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7日訊】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沒有信仰的，因此“忏悔”對于他們來說是一种過于奢侈的品格。我注意到一种有趣的現象，喜歡“忏悔”的往往是那些已經倒台的中共官僚們。是不是因為他們因為“信仰馬克思主義”而具備了“忏悔”的能力呢？
安徽省阜陽市原市長肖作新在法庭上作最后陳述時的講話，標題極為煽情：“一想到給党抹了黑，我就悔恨終身!”直到此時此刻，他還想扮演“忠党愛國”的典范，比周星馳的電影還要搞笑。有人用“三段論”來概括肖作新的“忏悔秀”：一為“出身論”，二為“功勞論”，三為“贖罪論”。
所謂“出身論”，肖作新一開場就迫不及待地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我出身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父親在我兩個月的時候就去世了，我和我的母親相依為命。我是吃助學金長大的，是党把我從一個無知的孩子，培養成大學生、研究生。”有了這段鋪墊，肖作新接著便歷數了党對他的關怀：“二十八歲的時候被提拔為原阜陽行署教育局副局長，三十八歲時當上地委委員、宣傳部長，最后把我放到有著千万人口的大市，在阜陽市人代會上以僅失五票的高票當選市長。”中共是一個講“出身”的党，它很看重“根正苗紅”。“革命后代”當然是“自己人”，而“貧下中農的孩子”也是值得信賴的。當年遇羅克因為反對“出身論”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可見“出身論”在中共的意識形態體系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肖作新緊扣“出身論”作文章，不愧為高學歷、高智商的知識官員。
所謂“功勞論”，肖作新在法庭上說：“為了報答党，報答阜陽人民，我在工作上是踏踏實實、兢兢業業的。”為自己表白還不夠，他還見縫插針地為一同受審的老婆周繼美表白一番：“她為人熱情，性格耿直。一生忙了兩件事：一是忙于工作，二是操持家務。正是因為她忙于家務，才使得我能夠超脫于家務之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這番“動了些感情”的話，卻經不起稍微的推敲：作為市長夫人，在家里干些煮飯、炒菜、洗衣之類的家務，是家庭主婦的平常事，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對一千多万阜陽人民的奉獻和犧牲了呢?
所謂“贖罪論”，肖作新在二審法庭的最后陳述中說：“最后我要強烈表達的是，我期盼著神圣法律的公正判決，若能得到從寬處理，我將倍加感謝和珍惜，認真改造，重新做人。”他還想繼續為“党和人民服務”。但是，我感到迷惑的是，正是因為前几年他在市長任上兢兢業業地“為人民服務”，才聚斂了一千九百万人民幣的財富；倘若讓他繼續“服務”下去，人民的損失又會增加多少倍呢？
与肖作新的“忏悔秀”不同，叢福奎打在受審時打的卻是“佛教牌”。作為河北省前常務副省長、省委常委的叢福奎，因貪污受賄數千万元人民幣而被捕。案發之后，叢福奎不僅拒不交待貪污腐敗的具體情況，反而在書寫材料的時候大書特書“佛教治國”的論調。辦案人員發現，叢福奎迷信一個名叫殷鳳珍的“女大師”，他對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女子崇拜得五體投地。叢福奎在石家庄和北京的住宅內，不僅設有佛堂、供奉著佛像，還設有供道台、供神台。在臥室的被褥下面，鋪著一大塊紅布，上面襯著黃綾，四周還綴有銅錢，黃綾下面壓著五道佛令，枕頭底下還有五道道符。“女大師”告訴他，有了這群菩薩的保佑，他就万無一失了。
然而，這一切還是沒有挽救叢福奎的垮台。叢福奎案發之后，“女大師”也身陷牢籠。像叢福奎這樣一名中共高級干部，居然放棄党章上首要的規定“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轉而加入佛教信徒兼道教信徒的行列，這對于中共這個奉行僵硬、單一而頑劣的意識形態的政党來說，不啻是一种莫大的諷刺。后來，叢福奎交待說，作為有二十多年党齡的党員，“理想信念動搖”的原因，是得知自己在仕途上沒有了進一步升遷的可能。由于無法再往上爬，他便“改換門庭”，從“党啊親愛的母親”的怀抱扑向了裝神弄鬼的“女大師”的圈套。
再說被判處死緩的云南省前省長李嘉廷，貪官們怎么看都像是“難兄難弟”。比叢福奎幸運的是，李嘉廷摘掉了官銜前的“副”字，實現了成為一省之長、封疆大吏的夢想。但是，李嘉廷是否就堅守住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呢？辦案人員從李嘉廷家馬桶的水箱中搜出五本不同國家的護照來。看來，李省長信仰不是“馬列主義”和“三個代表”，而是“西方資本主義沒落腐朽的生活方式”。其實，道理很簡單，以李嘉廷的清華學歷和聰明才智，他不難作出這樣的基本判斷：“共產主義”作為一种“信仰”在全球已經死亡，“社會主義”作為一种“制度”在全球已經沒落。于是，他就像泰坦尼克號上敏感的老鼠一樣，及早地覺察到了中共這艘巨輪即將沉沒，早就辦好了西方各國的護照，這些護照被他看成是逃上救生艇的“船票”。
肖作新、叢福奎和李嘉廷都是中共的高級干部，他們一邊斂聚數以千万計的財產，一邊“改轅易幟”而“別投他宗”。老百姓們會算一筆簡單的賬目：安徽、河北和云南都是中國經濟比較落后的省份，几千万的財產可以救濟多少失業工人、破產農民和失學儿童呢？而我更加關注貪官們的信仰——就在叢福奎事敗之前几天，他還在河北某市主持“三講”教育工作，臉不紅心不跳地大講人生觀、世界觀問題。有哪一個富有想象力的小說家能夠設計出如此荒誕的情節來呢？說到底，無論是“毛主席的革命理想”還是“江核心的三個代表”，他們都沒有絲毫的興趣，他們真正信仰的只有權力和金錢。
其實，在“世界觀、人生觀”問題上，几乎所有的中共官僚都与肖作新、叢福奎、李嘉廷等人沒有本質的區別。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共產主義”作為一种能夠實現“富國強兵”的“偽信仰”，曾經迷惑了無數在苦難中掙扎的民眾。然而，由于在經濟上取消私有財產、在政治上剝奪個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在文化上毀滅一切异質思想，這种“偽信仰”最后只能走向暴力鎮壓和專制統治。在經歷了漫長的“文革”和天安門的大屠殺之后，這种“偽信仰”破滅了。雖然它依然存在于党報和政治教科書上、存在于官員們在大會和電視屏幕上的講話之中，但對于普通百姓而言，它已經淪落為一种誰也不會當真的“笑話”和“大話”了。(轉載請註明：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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