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7日訊】(美國之音記者蕭華8月26日報導) 從毛澤東當年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到鄧小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都是從農民開始，但是佔十三億中國人口約三分之二的農民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仍然處於“二等公民”的地位。分析人士認為，胡錦濤新領導層至少在短期內仍無法解決這個問題。
*陝農民無力交付幾百元罰款自殺*
陝西省旬陽縣一個村莊上個月五天之內連續發生三起農民自殺或自殺未遂事件。北京青年報報導，五十六歲的李立文服農藥自殺被搶救過來，因為違反政府退耕還林的規定，被判繳納五百六十元人民幣的罰款，其中包括政府早先發給他的退耕還林補助，然而他全家一年的收入還不足二百元。三十一歲的李祥和生前負責協助政府落實退耕還林政策，向村民追回國家補貼。據說他覺得這樣做無法向村民交代，於是自殺。
陝西旬陽縣農民的處境或許是中國很多農民生活的縮影。中國七十年代末從農村開始的改革已進行了將近二十五年，但是農民的生活水平仍然遠遠落後於城市，特別是沿海地區的大城市。
*共產黨實際上欺騙和歧視農民*
紐約獨立時事評論員曹長青認為，共產黨雖然依靠農民運動奪取政權，但是實際上並沒有真正為了農民利益而努力。曹長青說：“毛澤東靠農民打天下，這個觀點我基本贊同，但是還要再加上兩個字，靠“欺騙”農民打天下。因為毛澤東當年靠土地改革，鬥爭地主，分給農民土地等方法來換取農民把他們的子弟交給毛澤東，成為解放軍主要兵源。由於農民兵家鄉的父母可以獲得土地，因此他們在戰場上比較勇敢。這也是中共打敗國民黨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中共獲得政權以後，毛澤東通過土地合作化運動，非常迅速地把原來分給農民的土地全收回來了。高度地集中到國家手裡。所以毛澤東是欺騙農民打天下。”
曹長青認為，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一直對農民實行了制度歧視性的政策，把農民捆綁在土地上，不允許農民自由進入城市，農民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住房、醫療保健和糧油供應，只能在土地上靠天吃飯。曹長青說，雖然鄧小平後來允許農民聯產承包、發展鄉鎮企業，但是仍然沒有像俄羅斯那樣允許農民擁有自己的土地，還是把他們限制在農村。
*犧牲農民利益喂肥城裡人*
曾經在哈佛大學研究中國問題的獨立分析人士高新認為，中國領導人未必沒有意識到農村的問題，但是在發展經濟，解決城鄉矛盾的時候，選擇了保護城市利益，犧牲農村利益。高新說：“他們從原來鄧小平和江澤民的政策發展到今天，他們兩個面臨的問題雖說必須要解決，但是他們同時也看到一個難題，就是鍋就這麼大，這個鍋裡的粥就這麼多，多舀給城裡，就要少舀給農民，多給農民就要少給城裡。農民現在的負擔這麼重有一個原因是外界看到並經常抨擊的貪官污吏的問題，鄉村幹部貪污腐化的問題等等。但是說到底是還農民的利益被誰盤剝了。農民出售糧食和其它種地得到產品是低價，生產資料卻是高價。便宜是被城裡人佔了，被工廠佔了，被中間的流通渠道佔了。如果要減輕農民的負擔，比如化肥，農民需要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都要減價供應，把農產品高價賣給城裡。這樣做勢必導致過去實際上的中國多數的農民奉養少數城裡人的局面變化，城市的穩定又成問題了。”
*戶籍限制農民如同印度種姓制度*
中國統計失業人數的時候從來不把農民計算在內。在農村無法繼續生活下去的農民只能自謀生路，很多人被城市的就業機會所吸引，進入城市從事那些城裡人往往不屑一顧的辛苦工作。但是高新說，中國多年來實行的制度非常類似印度的種姓制度，農民難以出頭。
高新說：“毛澤東時代遺留下來的相當於種姓制度的戶口制度，除了從社會治安、政治控制的角度，它還製造了巨大的城鄉差別，這種差別在世界其它國家很少見，除了現在的北朝鮮。它不允許農民進行自由競爭。今天農民還是不能自由競爭，不論是北京、上、海廣州，只要原來是農村戶口，即使能夠出人頭地，也要比城裡人付出更高，更慘烈的代價，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那是遙不可及、不現實的。”
*農民立根城裡代價慘重*
紐約獨立時事評論員曹長青認為，中國這種作法不但對農民十分不公平，對經濟發展也是有害無益。他還認為，中國政府擔心的由大量農民進城所造成的問題可以通過市場的自身調解解決。
曹長青說：“要完全取消對農村農民的限制問題，允許完全流動。通過流動來擴大經濟。美國和中國難以相互比較，社會制度不同，經濟發展的尺度也不同。但是可以跟印度比較。印度有十億人口。中國前幾年也是十億人口，所以人口、國度大小上差不多，可以比較。第二，印度比中國還要貧窮，多年發展率一直低於中國大陸，人均收入也低於中國，尤其是在受教育人口比例的方面，文盲遠遠高於中國大陸。除了民主選舉制度以外，各方面指標都低於中國大陸。在這種情況下，印度的農民還可以自由流動。 在新德裡和孟買等大城市，沒有因農民大量湧入而爆棚。它靠經濟調解，著找不到工作的農民最終會離開城市，流向農村或其它地方。要靠市場經濟，而不是政府管制來調整。”
*胡溫無法解決農民問題*
最近剛完成新書“領導中國的新人物”的高新認為，胡錦濤和溫家寶以“親民”的姿態上台，不是不了解共產黨領導層多年造成的農民問題，但是在保持穩定和加速發展經濟的壓力下，恐怕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他說：“胡錦濤是在他面臨一個兩難局面，面臨一個兩害擇其輕的這樣一個嚴峻局面下，他必須找出一條路，先把社會局面穩定住，然後在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逐步發展經濟，然後用發展經濟得來的收益和政府的稅收，再去解決社會底層問題。這個過程胡錦濤非常明白，所以胡錦濤不可能一步到位。假設胡錦濤有戈爾巴喬夫的魄力，有戈爾巴喬夫的思維，有戈爾巴喬夫的膽量，他要從負責任的角度，他可能不會明天就把這個導致種姓制度，導致城鄉巨大差別的戶口制度取消。因為一步到位的話，整個社會管理失控。社會管理失控，經濟增長的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達不到了，那就連將來可以讓農民地位逐步提高的遠景也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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