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3日訊】7月1日，上街游行的香港市民到底有多少人，警方說35万。警方開始說要從維多利亞公園起步才算參加，后來又說是在中環政府總部計算的，但是他們算到傍晚六點，而游行是到九點鐘才結束的。游行主持人李卓人對我說“保守估計”50万人以上參加，我寫成一篇文章以后，香港的著名作家陶杰托朋友轉告我，以他的觀察，人數應該有一百万。香港有線電視也認為有一百万。
香港的下午是美國紐約的深夜和早上，我們沒有怎么睡覺，緊密的和香港聯系。通過電話听到香港游行市民的口號聲和歌聲，似乎也听到他們的腳步聲。我激動，我也難過。激動，是因為我為香港人驕傲，香港市民在強權下沒有屈服，而是用自己的實際行動進行抗爭，為自己寫下歷史；我難過，不但為香港主權轉移后六年的沉淪難過，也為自己不能同几十万香港市民走在一起而難過，我覺得對香港有一份歉意。
看香港的報章，以及朋友傳來的電郵，知道許多傳媒的朋友上街了。例如苹果日報老板黎智英和著名的時事漫畫家尊子，他們是游行常客，不稀奇；明報總編輯張健波也游行，這不是他的第一次，以前我還拍過他的照片；名嘴黃毓民當然更是常客。但是信報老板林行止先生夫婦也參加游行，心里就特別感動。1983年到1986年我在信報做過編輯，知道他們為人低調，八九年的百万人游行他們都沒有出來，我离開香港前也知道林先生身體不太好，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但是這次居然出來了。日前他的一篇評論23條的專欄文章令我難過，連他愛護香港之心當局都不理解，也可見特區政府干頇到甚么程度了。而提到7月3日信報創刊三十周年都不慶祝了，我作為曾經在那里工作過的員工，心有戚戚焉。香港記協主席麥燕庭也給我電郵，告訴我羅孚也參加游行了。這位前新晚報的總編輯，中共的統戰干部，應該也八十歲了。他曾被中共自己人關閉和軟禁十年，他比我早离開香港，在舊金山定居，因為太寂寞而認為香港不會有甚么問題而再回香港，如今又面對23條的威脅了。
香港市民的游行是在沒有辦法用手投票的情況下，用腳來投票。我比他們早，在九七年就用腳投票，移居外國。大部份香港市民不可能离開香港，只能被當作依附於土地上的“物件”一起交給中共。這是全球民主化潮流中的一股逆流。
九七，我是留，還是走，思想有斗爭。香港給了我21年的自由生活，21年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可以說，它給了我第二生命。我從在中國大陸作為党的一個工具，變成在香港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且能為中國老百姓鼓与呼，有自己的一番事業，心里怎能不感謝香港？因此离開香港遠走高飛，心里是有些慚愧。然而我在中國二十一年，學的又是中共党史專業，中國共產党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清楚。中共要收回香港，我從一開始就不贊成，不像有些香港的民主派輕信所謂“民主回歸”。以中共落后的政治經濟制度，憑甚么收回香港？當中共以英法聯軍毀坏圓明園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時，我認為中共也可能毀坏香港這個現代圓明園；我也一直不相信中共的承諾，包括“五十年不變”、“高度自治”等等，認為它一定會過橋抽板，開始說的比唱的還好听，轉眼就會不認帳；而它制造的“鶯歌燕舞”局面，最后也會原形畢露，香港必然萎縮。一個人有几個二十年？我的黃金時期二十年是在中共的統治下過的，我不愿意再給它二十年，連一年都不想給。不幸我在以前的預測現在都被中共逐一兌現了。我虧欠的香港一份情，只能盡量在海外為它做些事情，傳達香港市民的呼聲，讓世界更關心香港，避免香港民眾被中共和董建華之流以“內政”為名“關門打狗”。
香港在決定被送給中共時就決定了今天的命運。我人微言輕，也從來沒有提出過香港獨立的主張。但是香港的遭遇，應該是給台灣一個很好的鏡子，從而讓台灣人民來決定自己應該走甚么路，避免重蹈香港的覆轍。
(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