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9日訊】我似乎不該“孤陋寡聞”，因為自認經歷過新中國半個多世紀的一切，在偉大英明領袖和光榮正确党的指引下，在那一個個群體撕殺中，我時而被迫充當小打手，時而變為人家的獵物，許多往事就在眼前，然而我竟沒有听說過孫文廣這個人，更不知道他這本厚厚的《獄中上書中共中央》書！其實何止我，我那些知識分子朋友，他們也是和我一樣，不清楚孫文廣其人，其書。這是不言而喻的。那些掌握輿論大權的高官們，許多事是不會對我們說的。前几天，我有幸在新加坡圖書館偶然翻到了這本境外出版的書，猶如發現了新大陸，借回去，一口气粗粗看了一遍，又用几天時間從頭仔細讀到尾，我被一個所謂“囚犯”的真誠打動了。什么叫愛党愛國？書里的字字句句就是答案。但是，孫文廣所有這些為党為國的坦誠上書建議，洋洋五十万言，其膽量勇气，其理論智慧，其所及問題的深度廣度，等等，古今中外歷史上是少有甚至是沒有過的，然而并不為一些高層人物所領情，不說開始將人家的好心當作驢肝肺，以反革命論處，無端判刑坐牢，就是后來給平反了，似乎依然如故。一方面，我們不知道，當孫教授的一封封信，一篇篇文章，當通過一層層机构傳遞到有關部門領導之后，他們是如何研究答复的；另一方面，當孫教授出獄平反之后，我們卻知道五十万言不能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出版，而只能在境外印刷，難道不是說明了問 題。我看，還是听慣了拍馬的“好”話，听不進逆耳利于行忠言。而后者往往是最可貴的。但是党不領情。
“大的是非不清，安有個人清白在“
孫文廣，山東大學教授，文革初上書毛澤東，請他讓賢。顯然，這位非党知識分子是看到這個“万歲”，建國以來的十几年里，“反右”`“大躍進”已經帶給老百姓無窮災難，現在又要搞毀滅人類文明的大“革命”，理所當然地認為他沒有資格繼續當中共中央主席了，出于全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考慮，我們這位勇士請領袖自知之明點，把第一把交椅讓出去。孫文廣覺得這樣做是完全符合党章規定的，任何一個公民，即使不是党員，對党的干部，直到党的最高領導人，有什么看法和意見，按照組織程序反映，是絕對正确的。但是，事實相反，他卻因此几次被打成反革命，關牛棚兩年半，蹲看守所三年半，判七年徒刑，八一年底，監獄就業，八二年十二月平反出獄，重返原單位。八九年，寫支持學運的公開信。
許多人在牛棚、看守所和監獄里，無法忍受肉體折磨，和精神侮辱，垮下去了。然而，孫文廣以惊人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難（例如在看守所里，自造筆，用醬油做墨水），不畏嘲笑，甚至打罵，從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到八二年底的六年里，向中共中央上書五十万言，議論党和中國世界大事，批判毛澤東推行的極左路線，華國鋒的極左錯誤，林彪、四人幫的罪行，和党的國內國際政策方面的問題等，評論一些重大事件、典型人物和理論原則、流行觀點，提出修改党章和憲法的具體意見，等等。孫文廣之所以這樣做，是希望共產党走上正确的道路，帶領人民搞好國家，首先考慮的不是自己的冤案問題。“大的是非不清，安有個人清白在”，這就是孫文廣堅持上書的動力和目的。
“毛澤東和‘四人幫’政治上是一致的”
“四人幫”被抓，全國人民開始掀起揭批高潮的那段時間，孫文廣還押在公安看守所里的單身牢房里，帶著手銬腳鐐，但這并沒有動搖他參与批判的決心。孫文廣認為，“毛澤東和‘四人幫’政治上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的靠山，禍國殃民的根源，因此只批判“四人幫”而不聯系毛澤東是不可能的。但是，官方說，一舉粉碎“四人幫”是完成了毛澤東遺志，號召大家高舉毛澤東思想，深挖狠批，肅清流毒。孫文廣當然不同意著個說法，但是基于當時仍然把毛澤東當做“神”敬的局勢，不可能直接點名批判，于是就在批“四人幫”時有意識地聯系毛的問題。他在給華國鋒和党中央信中所附的揭批“四人幫”材料中指出，在哲學上說，他們搞唯心論、形而上學，否定“否定之否定”和“量變到質變”的規律，只要斗爭性；在科學社會主義和政治經濟學上，搞空想社會主義，不顧社會規律，蠻干一起，碰得頭破血流，還不認輸。批判他們這些荒謬理論和瞎指揮的最好方法“就是公布事實，公布數字”。
明眼人一看，孫文廣這里指的是誰，批判的是誰，“四人幫”所宣揚和推行的一切，都是毛澤東的理論和指示。毛澤東只承認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把馬克思主義千頭万緒的道理，歸根結底為“造反有理”一條，這是人人不僅知道，而且作為“語錄歌”都會唱的。這是毛澤東進行的各种批判運動，反右派斗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置數百万，數千万上至國家主席下到平民百姓家破人亡的哲學理論基礎。毛澤東說大話，空話，几年赶上英國美國（對外說十几二十年，內部文件說七年超美國），馬上進入共產主義的胡說，致“大躍進”失敗后，餓殍遍地，數千万主要是農民死于人為的災難中，其理論根据就是他的小生產的空想社會主義和只強調“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少產” 、“只要想得到，不怕做不到”，無視客觀規律的政治經濟學學理論。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由毛澤東荒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導致的歷史上少有的災難，不僅不認帳，還極力粉飾自己，“打腫臉充胖子”，欺騙全國和全世界人民。多少年來，不公布國民經濟數据和人口變化狀況，就是毛澤東隱瞞真相的高超手法。确實，如孫文廣說的只要公布真實數字，就暴露他們的原形了。例如，直到現在，中共官方，還不公開承認所謂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大量事實，但是，我們掌握了六0、六一兩年人口負增長6-7百万的數字，就可以推算出，僅這兩年非正常死亡至少2000万，就揭穿了他們的謊言。
“我們現在的指導思想不是毛澤東思想”
孫文廣在多次上書中指出，毛澤東解放后的二十七年里，執行的一條極左路線，最典型的就是大躍進，和所謂文化大革命，根本沒有條件做到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窮過度，和把自己的戰友、同志和平民百姓，打成階級敵人，反革命分子，是再也沒有辦法左了。毛澤東選的接班人林彪，不僅不領情反而謀殺他這個恩人，夠左的了。然而，毛還認為他左的不夠，要繼續批林彪的右，誰不同意，誰就會遭罪。原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給他寫了個經周恩來同意的批林彪極左的報告，立時招來大禍，成了眾矢之的。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我們不說毛澤東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在打所謂“AB”團時，導致紅二十軍七百多軍官被殺的事，而只說他新中國建立后，除了我們提到大躍進和文革外，在几乎所有理論、政策和實踐上都是極左的。五十年代初提出的十五年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到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就“胜利”完成，鄧子恢把一些地方很不像樣的農業合作社砍掉，力求更加穩一點，被斥責為“小腳女人”，周恩來、陳云等主張在經濟建設中既要反對“右傾保守”，又要反對急躁冒進，被批判為打擊群眾的社會主義建設的積極性。影響更大的彭德怀反對大躍進中的浮夸、吹牛和說瞎話的小資 產 階 級瘋 狂性，被打成反党分子。
何止在國內問題上，在國際上也推行了一條極左路線。僅僅因為人家批判斯大林，就斷定赫魯曉夫背叛馬列主義，蘇共變成了修正主義，繼而又是社會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一口咬定南斯拉夫是蛻化的資產階級國家；自己的人民吃不飽，勒緊褲帶，甚至餓死，動輒支援著個支援那個，說是為了解放世界上還處于水深火熱之下的三分之二人民，最后成了孤家寡人，還硬說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北京，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領袖的頭銜非毛澤東莫屬了。
可見，毛澤東從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离開人間的長達四分之一世紀還多的年代里，無論是國內國際政策基本上都是貫穿了一條極左的路線，他的思想深處除了左還是左。
在這种情況下，還說堅持毛澤東思想，只能意味著繼續極左下去，事實上，毛澤東剛去世，他的“你辦事，我放心”欽定接班人華國鋒，高舉的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和兩個“凡事”，走的就是一條不折不扣的極左路線。
孫文廣認為，“我們現在的指導思想不是毛澤東思想”，更不應寫在党章和憲法里。這是完全正确的。
揭穿不能自圓其說的“恢复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
早在劉少奇平反一年多前的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四日，孫文廣就給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信，說劉少奇“當作反革命修正主義的頭子”，“我認為這不符合歷史事實，應該重新評价”。后來，一九八0年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正式平反。一九八0年五月十七日北京召開為劉少奇同志平反大會，在此前一天五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就此發表了社論，正題是“恢复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副題是“論為劉少奇同志平反”。
對這篇社論，不必深刻分析，單就正題和副題說，就是水火矛盾，不能自圓其說的。孫文廣在他的“也談恢复本來面目”中說，劉少奇的冤案明明是毛澤東一手制造的，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和“五一六通知”里鐵板釘丁，最后經過党的九大定案的。怎么平反反而是恢复毛澤東思想，那就是說，當初毛澤東和党的九大把劉少奇打成和定為中國最大走資派和“叛徒、內奸、工賊”的時候，毛澤東用的不是毛澤東思想，或者說，毛澤東根本不曾介入劉少奇問題，他的“炮打”和“睡在身旁的赫魯曉夫”的說法，与毛澤東本人無關，是別人冒他的名假造的。
事實是，社論也是極力為毛澤東開脫責任，劉少奇被打倒似乎和毛澤東無關，只是林彪、四人幫的罪惡。中共中央不乏胡喬木、鄧立群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說，即使毛澤東有責任，只是毛澤東离開了毛澤東思想。這就是說，毛澤東在“炮打”，置劉少奇于死地時，進而，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和推行的所有極左路線，用的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毛澤東的思想。注意，這里這個“的”可不得了，為劉少奇平反，之所以叫“恢复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原因就在這里。
我們高舉的是毛澤東思想，而不是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的思想居然不是毛澤東思想！
什么叫詭辯論？這篇社論就是“范文”。
“取消北京毛主席紀念堂”
一九八0年十月，孫文廣教授給党中央寫信，建議取消北京毛主席紀念堂，改作他用。孫教授說：“全党逐步認識現代迷信的巨大危害，反對突出宣傳毛澤東個人。
“由于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逐步被人們認識，大 家很自然的產生一种憤懣之情。座落在天安門下富麗堂皇的毛澤東紀念堂是現代迷信的一個象征，也是与毛澤東整個一生的表現不相稱的。”
孫文廣說出了許多人早就想說而沒有勇气說的話。其實毛澤東自己早在一九五八年，就號召包括他在內的所有的中共中央委員簽字，死后火葬。是不是他死的前夕，臨時改變了主意，要他的接班人建一個紀念堂，我們無從知道，反正是一個世界上，至少中國從沒有有過的最“雄偉”永不會自然消失的“景觀”屹立于世界最大廣場的中心了。我們并不反對把某個對人類社會發展有特別貢獻的人物，在他死后，建造個紀念堂或紀念碑等，使后人記住其功績，不忘其囑托，鼓勵人們繼續前進。但是，這個人物紀念堂或碑等，要和他生前功績相對應。孫中山領導人民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為他修建了南京中山陵，不管是共產党還是國民党都認為應該，很滿意，南京人不說，外地和外國人到那里都會去瞻仰孫總統。列宁領導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把他葬在莫斯科紅場，即使現在這個國家解體了，也沒有人否定這种紀念列宁的方式。斯大林一九五三年死后，起初和列宁并列于紅場，赫魯曉夫于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揭露了他的個人崇拜和其他嚴重錯誤之后，將斯大林的棺木挖出，同其他死去的政治局委員葬在一起，這种作法也沒有不妥之處。這是和其生前的是非功過适應的。毛澤東的錯誤不亞于斯大林。后者的獨裁暴行主要傷及高級領導，前者的蠻橫武斷則殘害了從上到下的人。如果說毛澤東在民主革命時期有功績的話，那么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基本上是由“過”构成。陸定一說：毛澤東民主革命是功過七三開，社會主義是倒過來，功過三七開。應該說，用几開對几開的數字對比關系評論一個人是不可取的，特別是涉及到處置一個人的時候，更不能說明什么。因為這里面有許多事情，根本是不同的，有性質的不可對比性。比如說，一個人救了兩個人，然后又殺了一個人，那怎么比較他的功過呢，能說他的“功”還是主要的嗎，或者反過來，一個人救了一個人，卻殺了兩個人，能用他的“過”是主要的去說明問題嗎。我想，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認為，這兩种情況下，都是殺人犯，都應該受到法律的制裁。毛澤東不管他在民主革命時期有多大功，救了多少人，但他在社會主義的二十七年里，實行獨裁統治，把憲法視為儿戲，使百万計千万計的干部`知識分子和普通老百姓處于災難之中，這卻不是僅僅處于良好動机的“悲劇”，應該是一种極大的犯罪。這里我們不能不提及，就以所有跟著他，按照他的要求打倒這個，打倒那個的文化大革命的重 要分子，個個都是反革命罪犯，唯指揮他們的頭子卻只是好心犯錯誤，能說服人嗎。我們還記憶猶新，當年在審判“四人幫”時，那個靠摔打棍子起家的姚文元認錯不認罪，也許他在想，我的“評海瑞罷官”不過是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和反复修改才吹響了文化大革命的，我的一切鼓吹文革的重要文章莫不如此，為什么主帥我的大人物只是好心錯誤，而我是反革命罪犯呢。江青也說，她是毛澤東的一條狗，主人讓她咬誰，她就咬誰！狗是被打了，可主人還躺在水晶棺里容光滿面，億万爭相“觀賞”，這叫啥理，什么邏輯！
其實何止紀念堂應該取消，天安門城樓上的挂了半個多世紀的巨幅畫像，百元人民幣的大頭，也該送到歷史的博物館，作為收藏品，只能讓子孫后代研究之用。
“四項基本原則”是極左路線的繼續
孫文廣于一九八0年和一九八一年兩次專門就“四項基本原則”上書，指出它們是極左路線的產物和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基本原則，是來自九大十大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是來自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是來自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堅持党的領導，是來自堅持党的一元化領導。
孫文廣一針見血，抓到了問題的要害和實質。其實，這個“四項基本原則”從一九七九提出，一直被極左分子所利用，反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對中共來說，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說，解放思想，擺脫左的束縛，而另一方面又堅持極左的毛澤東思想；一方面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另一方面又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一方面說，實行改革，只要有利于發展就行，而另一方面又堅持公有制的社會主義道路；一方面改革党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另一方面又堅 持党政不分的領導。
關于毛澤東思想，上面說的已經不少，不再專門提及。這里就其他三個堅持分別看一看孫文廣的論述。先說無產階級專政。毛澤東自己說他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中的第二件就是文化大革命，其核心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這個繼續革命的對象就是党內走資派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和一切舊勢力、舊意識，也就是群眾的全面專政。文革的失敗，繼續革命和全面專政改頭換面為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了。無產階級專政是什么呢？按照馬克思列宁主義的說法，這是無產階級在對資產階級暴力革命成功、取得政權之后，鎮壓資產階級反抗的強 制行為，“只許你老 老 實 實，不許你亂 說 亂 動” 。按照列宁的觀點，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的工具，無產階級即社會主義的國家，自然就是無產階級用來鎮壓資產階級的了。馬克思早就指出，承認階級和階級斗爭，這是資產階級學者也做到的，他的貢獻就在于論證了這种階級和階級斗爭必然發展為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承認不承認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主義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的分水岭。
但是，這大 概只是馬克思是一個科學推論，也許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實踐證明和丰富了無 產 階 級專 政的理論。不過，巴黎公社只存在了七十多天，無法在實踐上全面檢查和驗證它的正确性。從十月革命開始的一系列步入世界舞台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出自資本主義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的社會，正如列宁所說的，在這些國家里需要的恰恰是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果照搬無產階級專政，只能把自己置于死胡同。事實正是這樣證明的。許多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退出歷史，走向反面，固然有多种原因，但硬去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擴大打擊面，喪失民心，則是極端重要的原因。中國原來更加落后，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通過革命，事實上直接進入了社會主義，更不能搞無產階級專政，那种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說法是根本錯誤的。我們現在的改革，其實是回過頭去，補資本主義的課，無論是經濟方面還是民主政治等方面都這樣，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堵塞了我們現實必需走的路，而且繼續下去，肯定還會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左”下去，到國家崩潰的邊緣再覺悟，損失又太大了。
關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關鍵弄請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我們所說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究竟是什么？孫文廣教授指出，現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樣的社會主義，我們是哪一种？我們信奉的是馬克思主義，當然不可能搞封建的社會主義，或者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只能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論述過的社會主義。這种社會主義，作為一种社會制度，是無可挑剔的，連一些反共反馬克思列宁主義者，他們也很贊賞。新加坡的開國之父、內閣資政李光耀，在他的自傳中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社會，是好的，他反對的是共產主義者們的暴力手段。台灣那個獨自一人開辟了一個反國民党思想理論戰場的大作家李敖也是這樣認為的。
确實，馬克思列宁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是美好的。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社 會 主 義社 會作為共產主義的第一或初級階段提出來的，這個階段，是無產階級通過“槍杆子”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剝奪剝奪者”后建立起來的社會，雖然生產資料已經公有，然而各方面還帶有舊社會的痕跡，所以只能“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過渡到第二階段即高級階段就是完全的共產主義社會了，那時就“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了。不過，不能忘掉的是，馬克思、恩格斯都認為，一個國家是不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胜利，只有在資本主義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才能完成實現社會主義的歷史任務。
但是，后來列宁認為一個大國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建成社會主義，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蘇聯首先在實踐上證明了這個觀點。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包括中國在內的十几個國家也先后宣布為社會主義。所有這些社會主義國家，其資本主義經濟文化都落后甚至很落后，沒有公有制的物質條件，也無法實現民主政治，所以從根本上說，都是些空想社會主義。這正是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已經走向反面的根本經 濟原因。至于中國等几個還在那里說搞社會主義，那不過是“名義”而已，其實質是補資本主義的課，鄧小平的經濟改革就是這樣，所以，才擺 脫了毛澤東“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死胡同，有了比較快的經濟發展。如果，你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就是意味著走回頭路，拒絕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還是鑽死 胡 同。顯然是行不通的。
其實，正像胡耀幫在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對名記者陸鏗說過的，人民并不在乎你實行什么社會制度，關鍵在于能不能使他們有好日子過。此話很有道理。想一想，在所謂优越的社會主義社會中，餓殍遍地，餓死屈死者成千上万，誰會喜歡這种制度呢，相反，像新加坡那樣的所謂資本主義社會，人民生活安居樂業之中，誰又會不喜歡呢。
對于堅持党的領導原則，孫文廣教授在上書中指出，應該把重點放在改善党的領導問題上，自己大喊領導人家，而不知道如何領導，怎樣才算領導，只能叫大家厭煩，反而極不利于党的領導。多年來，人們就是把党的領導視為党的一把手的領導，從中央主席或總書記到基層党支部書記，莫不如此。所謂集體領導只是寫在党章和文件里。党領導一切，就是包辦取代一切，所以以党代政是普遍現象。党中央主席和政治局可以撤消國家主席，大隊支部書記可以否定村民選出的村長或村委會主任。稍稍注意中國官方媒體的正式報道，某個工程開工或落成典禮，講話剪彩的是党的一把手，而不是党的二把手的行政首長。所謂党委領導下的行政首長負責制，其實就是党委書記說了算的制度。但是行政領導對自己的權力被侵奪當然不會滿意，于是出現党政兩個一把手你爭我斗的現象就不稀奇了。我在中國的國有大型企業工作了几十年，目擊走馬燈式的書記厂長上台下台，几乎所有書記和厂長（經理）之間沒有過“和睦相處”的，你拉一派，我拉一幫，水火不相容，誰站了上風，誰就是党的領導。兩個一把手之間的矛盾，最尖銳的表現就是平頂山一個國有企業，党委書記開除了厂長的党籍，后者開除了前者的厂籍，此事官方媒體曾報道過，“轟動”一時。更有甚者，相互謀害對方者也不是“僅此一家，別無分店”的。這些年實行了厂長負責制，厂長（經理）擔當了原來党委書記的角色，其矛盾的對立雙方只是換了個位置。政府机构党政領導之間也是如此。就是當年毛澤東和劉少奇之間不也這樣嗎。我們這里不論党政一把手之間所爭執的某個具體問體是是非非。根本問題是，共產党是把自己置于國家之上，實質上和當年的國民党把中華民國稱為“党國”一樣，共產党也視中華人民共和國為自己的“党國”，在這种情況下，說党政分家，取消以党代政是不可能的。只有堅決地把自己所謂領導其實是一党專政的特權，還給全國人民，讓人民選擇執政党，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這就必需真正實行多党制，通過政党之間的競爭，讓人民用選票決定執政党，決定國家最高領導人。關于這個問題，孫文廣教授，在他上書中，并沒有直接建議共產党很快這樣做，只是進行了必要的理論探討，認為，多党制也完全适用于社會主義國家，特別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環境下，不同的利益階層都需要各自的政党，介于國家政治生活，競爭執政党地位，不管是那個党一旦成功就組織政府，必需放棄党派特殊利益，服務于全國人民。這里的要害問題是，各政党之間，大家都是在國家憲法和法律的容許或至少不違法的前提下，開展工作和組織活動，不管是大党，小党，彼此都是平等的，沒有老子儿子之分，沒有領導和被領導之分。當然，誰也無法否認社會主義的中國，早就是多党制，除中國共產党這個特大党外，還有八個民主党派。問題是，按憲法規定，八個党派是在中國共產党的領導之下，顯然這個規定本身是不合理的，因為這樣，被領導的党派就沒有有什么獨立平等可言，由你領導党說了算。中國半個多世紀的實踐就是這樣證明的。共產党以領導地位自居，其他各党派俯首听命，前者放個屁，后者也說是香的。我絕不是沒有根据地亂說，在五十多年的不同時期，共產党作為領導一切的党，執政的党，不管是對還是錯，甚至明顯的瞎指揮，只要一個號召，特別是那個偉大天才人物說句話，和一般小百姓一樣，各民主党派的領導人，就馬上表擁護支持，即是心里不同意，嘴上照樣喊，根本沒有起碼的獨立思想和行為。有些民主党派領導人，因不服气共產党的領導，發個几句牢騷，但被一下子置于死地了。
所以，人們有理由質疑共產党似乎天然地領導其他党派的權力和執政的地位。任何一個党派，只要是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組建的，既不能領導別的党派，又不受別的党派的領導，它或執政或在野，應該是由全國人民通過法律程序決定。從這方面說，中國共產党一直處于領導和執政地位是缺乏根据的，憲法這樣規定本身就是違背全國人民的意愿的。這一條規定必須修改。一党專政的局面不能再繼續下去了。
對修改党章和憲法的建議
孫文廣教授于八0年三月給党中央寫信，對党的十一大通過的党章提出許多修改建議，計刪除部分二十六條，增加部分十五條。其中許多建議，經過几次代表大會，事實上修改了，盡管不一定直接來自孫文廣的文本。但是還有不少仍然如故，沒有任何變動。我們前面提到過的毛澤東思想為党的指導思 想，孫文廣建議刪除；關于民主集中制，建議增加“全党服從党的代表大會”；還建議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應該和相應党委處于同等地位，都分別屬上級紀委和上級党委領導，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均對党的全國代表大會負責，等等。無疑，孫文廣二十多年前，就提出這些建議，是很有見識的。雖然直到現在還不為人接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概會為大多數党員和群眾理解的。
孫文廣教授還對八二年憲法提出了若干修改意見。毛澤東逝世多少年了，還在憲法里稱毛澤東為主席，應該去掉“主席”二字；“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提法不妥；和在党章中一樣，不提“毛澤東思想”；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不僅不受行政机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還要加上不受政党的干涉，等等。這些都是很中肯的建議，如果被采納將會起到完善我國憲法的作用。
此外，孫文廣教授還就一些党的具體歷史問題和政策，也提出了重新認識和評价平反問題。例如高崗，饒漱石應該恢复名譽，中越戰爭，我方是侵略行徑，支持紅色高棉是錯誤的，等等。限于篇幅，不在這里論及了。
──原載《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