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在911兩週年前四天，布什總統發表全國講話，在承認伊拉克戰後重建並非易事的同時，用毫不妥協的詞句表達了美國要繼續反恐，並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的決心。布什此時講話，除了在911紀念日到來之際，重申恐怖主義對美國的威脅之外，明顯是要回擊近日來西方左派越來越提高分貝的對軍事倒薩，以及戰後伊拉克不穩定的抨擊。
我一直納悶，左派們怎麼有臉抨擊布什政府在伊拉克表現不佳？正是由於他們一直在拖布什政府和美軍的後腿，才導致這場以美國為首的反恐戰爭步履艱難。在阿富汗戰爭之前，左派們就喊，千萬不能打，因為如果惹怒了恐怖份子們，一個拉登倒下了，就會有千百個拉登站起來。在塔利班被抹掉，千百個拉登的影子都不見的時候，左派們又開始轉向反對伊拉克戰爭，在百般阻撓終於沒有能夠阻止70％以上美國民眾支持的這場戰爭時候，左派又開始危言聳聽，伊拉克將成為第二個越南；當美軍開戰順利，迅速逼近巴格達之際，左派又開始渲染薩達姆的精銳共和國衛隊，將使美軍進入血肉模糊的巷戰。
當事實一切都和他們的預言（對有些人來說，甚至是期盼）相反的情況下，他們又開始轉向美國至今沒有找到大眾毀滅武器。可是他們為什麼看不到已被發現的20個“萬人坑”呢？（人權組織說這種萬人坑約有90個，30萬人在薩達姆統治時“失蹤”）他們為什麼看不到2,400萬伊拉克人民獲得自由這個事實呢？我一直刻意留心左派們對這兩個事實的反應，果然不出意料，左派們對此的感覺就像沒有發生一樣。如果是在七、八年前的話，我會非常吃驚，因為左派們不是顯得最關心第三世界的人權狀況嗎？他們不是好像最悲天憫人，成天為窮人、為弱者、為全世界受苦受難的人群吶喊嗎？那麼面對兩千多萬人民從薩達姆的暴政下被解放出來這個事實，他們怎麼一點高興的神態也不流露，一點也不為自由世界的又一個勝利而歡呼呢？
但今天我對這種現象一點也不吃驚，因為只要認真觀察西方左派的各種表現，就會發現，他們的偽善是一目了然的。比如，北韓人民今天處於物質上極端貧乏、精神上全被洗腦成比中國的文革時期更可怕的植物人狀態；但總是表現出最同情專制下被迫害的人民的左派們關心北韓嗎？設想，如果美國由於北韓擁有核武器而想對它開戰，美國敢打嗎？誰進白宮都不敢，不是被邪惡的北韓政權和他們的核武器嚇住了，而是被最義正辭嚴、佔據道德高地的西方左派們捆住了手腳。
伊拉克戰爭開始後，我實在有些妒嫉﹕伊拉克人民真是撿了個大便宜，借美國反恐之光，擺脫暴政，將成為民主國家。如果把伊拉克作為根據地之一的恐怖主義不惹到美國頭上，直接影響了美國的安全和利益，伊拉克人民再被奴役半個世紀，也不會有人採取真正的解救行動；就會像中國、北韓、古巴一樣，上百萬、上千萬、上億萬的民眾，就等一個獨裁者（他的兒子或他指名的繼承者）的死亡。一個多麼令人悲憤的現實！如果北韓也能借美國的反恐之風，推翻金正日的暴政，成為民主國家，那對北韓人民來說，是多麼大的幸運呵。但美國和歐洲的左派們能讓美國對北韓獨裁者動一指頭嗎？那些在暴政下掙扎的北韓人民怎麼就不出現在他們的視線裡面呢？
今天西方左派對反恐戰爭的阻撓，絲毫也不新奇，他們完全是在步越戰的後塵。在越戰的時候，左派知識份子就竭盡全力阻止美軍行動，他們一直拖美國的後腿不讓打，戰後又迫不及待地喊﹕你打輸了。一場不被允許打的仗怎麼能贏？左派們對邪惡的姑息，從來都大於他們對那些被邪惡碾碎的生命的同情。
20年代來自前蘇聯的最堅定反對共產主義、最熱烈推崇資本主義的美國偉大的哲學家（客觀主義哲學的創始人）、小說家安．藍德（Ayn Rand）曾寫道，“從道德意義上說，邪惡和對邪惡的姑息，到底哪個更糟糕？我傾向認為對邪惡的姑息更糟糕；因為那種膽怯的回避，使人們沒法指出邪惡、回應邪惡、挑戰邪惡。對邪惡的姑息才使邪惡成為可能。”她甚至斥左派知識份子是“為虎作倀的爪牙”（這個詞很難聽，原文是jackals，《新英漢詞典》譯為﹕走狗、爪牙、狗腿子）。
藍德的痛斥過重了嗎？一點都沒有。正像今天左派對美國尚沒有在伊拉克找到大眾毀滅武器、對伊拉克戰後重建不順利等頗為得意的勁頭一樣，當年左派們對美國越戰的失敗則到了幸災樂禍的程度。藍德寫道﹕“按照常理，戰後都有一個並不可人的階段﹕贏者洋洋得意；輸者則痛苦或推卸責任。但我不知道，戰後美國知識份子所表現出的景觀是否有歷史先例﹕對美國‘戰敗’、美國‘軟弱’的洋洋得意，對美國‘罪責’的追究，對敵人的讚美，對美國的侮辱和譴責等等的大爆發——就像一場往美國臉上吐唾沫的狂歡。”
左派們為什麼會為美國的失敗而高興？因為美國失敗了，才證明了他們反戰的正確；才維護了他們心中的共產主義烏托邦理想。所以，越瞭解越戰期間美國和歐洲左派合演的鬧劇，越能理解今天這一氣勢低了很多卻永不會劇終的“續集”。在伊拉克戰後並不順利的現狀下，這些“續集們”自然會加大美國在一個穆斯林國家建立民主制度的難度。
旅美意大利記者、作家法拉奇在她的《憤怒、自豪和懷疑》長文中就曾對戰後伊拉克的走向，表現出深深的懷疑，她以自己在中東實地生活、採訪的親身經歷，強烈感覺到，在伊斯蘭原教旨意識形態嚴重的中東地區，建立起一個民主國家會遇到多麼大的阻力；在伊拉克尤其要面對曾被薩達姆鎮壓，卻受伊朗支持的什葉派，他們一直期待著建立政教合一的、原教旨穆斯林政權。這的確是一個嚴酷的事實。
但即使沒有什葉派，美國在伊拉克建立民主體制也不無艱難；且不說穆斯林的中東國家，和基督教的美國之間的巨大鴻溝，即使同樣在基督教的西方國家，二戰後美國也是花費了巨大代價來建立和維持民主體制。在德國和意大利的殘余納粹份子、在日本不甘失敗的軍國主義份子，都曾經以武力攻擊佔領當地的美軍。美國花了四、五年的時間，才平穩了局勢，建立起初具規模的民主政府。
法拉奇在上述文章中也指出，當年意大利人民對美軍熱烈歡迎並充滿感激。但她只說對了一部份事實。沒錯，普通百姓是歡迎美國的，但知識份子不是。據美國兩位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和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的回憶，戰後的歐洲知識界一片反美浪潮。他們兩位都在戰後的五十年代初期去了歐洲，並分別學習、工作多年，目睹了歐洲知識界的反美景觀。以常識判斷，美國在二戰中以巨大的犧牲從納粹鐵蹄下解救了歐洲，並一直在歐洲駐軍，保住了西歐沒進入另一個殘酷的共產主義紅色魔掌，歐洲一定是十分感激美國的。而事實恰恰相反。連對解放了自己的美國，歐洲左派都要反，對解放別人，就更注定要反個沒完了。
越戰美國由於左派而輸給了越南。今天的反恐戰爭是一場比越戰更艱難的戰爭，但不同的是，越戰不直接影響美國的利益，而這場戰爭不僅和美國的直接利益有關，甚至關係到美國人民的生死存亡。所以，無論國內和歐洲的左派們這次怎樣阻撓，美國都會把這場仗打到底，而且勝利必須是唯一的結局！
2003年9月9日於紐約
（多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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