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8日訊】三、 是人禍，不是天災
一九六○年一、二月間，全國各地餓死的農民以成百成千万計，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不顧全國人民、包括該報編輯記者都在餓肚子的事實，日复一日地朦騙世人、粉飾太平。人民從《人民日報》上只看到《從長江到黃河流域揭開夏季大丰收的序幕》的喜訊，字里行間找不出一絲一毫餓死人的跡象。甘肅和四川都餓死了十分之一以上的人口，可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在《人民日報》上宣告：“人民公社的鞏固和發展，促進了農業的大躍進。”四川省委辦的《上游》雜志也在吹噓“農業戰線上仍然是連戰連捷，情況良好，是持續大躍進的形勢……”（１）
不過，十月一日國慶節那天，《人民日報》突然一反常態，強調起天災來：“兩年來，全國大部分地區連續遭受嚴重自然災害。”特別荒誕的是，此時各地餓死的農民至少已達兩千万，《人民日報》竟公然欺人欺天，宣布：“人民公社已使我國農民永遠擺脫了那种每遭自然災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飢餓、逃荒和死亡的歷史命運。”好象農村中什么事情都不曾發生似的！
到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中央發布八屆九中全會公報，宣稱“在一九五九年的嚴重的自然災害之后，一九六○年又遭到百年未有的嚴重自然災害”，正式將國民經濟的“困難”歸諸于“兩年嚴重的自然災害所造成的”。（２）到一九六二年，“兩年”變為“三年”，從此“三年自然災害”就成了對“困難”的官方解釋。官家成功地用謊言蒙住了城里人，許多中國人居然至今一開口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如何如何……
中國這塊黃土地，自然條件不算好。自有文字記載以來就是丰、平、歉年交替，丰、平、歉大致相當。天災在所難免，翻開《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３），天災几乎年年都有，但總是地區性的，根本沒有從南到北、從東到西遍布全國的天災，更不要說“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了。偌大一個中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一省或數省遭災，絕不至造成全國大飢荒。正如一九六三年河北霸縣王五房村的一位老農對縣委派去的工作組說：“舊社會再不好，這么大個國家，也不可能全國水洗了一樣的挨餓，總會有個地方你能去逃荒要飯吃。這可好，六○年一到，全國都一樣，無處躲藏。許多人干瞪著眼睛餓死……”（４）
鄧小平在一九六一年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曾說：“三年來……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５）所謂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編造出來。就全國而言，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有不少天災；一九五八年則是個難得的好年頭。一九五九年有自然災害，但成災面積（丁注：中國國家統計局將因災減產百分之三十以上定為“成災”）低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６）而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都沒有發生飢饉。可見一九五九年并無卻無影響全局、足以引致全國大飢荒的天災。當全國范圍的飢饉從一九五九年秋收后兩個月開始、農民成百万成百万地餓死時，中國并沒有嚴重的天災。
譬如，“湖南發生糧荒并出現人口非正常死亡是在一九六○年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春劉少奇前往調查時曾詢問農民天災的情形，得到的回答是“天災有，但是小。”隨劉一起調查的夫人王光美也說：“湖南那兩年，雖不是風調雨順，但并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７）又如甘肅，黃土高原歷來的問題是干旱，而一九五九年并沒有可引致全省飢饉的天災。陝西、甘肅兩省自一九二九年以來最嚴重的干旱是在一九九二年，（８）一九五九、六○年的旱情甚至還比不上一九七一、七二年，可見甘肅的非正常死亡也与老天爺無關。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風調雨順，气候出奇地好，全省范圍基本沒有天災。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別高達一百○三万、二百五十七万，可見餓死人与老天爺毫無關系。特別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糧倉——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餓死四万多人，這是兩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而造成此大規模飢饉的唯一原因，說來也很簡單：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國家分別征購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糧食，而以往僅征購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災，這正是丰、平、歉年交替的規律，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万成百万地死人。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几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入侵的元軍打垮后，許多縣“宋代遺民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复存者”，全川六百万人只剩下不到一百万。又一次是十七世紀明末清初，張獻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禍綿延几十年，人口由三百多万銳減至五十万。（１０）政府不得不組織往四川移民，謂之“湖廣填四川”。那兩次災難雖也屬人禍，与一九六○年的災難畢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國，既無內亂、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么多人，真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
魚米之鄉湖北也一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說是風調雨順。”但是，“一九五九年中國新年之后……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１１）這顯然也与天災毫無關系。
一九五八年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時，河南省偃師縣岳灘大隊負責人劉應祥怕當“白旗”，不得不虛報產量，宣布全大隊平均“小麥畝產千斤”。可是他和几位大隊干部同時做了個手腳，壓縮了該隊的耕地面積，這樣總產量就沒有夸大，于是也不用把口糧拿去充“余糧”上交了。結果是：“隨后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岳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１２）這個例子從反面證明了災難非由天災所致。
非正常死亡与天災無關，若以縣為單位來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的安徽全椒縣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沒有天災，僅一九五九年有輕度旱災，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兩個夏天都輕得多。“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縣也是這樣，一九五八年沒有天災，五九年僅有輕度水災。一九六○年的夏旱与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遠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嚴重，也是不該死人的輕災。可是每八個人就餓死了一個。（１３）
這樣的例子舉不胜舉。甘肅武山縣，那几年什么天災也沒有。從一九五八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飯，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糧食吃光、發現要不要錢都沒飯吃的時候，已為時太晚。三分之一社員死去，与老天爺毫無關系。云南昆明郊區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這樣。二十年后一位學者前去調查時，人們告訴他，那几年气候好得很，四季如春象往常一樣，可是該公社也死了數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貴州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于縣、市委。”“第一，他們……以粗暴的辦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懮……第三，對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干部隊伍里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机進行破坏，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１５）他完全沒有提到天災。可見貴州一九六○年春嚴重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災造成的。
全國普遍餓死人的災難始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許多地方秋收甫結束、糧食被“國家征購”后不久就開始了。廣西扶綏縣是個典型的例子。“素稱魚米之鄉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隊……秋收后口糧標准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達百分之八點七”。（１６）
從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几個月間餓死的農民不是天災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与這場災難無關。一九六○年的天災只是使飢饉持續而已。一九六○年，整個華北干旱，山東亦干旱少雨，一九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減產，比一九六○年減產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山東的農民已成百万地餓死，与老天爺的确無關。河北省的天災也是在一九六○年，位于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處的官廳水庫，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但在那干旱發生之前，大批河北農民已經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怀曾在筆記里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過多，并且一度在國外采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規定農村三個月不殺豬”（１８）（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彭抓住了問題的症結。大量出口搞征購得來的糧食，正是一系列導致數千万農民餓死的錯誤中極重要的一環。
与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万吨，出口卻增加了二百二十三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這完全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農民的口糧。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万吨糧食就夠四千万人吃几個月，足以從一九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干部當做大躍進的偉大成果交給了國家，轉而被政府運到國外去換硬通貨了。
進入一九六○年，各地農民正成百万成百万地餓死，中國的糧食卻在一船船地運往國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糧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八十万吨糧食留下一半（六十八億斤），送到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瀕臨餓死的農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這不可能。因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兩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餓死人的最高峰時期，中共中央竟發出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文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底三四三億斤的基礎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將達到五百億斤……”而實際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庫存僅一百二十七億斤，少得甚至不敷糧庫的鋪底和正常周轉。正是在對糧食不摸底的情況下，周恩來作出了一個極其荒誕的決定。當時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換取外匯購買糧食，可是周恩來卻認為黃金价格正低，是買進的好机會。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黃金作后盾”，結果非但不賣，反而購買了几十万兩黃金。（２１）
當時，只要十斤糧就能救濟一個人不死，若周恩來將那筆購買黃金的錢用去購買几十万吨糧食，一九六○年絕不會有那么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殘酷的事實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間，中國出口了六百八十万吨糧食，購買了几十万兩黃金，農民則餓死了三千五百万。
以安徽為例，該省死了那么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億斤糧食就很有關系。（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糧食可以“搞到一万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吃不完”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圣跟腔說“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好象安徽的糧食多得成了災。當時若留著那四億斤糧食不出口，用于接濟缺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們完全可以挺几個月熬到夏收而活下來的。
當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國家糧庫有的是糧食，并不在乎賣了那四億斤糧，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時曾說：“（一九）五九年調（安徽的）糧食是中央叫調的，死人同調糧食有關系，但不完全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系，例如：收回自留地、干部作風不好，水利搞那么多。”（２３）
甘肅餓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后，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領的工作組就發現甘肅餓死那么多人完全是由于省委“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不關心群眾疾苦，征收過頭糧所造成的。”當年征購入庫的糧食后來有百分之四十又返銷給了甘肅農民，但那是餓死人之后的事了。（２４）
全國各省大同小异，廬山會議后的“反右傾”、“反瞞產”，橫征暴斂之殘酷、之普遍，使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望塵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在他老家湖南老家對鄉親們說：“中央只曉得多征糧，搞得下面沒飯吃，家破人亡。”（２５）真是一語中的！
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無數農民成為餓殍，僥幸活下來的農民也因飢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干脆就沒有种上。正如當時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里看不見人跡，村里看不見炊煙”。這是第二年大幅減產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風不調雨不順，而飢餓的農民無以對付天災，抗旱、排澇都談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這种情況下發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災，但這不是當年大幅度減產的首要原因，更与死人無關。
一九六○年春天，國家倉庫里還有糧食，問題是縣委書記怕不怕戴“右傾”帽子。譬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陽城縣任兼職縣委書記，在“反右傾”的聲浪中，他堅請上級撥給糧食，及時分發，救了不少人。趙在几年后的文化革命中被斗爭、整死前，有人到陽城縣去收集趙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說：“要不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２７）可見，當時只要縣委書記們如實向上報告，還是可以得到“返銷糧”的。
當然，也有縣委書記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糧食的情況。河南省唐河縣陷入大飢饉時，縣委書記畢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級撥給五百万斤糧食救急，可是南陽地委無動于衷。畢可旦一粒糧食都沒要到，反被點名批評為“反瞞產私分”不積極。結果他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餓死。后來畢可旦全家跳井自殺，還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于此。
据當時的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回憶：“鑒于蔚縣死人太多，省委工作隊……來到蔚縣……調查解決餓死人問題。他們惊异地發現，在大多數公社死亡人數急劇增加的情況下，陽原片（丁注：蔚縣后分為蔚縣和陽原縣，陽原片指現在屬陽原縣的部分）卻死人很少，特別是東城公社情況最好。”原來東城公社的書記武万升瞞著縣委秘密放糧，從公社的儲備糧中分給每個農民十斤，由社員領回家食用。相鄰的公社聞訊，也秘密放了糧，今陽原縣的農民就是這樣獲救的。（２８）可見只要干部不在乎“右傾”帽子，不怕引禍上身，農民是不致餓死的。
反對虛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當做“余糧”交上去邀功的干部各省都有。但他們往往要為說實話付出代价。山西河曲縣委第一書記劉毅將本縣虛報產量后征購的二百万斤糧食壓住，不讓上交，結果不僅被撤職，中共中央還發了個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號文件，把他“隱瞞產量”的問題通報全國。（２９）
由于“反右傾”運動清洗了一大批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干部，許多干部打腫臉充胖子，宁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愿向上級承認缺糧。餓死四万人的江蘇寶應縣就是一個例子。若不是縣委書記徐向東“死官僚主義，省里撥給他糧食他不要”（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語），寶應的四万農民是不會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的。（３０）
這個例子絕非個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個會議上這樣說：“省委曾經三申五令，要求各縣如果糧食确實不夠，會發生人口死亡時，應該如實向省委報告，省委可以保證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糧。但是，不少的縣既沒有反映情況，又沒有很好安排群眾生活，其結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些人，而且超過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這難道還不應該追究責任嗎？”（３１）他所說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應包括死了兩万人的德慶縣，但所謂“追究責任”，只不過是撤了縣委書記的職而已。
江渭清和陶鑄提到的“死官僚主義”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們，對子民餓死的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為了護住烏紗帽，他們竭力掩蓋真相、封鎖消息，以免餓死人的實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對死了的人規定“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深埋，上面种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３２）由于民兵把守了交通要道，郵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狀的信件，地方干部成功地把農村餓死人的實情掩蓋了很長時間。
城市回鄉探親或外界去搞調查的人雖可將消息傳開去，但反右傾運動搞得人人自危，敢說實話的不多。譬如有個省的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年到省內一個去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餓死了三万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卻不吭聲。有人問隨該司令去那里的一位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時，他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党組織的嚴密控制下，就是敢講話的也未必能幫農民做些什么。河南省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去信陽調查，見到農民餓死的慘狀后，回到省會鄭州向民政廳長和省委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親赴北京向中央面陳，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終于沒能去北京。
不過，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那是有中共中央文件作依据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張聞天夫人說“云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于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离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這是一九五六年農村搞社會主義之后出現的新名詞。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來簽署《國務院關于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來，文件發了不少，“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卻一直解決不了。現在這份新文件口气強硬，不僅要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國都大抓起“盲流”來。除少數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等地，成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會剝削對象的農民幸運地被准許“不予遣返”外，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其中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慘。因為大城市有外國人往來，當局不愿讓“外國朋友”看到他們，而收容遣返他們后，他們還是會設法往外跑，于是有些城市索性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將他們視作勞改犯，与真正的犯人無异，盡管他們的唯一罪過只是未經政府許可“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飢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陽地委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后，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余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么多。那時我們還能跑，一九六○年我們哪儿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當然，成功外逃的人總還有。但那時城鎮居民也都吃不飽，“盲流”們很難討到食物充飢，不少人千辛万苦到了城里，最后還是餓死。据北京作家黃秋耘回憶，當時“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貧民區，例如龍須溝、金魚池一帶，几乎每天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農村逃荒來的。”（３６）
在党的控制力稍弱的邊疆地區，把關堵道不那么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机會才比較大。所以，在千万人餓死時，邊疆部分人民逃离中國，尋到了活路。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起的几年間，云南邊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國外。如云南潞西縣景頗族聚居的三台區与緬甸接壤，“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產生怀疑，大量外出緬甸。”一九六○年，閻紅彥調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后曾說：“邊疆跑人多，震動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么多人……”可見問題之嚴重。廣東毗鄰香港，起先，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獲者都是五花大綁往回押，有的人還未到收容站就倒下不起了。后來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３７）結果兩年間至少有十万廣東人成功地逃出中國，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怀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六万余人逃往蘇聯。那固然与蘇聯暗中挑唆有關，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大躍進人禍使那里的百姓也淪于缺吃少穿的境地，蘇聯人用面包、黃油一誘惑，對人民公社失了望的邊民們連同中共的縣委書記、縣長們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國，逃亡了。對這件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如實說：“因為這几年新疆少數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發生了叛亂。”（３８）
一九六○年前后死于飢饉的人數所以空前，還由于有個史無前例的公社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實行了沒几個月就險象叢生，各地開始零星餓死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是安徽無為縣人。一九五九年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發現已有不少人餓死，气得斥罵縣委書記：“你把人還給我！”他應農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無為縣的几千個食堂。那時，公社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澤東也同意作政策調整，在食堂問題上對農民作些讓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間，中共中央明文規定，“糧食分配到戶，各人自愿參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結余全部歸己”。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他主持的一個中央會議上還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糧食要分給本人，你愿意吃食堂，就自愿參加，不愿意可以不參加。”六月底他訪問老家韶山沖，當鄉親們明白表示對吃食堂不滿意時，他沒有打官腔，只說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腳离開韶山，后頭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過了不到一個月，為了批判彭德怀，他轉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反社會主義”。并把和他一樣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張凱帆定成了“混進党內的投机分子”，說他“蓄謀破坏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云云。（３９）（題外話：黃山玉屏樓門額的題字是張凱帆書寫的；筆者一九七二年登黃山時，“玉屏樓”三個字還在，張凱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現在不知恢复了沒有？）
張凱帆作為“反革命”進了監獄，几億農民則又被赶進了公社食堂。中國人從沒見過的大災難就此蔓延開去，再也無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貴州省委閉眼不看正在大批餓死人的現實，給中共中央送上一份《關于目前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說公社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毛澤東親筆將該報告批轉全國，說它“是一個科學總結”，“應當在全國仿行，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報》立即響應領袖指示，為食堂大造聲勢，用通欄黑體大字刊登長文：《貴州農村公共食堂成為社會主義堅強陣地》。當時，貴州至少已有數十万人餓死，奄奄待斃的更多；省檢察院已將“革命圣地”遵義人吃人的報告秘密上報。可是《人民日報》竟然宣稱：貴州“十一万九千多個食堂越辦越好……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干淨衛生。”在毛澤東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國百分之八十、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飯；而且出爾反爾，一改去年五月的“糧食分配到戶”的規定，重新規定：繳了“征購糧”后，收獲的糧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分給農民。（４１）
各級党組織的干部并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餓死人的禍源，可是努力貫徹中央指示是他們的天職。到了四月間，就河北、山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統計，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農戶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于吳芝圃下令“不許一家農戶煙囪冒煙”，入食堂的比例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顯然將山溝溝里的農民也赶進了食堂。（４２）
對一九五九年已經餓死了一万六千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來說，解救飢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們于四月初召開了一個有一千多人參加的“辦好食堂現場會”，研究如何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高郵縣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繼餓死了兩万人！（４３）
“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干淨衛生”，只是《人民日報》畫出來的仙境。河北張家口地區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一個十几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里，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飯嗎？”孩子答道：“不能，糧食都在食堂里，（家里的）鍋也砸了煉鋼鐵了。”胡開明听了，久久沒有說話。他目送那個孩子拎著瓦罐，在寒風中一步一步走上山坡，直到翻過山梁，消失在坡那邊……（４４）
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當時，因“右傾机會主義”被革職、在貴州勞動改造的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副部長高揚就有這种經歷：“我帶著兩個小儿女，爬過一道山梁，排了長隊，才買回一小鍋滿是清水的豆腐腦……”
一九六○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梁，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閻紅彥在總結云南餓死人問題時說：“不顧實際情況，硬要沒收自留地的結果，也造成了死人。”本來，自留地生產的糧食菜蔬由農民自己支配，除集體分配的口糧外，這是另一個食物來源。一九五九年春，毛澤東曾在中共中央關于農業問題的文件上批示“恢复社員的自留地”，“要社員私養豬、雞、鵝、鴨，就要給社員一定數量的自留地”。但是，廬山會議后，毛又轉了個一百八十度，將早先下達的文件作廢。才發給農民沒几天的自留地又重新收走，食堂成了農民唯一能獲得食物的地方。食堂有什么，農民吃什么，食堂沒糧了，農民就只好等死。譬如四川井研縣，縣志記載：“起初食堂吃飯不定量，吃飯不要錢，浪費了不少糧食。一九五九年糧食嚴重缺乏，不得不實行定量供應。先是每人每天定量六至十二兩（十六兩為一斤），后又降至三至八兩不等。”三兩糧不到一百公克，誰也沒法靠這點糧食活命，結果每八個人就死了一個。（４５）
公社食堂是卡住農民脖子的鉗子，食堂散伙是唯一的辦法。一九六○年春江蘇寶應縣餓死四万人后，省委派去的工作組向省委書記劉順元匯報說，不解散食堂便不能遏制餓死人，建議先解散三分之一的食堂。劉立即回答：“該解散多少就解散多少，不要定框框”。但劉明白，若消息走漏、讓中央聞知，那是要問罪的。他叮囑工作組干部說：“要嚴格保密，對內對外都只說是‘調整’，不要說‘解散’。上面查問，也照這樣說，出了岔子我們共同負責吧。”當時的江蘇省長惠浴宇后來回憶道：“這樣一個決定……在當時需要承擔多大的政治風險，又救了寶應多少條人命啊！”（４６）
惠浴宇說的是對的。但毛澤東還在堅守他的“社會主義陣地”，直到一九六○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還在向全國發指示：“公共食堂必須辦好”，“公共食堂的制度必須堅持”。（４７）于是食堂制度繼續掐著絕大多數農民的脖子，農民也就繼續餓死。可惜的是，敢于向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陣地”挑戰的干部太少了。
從一九六一年起，在“自然災害”之外，中共又說蘇聯“修正主義者”是造成中國經濟嚴重困難的禍首。理由是，蘇聯一方面“背信棄義”地單方面中止執行數百個援華合同，撤走在華專家，包括在中國核工業部門及其研究院協助中國研制原子彈的專家；一方面趁人之危、對中國“逼債”。中國不得不把食物送到蘇聯去還債，以致食物短缺、發生飢荒。“好東西都運到蘇聯去了。”用民族主義蒙蔽人民往往奏效，毛澤東成功地挑動起人民對“蘇修”的仇恨，轉移了人民的不滿情緒。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赫魯曉夫接待得十分殷勤。他安排毛住在克里姆林宮原沙俄女皇葉卡特林娜的寢宮里最豪華的房間。但毛澤東對赫魯曉夫反斯大林的忌恨未消，他怕身后与斯大林一樣被批判，認為赫氏批斯的“秘密報告”立了個極坏的榜樣。一九五八年七月底赫魯曉夫訪問北京時，毛非但不回禮、不熱情接待，反而刻意羞辱赫，特穿著游泳褲与不會水的赫在中南海游泳池邊會見，“就像古代帝王般將赫魯曉夫視做前來稱臣納貢的蠻吏”。（４８）
在會談中，毛澤東拒絕了赫魯曉夫在中國建“長波電台”和与中國搞“聯合艦隊”的提議；其時赫氏正在与美國搞緩和，擔心中共与台灣的戰火將蘇聯卷進紛爭，希望中國承諾不以武力進攻台灣。這也被毛拒絕。按毛的說法，赫魯曉夫在北京“碰了一鼻子灰，走了。”（４９）他走后不久，毛為牽住蘇聯，不讓赫魯曉夫与美國拉得太近，發動了對金門島的炮戰。那時赫氏雖對毛破坏他与美國搞緩和的戰略不滿，卻對中國還抱有幻想，在金門炮戰開始后，他于九月十六日告訴中國駐蘇大使，說蘇聯可派攜有火箭的圖—十六轟炸机到中國助戰。中國雖沒有轟炸机，卻不愿接受蘇聯人助戰，只想自行制造轟炸机，希望蘇聯援助。赫立即同意。一九五九年一月，兩架樣机以及另外兩架的散裝件和有關圖紙已運到中國，使中國從組裝開始，進行仿制，從此有了自己的轟炸机。
接著，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枚蘇制薩姆—二地對空導彈運抵滿洲里；前后共六套發射器、六十二枚導彈運到北京四周的防地。蘇方還派了專家及一個導彈營前來一對一地教練中國官兵。中方的學員認為：“蘇聯人教課是嚴謹、認真的，真心實意幫助中國人盡早掌握技術。”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一架從台灣出發的美制Ｕ二型高空偵察机在北京近郊通縣上空被擊落，世人皆瞠目結舌，美、台更是不明所以。這是世界在實戰中用導彈擊落敵机的首例。毛澤東認為對外國訪客承認使用蘇制導彈不光彩，便說是“用竹竿捅下來的”。其實那枚開創世界首例的導彈，正是蘇聯送的。（５０）
中國拒絕与蘇聯搞“聯合艦隊”并不錯，可是說蘇聯企圖以此“控制中國”、覬覦中國主權，卻無根据。此兩項要求被拒絕后，蘇聯仍然送來轟炸机、導彈、潛水艇，并沒用斷絕援助為要脅，逼中國就范。但毛對赫魯曉夫毫不領情，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建國十年大慶，赫魯曉夫到北京參加慶典，毛与赫爭吵時說：“你給我們扣了好些頂帽子。……不該（在金門）打炮，大躍進也不對，就是認為我們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頂帽子，就是右傾机會主義。”（５１）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澤東在莫斯科世界共產党、工人党會議上，曾當著赫魯曉夫的面提議由蘇共作社會主義陣營的“頭”，但那是屈于形勢不得不而為之。毛從來也沒瞧得起過赫，對赫氏作世界共產主義的領袖，他心口皆不服。赫批判斯大林，是“背叛馬列主義”；赫要与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是“修正主義”；蘇共不同意中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做法，更是“右傾机會主義”。兩党決裂勢不可免。
毛澤東的大躍進、“大煉鋼鐵”、金門炮戰，常人均覺不可思議。赫魯曉夫頭腦正常，當然有理由怀疑毛澤東得到核武器后會在台灣海峽制造事端，把与中國結盟的蘇聯和与台灣簽有共同防御條約的美國都牽進去，破坏蘇聯与美國搞緩和的戰略。中止協助中國制造原子彈、撤走幫核武器專家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即便這么做是撕毀協議、“背信棄義”的行為。中蘇共決裂，蘇方中斷對華援助，單方面停止執行援華合同當然不義，但十年后中共与“歐洲社會主義明燈”（毛澤東語）阿爾巴尼亞共產党決裂時，也一樣中止援助、撤走專家，一樣“背信棄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個道理明顯至極。
對蘇聯如何不顧中國的經濟困難拼命逼債一說，當時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也都相信了。但是，蘇聯的“逼債”是被當時的宣傳机器夸大了的。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韓戰期間蘇聯提供的軍火和為中國經濟建設提供的設備，一共才七十七點五億元。到一九六一年底，共還掉四十七億。（５２）所謂逼債，不過是一九六○、六一兩年間逼迫中國還掉的債，十億元上下。這數目小得不值一提，再說中國還有錢每年購買几十万兩黃金，斷無理由怨人家逼債。
中國對蘇聯的債務，与大躍進造成的損失完全不可相提并論。据當時的副總理李先念說：“大躍進……國民收入損失了一千二百億元”。三年大躍進中，全國計划外的建設投資化了二百四十五億，大都未取得應有的效益，白白被糟蹋。（５３）若用它還債，取其三分之一就把債還清了。
這些投資之所以白白浪費，多半是因為開工前未經專家論證。譬如甘肅省搞的“引洮工程”就是個實例。按毛澤東的說法，“甘肅洮河引水上山，那么大的工程，就是靠党的領導和人民的共產主義精神搞起來的。”該工程是毛澤東推行大躍進的樣板，規模是不小，几百里的渠道，沿線調集十万民工，從一九五八年一直干到六一年。結果，餓死、累死、打死了上万人不說，工程整個報廢，一滴水也沒引上山，浪費的金錢難以計數。僅僅在一九六一年內，全國報廢的工程就“折合人民幣達一百五十億元”。（５４）這剛好是中國對蘇債務的一倍！
其實，蘇聯的“逼債”并不如官方公開場合下說的那樣無情冷酷。當時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一九六一年曾說：“去年沒搞好，我們應該給蘇聯的豬肉也沒有給，什么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民主德國的也沒有給，這個很不好。好呵！你們是大躍進，欠了人家的東西不給，你什么大躍進啊？”（５５）可見，蘇聯并非如中共告訴人民的那樣逼債，一點余地不給。
至于蘇聯借糧給中國度荒的事，中共更加嚴密封鎖，不讓任何老百姓知道了。一九六一年，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万吨糧食，用以解東北的燃眉之急。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５６）東北死人較少，蘇方出借糧食是原因之一。可是中共卻毫無感激之情，對人民封鎖蘇聯借糧的消息，一味煽動老百姓的反蘇情緒，使老百姓誤以為中國的“困難”來自“蘇修”破坏，“背信棄義”……。
一九六○年七月，在中國餓死了數千万人、經濟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中蘇交惡，自然加重了在那之后中國的困難，延長了中國人民的痛苦，滯緩了經濟复蘇。但若毛澤東沒搞大躍進、沒在金門興風作浪、沒批判赫魯曉夫的“右傾机會主義”，兩國絕不至弄到撕破臉皮、劍拔弩張的地步。中蘇交惡，受損害的是中國，惹禍的卻是毛澤東。至于蘇聯停止的對華援助的項目和撤走的專家都是在工業建設方面的，并不直接造成飢荒，与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毫無關連。更不是造成“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的原因，即便是次要原因也談不上。看看事件發生的先后次序就一目了然了。
空前的災難是毛澤東一手制造的，他雖不認帳，倒是作了一點表示。他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起不吃豬肉和雞，為時七個月。（５７）這有點像一千四百年前的隋文帝。有一次，隋文帝楊堅視察正鬧飢荒的關中一帶，派員去看看鄉民們吃什么。隨從取回一碗“樣品”——豆腐渣与雜糠混成的飯。楊堅要群臣都看看這碗東西，隨即承認是自己的過錯，并下令以后不得給自己擺宴，吃飯不得有酒和肉。如是堅持了一年，比毛澤東不吃肉的時間還長五個月。
不過，毛澤東一方面不吃肉，另一方面生活卻日益腐化。曾抨擊他以成立中南海“文工團”為名“選妃子”的彭德怀被他軟禁了，沒有人再敢對他的行為說三道四，人民大會堂的北京廳改成了毛澤東專用的“一一八會議室”，“里面的裝潢、家具、吊燈遠胜于克里姆林宮的規模”。名曰“會議室”，其實是毛專用的、与大會堂的女服務員秘戲的“行宮”。与此同時，中南海為毛澤東舉辦舞會的場所春藕齋重新粉畫裝修，舞會由每周一次改為兩次，中南海机關的女机要人員、服務人員以及從各部隊文工團選去的年輕女演員為毛伴舞，兼供毛挑選上床對象。若以裝修“一一八”和春藕齋的所費去換糧食，足以挽救几万條農民的生命。相比之下，毛的不吃肉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更顯得虛假可笑。至于他的夫人江青還在用牛奶喂她的猴子，就更不必提了。（５８）
不過，同各省、市競相為毛澤東建賓館、建帶游泳池的“水晶宮”（因為毛愛游泳）相比，“一一八會議室”、春藕齋就都不足道了。譬如，廬山上原蔣介石的別墅“美廬”本歸毛使用，廬山管理局卻又為毛興建了一座巨型別墅，僅主房的建筑面積就達四千五百平方米，是“美廬”的好几倍。廬山管理局党委書記親自督戰，几千名工人夜以繼日地施工，赶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廬山會議前完成。毛澤東見到新落成的別墅，絲毫沒為在數千万子民餓死時為他揮霍民脂民膏而內疚。相反，他很高興有了那座修在半山腰的新別墅，他正好利用那座別墅躲過江青的耳目，与一名女士逍遙。
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因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會議上鼓吹“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被毛視作親信，馬上拉進了中央政治局。（５９）他食髓知味，加倍在溜須拍馬上化工夫。上海本有的是高級賓館，柯慶施卻又為毛建了個規模宏大的西郊賓館，連同園林、花木，占地一千多畝。（上海市委稱它為“四一四工程”。）一九六二年毛住進去的時候，既沒斥責柯慶施不該在各地餓殍遍野的時候大興土木，更沒為一百多人長年為他守著那空別墅待命而內疚。偌大一個賓館，十几年里，毛總共只住了几天，浪費的金錢不計其數。
各省、市搶著為毛蓋“行宮”，倒并非出于毛的指示。只有毛澤東老家韶山的“滴水洞工程”是個例外。那是毛一九五九年六月回韶山時，指定為他蓋的。工程規模很大，從一九六○年下半年開工，直到六二年底才完成。從此，一個連隊守衛著那片空房，直到一九六六年六月才盼到其主人去住了几天。毛十分滿意，上上下下皆大歡喜，大家都忘了那是在湖南餓死了一百五十万人的時候蓋起來的。更沒有人問，要是一九六○年用那建別墅的錢去換糧食，可以使多少湖南老鄉免于餓死。而自從一九六六年六月毛在那里住了半個月后，那片房子就永遠空閑在那里了。
對于全國各省在大飢饉期間為他蓋行宮，毛澤東從沒表示過异議。政府管家周恩來要為那些個“工程”一一撥款，心里雖不滿意，卻只能批評下面的省委：“正是國家困難時期，上馬這么一大批脫离群眾的工程，很不好。人民會怎么看？對我們的党不利啊……”（６０）那些高級賓館，多少年空著用不上，雖說是浪費，但中國實行的是“全民所有制”，所有的錢包都由共產党掌握，浪不浪費都是它的錢，只不過讓人民看了不甚高興，“對我們的党不利”罷了。
應當說，若各省委書記們死心塌地跟著毛澤東的指揮棒轉的話，災難會更嚴重不知多少倍的。一九六○年初，還在發瘋的人已沒几個，唯獨毛澤東豪情不減，還在發躍進燒。他一方面表示不吃肉了，一方面卻又在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鼓吹繼續大躍進，“到一九七二年我們鋼達到一億五千万吨，把世界各國都拋在后面。”一九六○年的鋼產量計划則几度加碼，成了二千二百万吨。（６１）
這個計划本無完成的可能。到了七月，毛見計划要泡湯，著急了。他將主管計划和工業的兩位副總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談話，說：“辦鋼鐵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冬要動員七千万人來干。”“實力政策，實力地位，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我們處于被輕視的地位，就是鋼鐵不夠。要繼續躍進……十年搞一億吨，上天。”（６２）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又提出，能否完成鋼鐵產量計划是個“政治性問題”，要求在“右傾机會主義”進攻面前“爭气”，完成鋼鐵生產計划。
不過，任憑毛澤東怎么鼓吹，各省的第一書記們也沒興趣響應號召了。小土群也罷、小洋群也罷，他們無法拿畫餅充飢。空前的大飢荒已弄得他們焦頭爛額，沒糧食給農民果腹不說，可拆的建筑已在一九五八年拆得精光，農民家里的鐵鍋、鐵器早被收羅一空，小土群也罷、小洋群也罷，他們做不了無米之炊。對這第二輪“大煉鋼鐵”，他們“冷處理”，慢慢拖掉了。毛澤東的再次“動員七千万人來干”的瘋主意始終沒能在全國付諸實施。
毛澤東的第二輪“大煉鋼鐵”連開場鼓都沒敲響，就悄沒聲地無疾而終了。不然的話，那七千万青壯年農民就會在還沒餓得走不動之前變成陳胜吳廣，揭竿而起。毛的農民替他打來的江山被農民拱翻，也是有可能的。
四、 結束語
一九五八年秋，毛澤東曾在武昌會議上說：“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一九五六年廣西餓死數百農民，從第一書記陳漫遠到縣委書記均受處分——本書作者注）死五千万人，你們的職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問題。”（１）如今真的死了人，而且与五千万也差不离。他卻不說要撤他的職、砍他的頭了。作為這樁空前的人間慘劇的禍首，他呈示出什么道德良心？三四千万人餓死在他心里留下了多少悔恨？沒有，什么也沒有。在一九六一年的廬山會議上，他就很不在乎地說：“錯誤就是那么一點，有什么了不得！”（２）
一九六一年春，國家主席劉少奇回湖南家鄉搞調查時，曾明白地說：“要知道秦始皇、隋煬帝是修長城、修運河垮台的，實際上我們比他們死的人還多些。”在他老家宁鄉縣花明樓公社，他召集干部會議，說：“這里死了很多人”，“不但你們這一輩子要記住，而且還要教育你們的后一代……可以刻石立碑，永遠記住這個教訓。”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又對即將赴安徽就任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后，把前三年的歷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后代。”（３）
可惜劉少奇還沒來得及做什么，就成了毛澤東殺人不見血的刀下鬼。書也好，劇也好，碑也好，也就統統無從談起了。三十多年了，偌大的中國，連一本書、一個劇、一塊碑都不曾出現。吾人清楚，只要那禍首的尸體還被供奉在殿堂里，建立“大躍進死難同胞紀念碑”就是不可能的。
數千万父老兄弟姐妹的在天之靈還沒有安息。愿我中華子孫牢記：這一中外古今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人禍，是隨著“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梁”的序曲到來的。
永遠勿忘公元一九五八年！
□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丁抒寫于美國明尼蘇達
后記：這是拙著《人禍》１９９５年修訂本（即將出版）的部分摘要。有興趣閱讀本書者可与本人或出版社聯系。地址是九十年代雜志社，香港銅鑼灣琉璃街三號向南樓一樓Ａ座及Ｂ座。電話：（８５２）２８８７－３９９７。傳真：（８５２）２８８７－３８９７。筆者歡迎讀者來電子郵件交流看法。本人電子郵件地址是＜ｚ．ｄｉｎｇ＠ｎｒ．ｃｃ．ｍｎ．ｕｓ＞。
五、 附 錄
大躍進期間中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
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正确無誤時，可用下列公式中任意一個計算某年的非正常死亡數。一．若有可靠的死亡率：（某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數。二．若有可靠的出生率：該年底人口－〔１＋（出生率－正常死亡率）〕ｘ前一年底人口。（有非正常死亡時得數為負。）
當時，在死亡數字上弄虛作假是普遍現象。那時，河北省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詢問本地區死人的情況。有一天，下屬向他請示“餓死人的數字是不是可以少報一點？”原因是“有的地方死了人不報告，結果不但受到上邊的表揚，而且死了的那份口糧還可以繼續領，這叫吃空額。而張家口，死一個報一個，報一個死亡減一份口糧，報一次死亡受一次批評……”（１）前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一九六一年隨劉去湖南省作調查，她也發現“基層党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２），因而各省上報國家統計局的死亡數字已是縮過水了的。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劉少奇親自處理安徽問題。他在安徽大組會上責問道：“這里有張表，上面填‘這個數字是經政法部門上報了的’，‘這個數字經公安局上報的’，‘這個數字是在某次會上匯報了的’，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党籍。”（３）由此可見全國各地真實的死亡人數連中共中央的首腦們也不甚清楚。
顯然，國家統計局根据各省的報告統計的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死亡率不能用作計算非正常死亡數的可靠依据。因此第二個公式是唯一的選擇。為此，需有正常死亡率、出生率和逐年人口數。
正常死亡率不難得到。從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全國人口平均死亡率就逐年下降。以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作基准，不會將非正常死亡率估算過高。故本書作者采用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千分之十點八（４）作為正常死亡率。這樣，出生率就成了關鍵。中國國家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漏洞很多。如一九五九年的出生率為千分之三十二點四，而國家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卻只有千分之二十四點八。僅這一差錯就平白“抹掉”了五百万人。（５）
統計局公布的一九六○年的出生率也不實。證明如下：
從一九五七年○歲（不滿一歲）至三歲（不滿四歲）的嬰幼儿死亡率可以算出，要是隨后四年無情況异常，嬰幼儿死亡率保持不變，那么該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滿兩歲，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歲前，百分之十五活不滿四歲就會夭折。（６）一九六三年的情況基本一樣。（７）這兩年平均下來，可以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在一九六○年前后的中國，若沒有因大躍進而引致的大飢荒，百分之十一的嬰幼儿將活不滿兩周歲，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歲前，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歲前。
這是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飢饉過后的一九六三年的情況。大躍進期間如何？
截止于一九六四年六月底的全國人口普查的數据表明，一九五九年間出生者百分之三十二已死于大飢荒。（８）因此，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間，嬰幼儿死亡率遠高于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和大飢饉過后的一九六三年，這是肯定無疑的。我們雖無法猜測嬰幼儿死亡率究竟有多高，卻知道其下限，即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的嬰幼儿死亡率。采用此下限會使非正常死亡數估計不足，斷不會夸大。
一九六○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是一二九三万。（９）既然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的的嬰儿百分之十四夭折于四周歲前，這一二九三万人至多只占一九六○年出生者的百分之八十六。由此可知一九六○年至少出生了一五○三万人，出生率至少是千分之二十二點三七，（１０）而不是統計局公布的千分之二十點八六。（１１）
至于一九六一年，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是千分之十八，但一九六一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大約為一三五五万。這表明即便一九六一年出生的人一個沒死，全部活到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出生率也有千分之二十點四六。（１２）可見統計局發表的出生率毫無根据。既然大躍進前后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三年出生者有百分之十三死于三周歲前，一九六一年年出生、未活到一九六四年六月全國人口普查的嬰幼儿，至少應有百分之十三。据此計算，一九六一年的出生率是千分之二十三點五二，（１３）遠高于統計局公布的千分之十八。
一九六二年，大飢荒已近尾聲。統計局公布的一九六二年出生率千分之三十七（１４）也可信了。但我們仍可用上面的辦法核實一下。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出生者均有百分之十一活不滿兩歲，因而一九六二年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已夭折的比例至少是百分之十一。從一九六二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可知，統計局的數字大致准确。（１５）
有了逐年出生數、正常死亡率和統計局發表的人口數，我們就可以比較准确地計算非正常死亡數了。計算結果是：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數是二一二万（１６），其中一百九十六万是農民。（１７）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間非正常死亡數分別是一七七八万（１８）、一一九○万（１９）和二九一万。（２０）連同一九五八年的非正常死亡數，整個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數約三千五百多万。
這是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正确無誤這一假定出發得出的結果。但是，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与逐年人口數完全不吻合。試看下表：（２１）
統計局公布的 統計局公布的 年底人口 人口增長率 人口增長率 （万）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 ６５，９９４ 一九五九年 ６７，２０７ １８．３８ １０．１９ 一九六○年 ６６，２０７ －１４．８８ － ４．５７ 一九六一年 ６５，８５９ － ５．２５ ３．７８ 一九六二年 ６７，２９５ ２１．８０ ２６．９９ 一九六三年 ６９，１７２ ２７．８９ ３３．３３ 一九六四年 ７０，４９９ １９．１８ ２７．６４
怎么會出現這樣明顯的差錯呢？上海大學的學者金輝不無根据地猜測，“統計人員不是出于疏忽，而是出于職業道德和良知，在公布的數据中保留下了一組相對真實的歷史資料。”（２２）那么究竟哪個是真實的？假設統計局公布的人口數字不實，而人口增長率卻是真實的，結果會怎么樣？
因一九六四年底時飢饉已結束，又經過了人口普查，故一九六四年底的人口數可信。以此作基數，用人口增長率倒推前几年的人口數，得出一九六○年底的人口僅六四四○二万，（２３）因一九五九年底的人口數六七二○七万亦可信，可見人口在一九六○年內減少了二八○五万，而這一年里人口本應增加七百七十七万的。這樣，僅一九六○年一年里，非正常死亡的數字就高達三千五百多万了。用同樣的方法推算，一九六一年有五百九十九万人非正常死亡。（２４）整個大躍進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數則高達四千四百万！
筆者相信，國家統計局的工作人員保留了大部分真實數据。這是計算大躍進和大飢荒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的基本依据。如前文所述，若相信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逐年人口數字，非正常死亡數是三千五百多万。若以統計局公布的人口增長率為依据，則非正常死亡為四千四百万。
在本計算中，筆者作的唯一假定是，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的嬰幼儿死亡率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三年相同，實際上一定高得多。這樣，計算中即使有誤差，也完全可以由此抵消。所以除非日后國家統計局更改數据，或者有新的資料被發掘，三千五百万是個下限，真實的非正常死亡數很可能与四千万相去不遠。
附錄注釋
（１）胡開明《難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党史資料》第三十九集第九十一頁。
（２）《人民日報》海外版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王光美的文章。
（３）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复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４）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五頁。
（５）同上，第一○三、一○五頁：一九五八年底全國人口６５９９４万，農村人口為５５２７３万，城鎮人口１０７２１万。一九五九年農村死亡率為千分之十四點六一，城鎮死亡率為千分之１０．９２。一九五九年全國死亡總數為（５５２７３ｘ１４．６１＋１０７２１ｘ１０．９２）／１０００＝９２５万。一九五九年底人口為６７２０７万，比一九五八年增加１２１３万。故該年出生９２５＋１２１３＝２１３８万。２１３８／６５９９４＝０．０３２４。６５９９４ｘ（０．０３２４－０．０２４８）＝５０２万。
（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國人口年鑒》第八五三、八五六頁：一九五七年部分縣（共二千零四十四万人）○歲（不滿一歲）至三歲（不滿四歲）人口死亡率分別為０．０７６２、０．０４４４、０．０２９０、０．０１９６。部分市（五千零二十一万人）分別為０．０３５４、０．０２８９、０．０１６８、０．００９３。全國農村人口為５４７０４万，城市為９９４９万。全國市、縣平均，一九五七年○歲嬰儿死亡率為（５４７０４ｘ０．０７６２＋９９４９ｘ０．０３５４）／６４６５３＝０．０６９９；一至三歲幼儿死亡率為０．０４２０、０．０２７１、０．０１８０。若無情況异常，隨后几年嬰幼儿死亡率保持不變，那么一九五七年出生、能活滿一歲者的比例為（１－０．０６９９）＝０．９３；活滿兩歲者的比例為０．９３ｘ（１－０．０４２０）＝０．８９１；活滿三歲者的比例為０．８９１ｘ（１－０．０２７１）＝０．８６７；活滿四歲者的比例為０．８６７ｘ（１－０．０１８０）＝０．８５１。
（７）同上，第八五九、八六五頁：一九六三年部分縣（共一億零四百万人）分別為０．１０１５、０．０２６４、０．０１６０、０．０１１３。部分市（八千七百万人）分別為０．０３５５、０．０２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７３。全國農村人口為５７５２６万，城市為１１６４６万。全國市、縣平均，一九六三年○至三歲嬰儿死亡率為０．０９０４、０．０２５３、０．０１５３、０．０１０６。若隨后四年無情況异常，一九六三年出生者能活滿一至四周歲的比例為０．９１０、０．８８７、０．８７３、０．８６４。
（８）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一九九○年版《中國人口統計年鑒》第三十四頁：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為一四八八万，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為一四三一万，一九六○年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一年六月三十日出生的有一一五四万，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二年六月三十日出生的有一五五七万，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至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出生者有三○二五万。故一九五九年間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約為（１４８８＋１４３１）／２＝１４６０万。一九五九年出生２１３８万。故死亡率為（２１３８－１４６０）／２１３８＝０．３１７。
（９）同（８）。一九六○年間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是（１４３１＋１１５４）／２＝１２９３万。
（１０）一九六○年實際出生１２９３／０．８６＝１５０３万。１５０３／６７２０７＝０．０２２３７。
（１１）同（４）。
（１２）同（８）：一九六一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約為（１１５４＋１５５７）／２＝１３５５万。一九六○年底人口數為６６２０７万。１３５５／６６２０７＝０．０２０４６。
（１３）一九六一年實際出生１３５５／０．８７＝１５５７万。１５５７／６６２０７＝０．０２３５２。
（１４）同（４）。
（１５）同（８）。考慮到飢荒過后的補償性生育，若從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開始的一年中出生的三○二五万人中，百分之四十六生于一九六二年下半年，則一九六二年內出生、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時仍存活的人數大約為１５５７／２＋０．４６ｘ３０２５＝２１７０万。一九六二年實際出生２１７０／０．８９＝２４３８万。２４３８／６５８５９＝０．０３７０２。這正是統計局公布的出生率。
（１６）一九五八年底人口數是６５９９４万，一九五九年出生２１３８万，正常死亡７１３万。一九五九年底應有６７４１９万，實際僅有６７２０７万，少了２１２万。
（１７）同（５）。農村人口死亡率從一九五四年起逐年下降，一九五七年為千分之十一點○七。取此數為正常死亡率。一九五八年底農村人口為５５２７３万，一九五九年農村死亡率為千分之十四點六一，則非正常死亡數為５５２７３ｘ（１４．６１－１１．０７）／１０００＝１９６万。
（１８）一九五九年底人口數是６７２０７万，一九六○年出生１５０３万，正常死亡７２６万，應增加７７７万。實際減少１０００万，非正常死亡１７７７万。
（１９）一九六○年底人口數是６６２０７万，一九六一年出生１５５７万，正常死亡７１５万，應增加８４２万。實際減少３４８万，非正常死亡１１９０万。（２０）一九六一年底人口數是６５８５９万，一九六二年出生２４３８万，正常死亡７１１万，應增加１７２７万。實際增加１４３６万，非正常死亡２９１万。
（２１）同（５）。
（２２）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上海大學文學院出版《社會》月刊一九九三年第四、五期合刊。
（２３）同（５）：一九六四年底人口七○，四九九万。一九六三年底人口數應為７０４９９／（１＋０．０２７６４）＝６８６０３万，一九六二年底是６８６０３／（１＋０．３３３３）＝６６３９０万，一九六一年底是６６３９０／（１＋０．０２６９９）＝６４６４５万，一九六○年底６４６４５／（１＋０．００３７８）＝６４４０２万，比一九五九年底的６７２０７万減少２８０５万。
（２４）一九六一年應增加８４２万，實際增加２４３万，非正常死亡５９９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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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注 釋
注 釋 一
(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0，No.4 (December 1984)：Basil Ashton，K.Hill，A.Piazza &R.Zeitz，“Famine in China，1958—61”。第六一四頁。
(2)薄一波《若重大決策与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八七三頁。
(3)美洲《世界日報》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胡績偉《報紙生涯五十年》。
(4)李銳《毛澤東的早年与晚年》第一六○頁。
(5)一九八九年科學出版社刊行，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生存与發展》第三十九頁。
(6)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國》第二卷，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第二七二頁。
(7)一九九四年紅旗出版社，呂廷煜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三十六頁。
(8)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主辦《社會》雜志一九九三年第四、五合期，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9)見本文附錄。
(10)《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陳玉瓊、高健國《中國歷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災害的時間特征》。
注 釋 二
(1)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一第一五七頁。
(2)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引自筆者保存的一九六八年清華大學刊印的《學習資料（續一）》。
(3)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与事件的回顧》(下卷)第七○二頁。
(4)《黃克誠回憶錄》第三八五頁。
(5)薄一波一九五九年六月三十日對薛暮橋等人的談話，一九六七年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大字報選第二輯；一九六七年五月“斗爭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聯絡委員會”編印的《憤怒聲討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薄一波反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6)史柏年《試析一九五八年我國的糧食生產》，《党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一九五七年產糧三千七百億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點六億斤。
(7)《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九十三頁。
(8)一九五九年六月五日羅榮桓在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的講話，《羅榮桓元帥》第九○一頁。
(9)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
(10)胡開明《難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党史資料》第三十九集。
(1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集第四三六頁。
(12)《安徽文學》第五期。
(13)參見(29)。
(14)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与事件的回顧》(下卷)第七一四頁。
(15)《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二十一頁。
(16)《鐘山》雜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第一四○頁。
(17)中共中央党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党史資料》第二十八集第五頁；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 -1965)》第三十四頁。
(18)《上林縣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三八五頁。
(19)《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集第五十二頁。
(20)《党史通訊》一九八七年第十一期第十七至二十頁；中國國家統計局《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一○三頁；《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三十四頁。
(21)同(19)，第三三六頁。
(22)《當代中國的四川（上）》第一○○頁。
(23)一九九二年版《宜賓市志》第十七、十八、八十四、八十八頁。
(24)四川人民出版社《閻紅彥傳略》第一七四頁；一九九○年版《仁壽縣志》第九十六、九十七、一○六頁。
(25)吳曉梅、劉蓬《毛澤東走出紅牆》第六十四頁。一九九一年版《灌縣志》第七十四、一三○頁。
(26)一九八九年版《夾江縣志》第八十二頁。江北縣死人事件見《重慶党史研究資料》一九九三年第二期第四十二頁。
(27)一九九一年版《丰都縣志》第九十四頁。一九九一年版《巫山縣志》第二十二、九十一頁
(28)一九九九二年版《大邑縣志》第一四二至一四三頁。一九九○年版《井研縣志》第九十九、九十八、一五○頁。
(29)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中國人口年鑒》第五二二、五二三頁：四川省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七年平均死亡率為千分之十點五五，此為正常死亡率。四川省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人口數為七○八一万、七○七八万、六八九七万、六六二○万、六四五九万。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死亡率為千分之25.13、46.97、53.97、29.42、14.62。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7081x(25.13-10.55)/1000=103.2万、7078x(46.97-10.55)/1000=257.7万、6897x(53.97-10.55)/1000=299.5万、6620x(29.42-10.55)/1000=124.9万、6459x(14.62-10.55)/
1000=26.3万，共811.6万。若按全國平均正常死亡率千分之十點八○計算，則非正常死亡數為803.2万。
(30)一九八六年六月八日《光明日報》；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二九四頁。(31)一九六七年六月，四川重慶大學紅衛兵團、“八一五戰斗團”刊印的《打倒李井泉》第七十七、七十八頁。
(32)《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七年第四期第十六頁。
(33)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廣西紅衛兵總部《南疆烈火》報。
(34)美洲《民主中國》第二十九期第九十一頁。
(35)同(33)。
(36)同(33)。
(37)同(33)。
(38)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五十九、六十四頁。
(39)同上，第六十五頁。郭書田、劉純彬《失衡的中國》(第一部)第十九頁；《中國作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第九十一頁，霍達《民以食為天》。一九五八年人口約三十九万。
(40)一九九○年版《宿松縣志》第八十九、八十三、三十二頁。一九八九年版《濉溪縣志》第四八二、七六二頁。一九九一年版《靈壁縣志》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一九八九年版《渦陽縣志》第四八二、四十二頁。一九八八年版《全椒縣志》第二十三、七十一頁。
(41)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复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42)一九七九年時的安徽省委秘書長与本文作者的談話。
(43)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印發的材料《党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李景膺反党、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李景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五年為貴州省委書記，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為內務部副部長。
(44)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党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
(45)同(43)，第三十五頁。
(46)一九八九年《甘肅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頁。一九九二年二月張天珩《回憶霍維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難的日子里》未刊稿。霍維德，前甘肅省委第二書記、副省長，一九五九年被定為“反党集團頭子”。
(47)《了望》周刊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第十七至十八頁；一九八七年“中國潮”報告文學獎一等獎獲得者，麥天樞《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48)何之明与本書作者的談話。
(49)解放軍出版社《憶錢瑛》第四頁；一九八九年版《甘肅省志概述》第一四五頁。
(50)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51)一九九○年版《青海省社會經濟統計年鑒》第八十八頁，一九八九年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中國人口青海分冊》第八十一頁。
(52)千家駒《七十年的經歷》第二六○頁；《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頁。
(53)《當代中國的河南》(上)第一三六頁。
(54)同(53)，第一三七、一三八頁。
(55)一九八六年版《信陽綜覽》第二七八頁。
(56)謝春濤》大躍進狂瀾》第二○三頁，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陽地委關于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一九八六年版《淮濱縣志》第六十九頁。
(57)史川《“反瞞產”是導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從中共內部文件看毛澤東怎樣把農民推向絕境》未刊稿；美洲《民主中國》一九九三年七月月號第二十二頁，河洛《漫說中原》。
(58)一九八九年香港存真社版蘇曉康《烏托邦祭》第三○一頁；。
(59)《紀實文學》一九八九年第四期，張文才口述、周之德執筆《周恩來軼聞》；王學仁《毛澤東和他的机要秘書》，見《湖北日報》社主辦的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楚天周末》。
(60)香港存真社版蘇曉康《烏托邦祭》第二九九至三○一頁。
(61)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首都經濟信息》報，《數字里的悲哀—追記一個縣委書記的死》。
(62)裘之倬《中共党史人名錄》第一八○頁。
(63)一九八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一九四頁。
(64)同上，第一九三、二○一頁。
(65)《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七年第三期第十八頁；《當代》雜志一九八六
年第四期第二三九頁。
(66)《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馬輅等著《國防部長浮沉記》第一六二頁。
(67)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人民日報》，段君毅《深切怀念張北華同志》。
(68)一九八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一九六頁。
(69)同(10)，第八十五頁。
(70)同(10)，第八十九、九十三頁。
(71)該黃姓朋友与本文作者的談話。
(72)陳峰《啊！父老鄉親……劉少奇一九六一年還鄉記實》，《記者文學》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73)《湖南省志》一九八二年版第二卷(上冊)第二五三、二五六頁。
(74)李銳《毛澤東的早年与晚年》第一四二頁。
(75)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三○至二三一頁；《人物》雜志一九八二年第三期第十四、十五頁。
(76)一九八六年版《松滋縣志》第二十七、六十、六十二頁。一九九○年版《宜都縣志》第一三頁。
(77)《解放軍文藝》一九八五年第四期，所國心、董濱《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
(78)一九九○年版《溧水縣志》第九十四頁。一九九○年版《常熟市志》第一○三○頁。一九八一年版《東安志》第三十五頁。
(79)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八日，江蘇省革命造反派炮轟省委聯合會、江蘇省省級机關革命造反總部、江蘇省省級机關革命造反總部省委辦公廳分部編印的《打倒江蘇地區党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江渭清》第十三頁；一九六七年五月十八日江蘇省公安廳革命造反聯合總部編印的《打倒洪沛霖！搗毀洪家店！》第十頁。
(80)一九九○年版《高郵縣志》第六十一、一六二頁。
(81)《當代中國的江蘇》（上）第九十八頁；《新華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第一六八頁。一九六六年十月，華東一批到北京參加中央工作會議的高級干部到其老上級陳毅元帥家中做客。眾人聊天時，談到了一九六○年餓死人的的事。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說：“我在江蘇工作十七年了，十七年間，我就撤過一個縣委書記，因為他死官僚主義，省里撥給他糧食他不要。全縣餓死四万人。”江渭清指的是寶應縣，見下文。江所說僅撤過一個縣委書記的職不确。
(82)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83)一九八一年版《台安縣志》第一二六、三十七、一三頁。一九八七年版《鎮雄縣志》，《全縣戶籍人口情況一覽表》。一九八九年版《安康縣志》第二十四頁。
(84)一九八六年版《宁都縣志》第七十頁；一九八九年版《丰城縣志》第三十二頁；一九八九年版《橫縣志》第十六頁；一九八九年版《望奎縣志》第九十頁；《黑龍江四十年》第三○三頁。
(85)一九八六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中國人口年鑒》第三九九頁。一九九一年版《天津簡志》第一一七六頁。《沈陽市志》第四三五、四三一頁。
(86)《南陽市志》一九八九年版第一二七至一二八頁。一九八三年版《武陽鎮志》第十九頁。
(87)翟禹鐘、梁胜明著《絲路潮》。
(88)蕭复興《柴達木傳說》。
(89)叢維熙《走向混沌：反右回憶錄，勞改隊紀事》第二二○頁。
(90)《中篇小說選刊》一九九二年第五期，張賢亮《煩惱就是智慧》。該文不是小說。
(91)張天珩《回憶霍維德同志二、三事—在与霍老共患難的日子里》未刊稿；高爾泰《待查的數字》，一九九五年一月六日美洲《新聞自由導報》。
(92)當年從“五八三”幸存的北京大學的講師与本文作者的談話。
注 釋 三
(1)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中共四川省委員會主辦的《上游》一九六○年第九期第一頁。
(2)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中共党史學習文獻簡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第一六二頁。
(3)一九三九年版，陳高佣編。
(4)劉真《在黃陵的周圍》，香港《開放》月刊一九九三年三月號。
(5)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一九九四年第三期第二一九頁。
(6)中國國家統計局編《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二一二頁。
(7)《當代中國的湖南（上）》第一三三頁；劉少奇一九六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8)一九九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美洲《僑報》。
(9)一九八七年版《四川省情》（續集）第一五○八、一五一一頁；一九九一年版《灌縣志》第七十四頁。
(10)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李世平《四川人口史》。
(11)李志綏《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第二八七頁；《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中，當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的文章。
(12)《新華文摘》一九八一年六月號第一二七頁。
(13)一九八八年版《全椒縣志》第五十八頁；《井研縣志》一九九○年版第八十二、七十八頁。
(14)謝劍《彝族去來》，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二年第七期。撒梅族為彝族之支系。
(15)一九六七年七月，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党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第十六頁。
(16)一九八九年版《扶綏縣志》第十七頁。
(17)一九八九年版《當代中國的山東》（上）第一九七頁；《當代中國的北京》(上)第二七九頁。
(18)彭德怀《為什么要寫信給毛主席》，《新華文摘》一九九○年十一月號。
(19)中國國家統計局編的一九八三年《中國統計年鑒》第四二二、四三八頁。
(20)同上。
(2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一九八四年匯編本第二七二頁；紅旗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三十四頁；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六一頁。
(22)一九六八年安徽人民出版社《打倒黑霸王曾希圣》第五十九頁。
(23)一九六二年二月三日下午劉少奇在中央擴大會議上安徽大組會上的第二次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編印的《劉少奇瘋狂复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第四十二頁。
(24)解放軍出版社《憶錢瑛》第四頁；一九八九年《甘肅省志概述》第一四三頁。
(25)一九六一年五月六日，劉少奇在湖南宁鄉炭子沖村的講話。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委員會”編印的《徹底摧毀劉、鄧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第六次批判大會發言稿)第十八頁，《揭開劉少奇湖南之行的黑幕》。
(26)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報》。
(27)《新華文摘》一九八三年第十一期第一八五頁。
(28)《中共党史資料》第三十九集第八十九頁。
(29)一九八九年版《河曲縣志》第二十六頁。
(30)《新華文摘》一九八五年十一月號第一六八頁。
(31)一九六一年七月六日廣東省委三級干部會議，《陶鑄文集》第二三七頁。
(32)吳象《“要吃米找万里”民謠的來龍去脈：農村改革為什么從安徽開始？》，《炎黃春秋》一九九四年第八期。
(33)《羅榮桓元帥》第九三九頁。
(34)一九八九年版《駐馬店市志》第一編大事記第二十五頁；史川《“反瞞產是導致人口大批死亡的主要原因—從中共內部文件看毛澤東怎樣把農民推向絕境》未刊稿。
(35)伍仁編《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卷三第六十三頁。
(36)黃秋耘《風雨年華》。
(37)一九八一年群眾出版社《上訪通訊》編輯室編《春風化雨集（上）》第三○六頁；《光明磊落、耿直剛強—閻紅彥傳》；《當代》一九八九年第一期第一一五頁，《逃港者》。
(38)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現代史》一九八九年第八期第一六八頁；一九六七年十月國際關系學院革命委員會批楊戰斗隊編印的《三反分子楊尚昆的罪惡家庭及反動言論摘編》第十九頁。
(39)沈家善《農村公共食堂始末》，《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与事件的回顧》（下卷）第八四七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集第五三九頁。
(40)《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紀實：曲折發展(1958—1965)》第七頁。
(41)《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第二十頁。
(42)同上。
(43)一九九○年版《高郵縣志》第六十一頁、第三篇第一節。
(44)同(28)，第九十五頁。
(45)一九六一年七月十五日，在昆明西山云南省各地、縣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八集第二五○至二五四頁；一九九○年版《井研縣志》第九十八、九十九、一四九、一五○頁。
(46)惠浴宇《追祭王治平》，《鐘山》雜志一九八四年第六期。
(47)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
(48)同(11)，第二五一頁。
(49)同(11)，第二五二頁。
(50)傅振國《昨天的秘密》，《海南紀實》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51)《人物》雜志一九八九年第五期。
(52)《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五期第二十八頁。
(53)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全國計划會議上的講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件匯編》(上)第三八三頁；《党史研究》一九八一年第四期第十三頁；
(54)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北戴河會議。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第一三三頁；成都《天府新論》一九八九年一月號，中共四川省委党校韓西林、李南青《大躍進三十年祭》。
(55)一九六七年七月首都農口革命造反聯絡站批劉鄧辦公室編印的《農業戰線兩條路線斗爭概況》第二十九頁。
(56)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第二三二頁。
(57)《中共党史資料》第四十六集第十四頁。中南海畫冊編輯委員會編《平凡与偉大—毛澤東中南海遺物遺事》。
(58)同(11)，第三三一、三四二、三七三頁；權延赤《我在中南海》，《紅、黃、藍》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專職為毛澤東攝影的侯波等人也曾提及此事。
(59)《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頁。
(60)權延赤《走下圣壇的周恩來》第二三四頁。
(61)《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二期第十七至十八頁。
(62)《党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六期第二十五頁。
注 釋 四
(1)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武昌會議的講話，清華大學《學習資料》（續一）第二○三頁。
(2)《党史研究》一九八五年第六期第四十一頁。
(3)一九六一年五月十三日在長沙听取匯報時的講話，一九六七年八月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刊印的《劉少奇瘋狂复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有關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前后的部分材料》第八頁；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在花明樓干部會議上的講話，同(1)，第十一頁；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八年出版的《打倒安徽党內頭號走資派李葆華》第六十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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