像我这样的人，并不是可喜可贺，而是可悲可叹。”
孙大午很婉转的指出，农村问题是官僚庞大。他说，农村税赋重不是真正问题，而是农民的劳动要解放。农村不缺资金，也不缺人才，只是缺乏劳动和创业的空间，各个“利益部门”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农民的劳动，限制着农村的发展。孙大午陈述1997年他在一个贫困县建加油站的经历：从建站到2001年八月总共花在政府的费用廿九万余，入国库数额不到一半，仅十四万多，其余都花在吃、喝、送礼之上。
他形容农村权力机构过于庞大，有一个说法是“八顶大沿帽和一顶破草帽”（八个官员管一个农民）。他建议提出一部临时乡村法，让农民可以自主地择业，农民的身份可以改变，农村仍然是一片希望的田野。
孙大午的被捕，几可证明上述“理想桃花源”显然无法见容于“大沿帽”。──转自《台湾大纪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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