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7日訊】為了解決現實中的問題並獲得民眾的支持，一個政治人物總要提出自己的施政綱領。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是什麼？是社會缺乏公正。這是一個長期困擾中國人的問題，從古至今，沒有人能解決這個問題。
毛澤東是一個極其自負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喊出”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口號。毛自認為自己找到了解決這個社會問題的答案，他的答案就是當政者要為人民服務。你不是受壓迫嗎？讓我來幫助你，使你免遭壓迫。在傳統的政治環境下，使平民免遭壓迫是一個烏托邦式的計劃。後來中共的實踐證明，毛澤東的這個想法是十分天真的。因為一個人要主動地幫助別人，他就要有無私奉獻的精神，可是在現實社會中，這樣的人只是少數，處在少數地位的人無法以自己的力量去推動整個社會發生變化。從1949年到1969年，毛澤東也看明白了這一點。在這段時間裡，他的道德說教慘遭失敗；無論是民眾還是共產黨幹部，能像雷鋒同志那樣無私奉獻的人是十分有限的。侵佔公眾利益的現象從1950年代到1960年代從來就沒停止過。
曾擔任過深圳蛇口工業區管理委員會主任的袁庚，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說過這樣一件事：在1950年代的北京，每逢週末，許多權貴開著車到王府井去購物，毛澤東殺了張子善、劉青山（此二人當時為天津地區的領導人因貪污被共產黨處死）之後，週末停在王府井購物的車輛就沒有了。劉、張被處死之後，官員們以權謀私的現象並沒有徹底杜絕，1957年大鳴大放期間，北京大學的學生們仍然在表達著他們對官員們享有特權的不滿。
“現在，經濟上以各種名目，照顧之類，較高級官員過多地實際地佔有社會勞動產品，此外政治地位，人格等等的實際上極不平等，這些現象決非一個國家、一地，半載一年存在，而是全面，長期存在。”（群學《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分配，中央一級幹部…每週薪金500多元，也許比農民還恰當，即便以普通工人比較一般為40-60元不等也不相差30多倍，據我所知，在中國經濟落後的情況下，即使中等資產階級也沒有如此大的純收入，因為資本家他極大部分利潤必須投回到生產之中，我們可以從講課中知道，中國許多中等資產階級他的總資本不過兩千元左右，因此，縱然形式上不是剝削關系，但實質上存在著不平等交易，也許人們要說：他們是腦力勞動者高級又複雜…此話下面再談。
我們要問，如此懸殊難道是符合社會勞動等價交換嗎？我看不是，只不過利用政權－－領導者自己對物質享受感興趣，自己規定的。在整個社會生產力低下的情況下，如果不是不等價（指勞動量相同）交換，不可能相差800倍，因為試想像：你周圍很落後的生產力，你一個人能創造如此多財富？…（周大覺《論新”階級”的發展》）
1964年”四清”的時候，工作隊發現了許多農村基層幹部侵佔公眾利益的情況。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為人民服務》作為”老三篇”中的一個為全國人民所學習，很多人對此倒背如流。文革結束後不久，為人民服務思想在此時已經沒有任何號召力了。這時候人們的生活信條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毛澤東的吹鼓手們說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這不過是為自己打氣而已。毛澤東自己很清楚，他的烏托邦理想遠未實現。毛澤東是一個爭強好勝的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他總是要設法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次他又是如何設法達到自己的目的？
到了1969年的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政壇上發生了很微妙的變化，一些來自底層的民眾突然進入到中央委員會中。在1973年的第十次黨代會上，那些來自於底層的民眾又進入到決策層裡。王洪文，一個工廠裡的科員成為中央委員會的副主席；陳永貴，一個農村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成為政治局委員。在這個時期裡，工人出身的吳桂賢當上了國務院的副總理；工人出身的倪志福當上了政治局委員；售貨員出身的尉風英當上了人大副委員長；孫玉國則從一個下級軍官一躍成為瀋陽軍區的副司令，而他的同僚們都是有著四十餘年軍齡的將軍。在地方，一些原本是工人、農民的人也紛紛進入各級黨政機關擔任領導職務。
在中國的歷史上，還沒有哪個最高統治者在和平年代這樣任命官員。古代的科舉考試確實使一些平民一步跨進了官府，從而完成了鯉魚躍龍門的壯舉，但是這些人在步入官府之前，都受到過儒家學說的長期教育，這就使他們在意識形態上與皇帝是一樣的；儘管皇家向平民敞開了大門，但是幾乎沒發生過連縣官都不是的人進入最高決策層的事。在歷史上，太監曾被委以重任，但是太監是皇帝的侍從，他們依附於皇帝，這使他們能獲得皇帝的信任。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王洪文，毛澤東大概在1967年的時候聽說過他，他1969年進入中央工作，4年之後即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這種陞遷速度實在是快。難怪有人稱那個時期的一些被提拔的幹部是坐火箭上去的。毛澤東為什麼會有這種近似於瘋狂的舉動？現在只能對毛的這種舉動進行推測，毛是想讓民眾自己為自己服務，並以此來替代官員為人民服務，從而避免平民受壓迫。
在人治的條件下，一個政治人物如果想長期維持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他就要在官場上建立自己的小圈子，他就要利用血緣關係、同鄉關係、同學關系、同事關係與一些人在官場上建立緊密的聯繫，他要利用這些關係使別人依附於自己，或者利用這些關係依附於別人；當這樣的契約訂立下來之後，官場上就形成了一個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的利益群體。劉少奇的北方局集團，周恩來的南方局集團，蔣介石的奉化幫，現在的上海幫，這都是一些著名的政治幫派。
在人治的環境中，沒有這樣的幫派是不行的。在人治中人們遵守的不是制度，而是人的命令，一個人下了命令，卻沒人聽從他的命令，下命令的人這時會讓強力機關去制裁那些不聽命令的人，但強力機關也不理他，他只好下台回家。使一些人追隨自己，這對於一個政治人物是相當重要的。
奇怪的是，在毛澤東的周圍卻沒有這樣的政治生態群落。林彪、陳伯達曾追隨過毛澤東，但他們後來又與毛決裂了。在資歷最老的那一代共產黨人當中，毛的親信大概只有康生一人。在毛的周圍為什麼沒有一群甘願為他賣命、並始終和他站在一起奴僕？據說毛澤東曾說過這樣的話，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毛為什麼就不組織一個毛派？據有的傳記文章介紹，毛澤東對於他的黨內同事總是一臉嚴肅。有人會說，他這是在保持帝王尊嚴，可是章士釗等黨外人士與毛卻有著良好的私交。
毛澤東不籠絡他的黨內同事，從而形成自己的派系，是因為他已漸漸地對他領導的這個黨失去了信任，他認為這個黨不能幫助他完成他的烏托邦計劃。他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印象，一是因為官員以權謀私的現象日益嚴重，另一個原因是劉少奇等人總是反對他搞農業合作社，後來又在農村搞單干，削弱了農村集體化；所以他要改造這個黨。1957年，他提出要反對黨內的官僚主義。1966年，他又搞文化大革命，要剷除那些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毛搞這些活動，一方面是為了在黨內爭權奪利，另一方面則是為了改造他領導的這個黨。
毛澤東不信任他的黨內同事，所以他就不會去建立那個黨內派系。毛違反常識不是不能為，而是不願為。黨內的人不願意幫助他實現那個烏托邦計劃，他就到黨外去找同志，這就是他發動平民參政的緣由。
文革結束之後，他就開始改造共產黨，其標誌就是讓一些下層的平民進入中央委員會，以後又讓他們進入最高決策層。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單純地看成一場爭權奪利的鬥爭，那麼我們就無法解釋毛澤東為什麼會啟用一些下層民眾出任共產黨的高級幹部。這些人在官場上既無人脈關係，又沒有從政經驗，這些人在官場上根本就無法進行有效的活動，毛澤東一死，這些人馬上就成為被清洗的對象，他們毫無還手之力。毛澤東如果真想保持自己的政治影響力，那麼他最起碼應該選擇一批地區級的幹部到中央來工作；這些人在官場上多少還有一些人脈基礎，而且也具有從政經驗，論搞政治、玩權術，這些人要比那些來自底層的政治上的白丁強多了。
毛澤東之所以違反官場上的大忌，啟用一些來自底層的政治上的白丁，這是因為他想在最後的時刻冒險一搏。他要為人民服務，要建立共產主義的烏托邦社會，而傳統的共產黨員對此並不感興趣，這些被權力腐蝕掉的人們已經沒有了奉獻的激情，或根本就未曾有過那種激情。當毛澤東搞明白了這件事之後，毛就把老百姓引進官員序列，把權力交給他們，讓他們自己為自己以及他們的同類服務。毛認為平民與平民之間容易溝通，這種容易溝通是建立在一個人更容易同情自己的同類的基礎上，所以一個出身於平民的官可能會比一個純粹的官僚更好地為人民服務。然而專制社會中的官僚集團是一個大染缸，每一個進入其中的人都會被這個集團所同化，成為一個慣於以權謀私的小人。毛為這個問題開出的診治處方就是，每隔七、八年就搞一次文化大革命，通過革命吐出那些腐敗的官僚，然後再吸收進一些新的來自於下層的政治白丁進入官員序列；接下來再以此類推，直到永遠。
毛澤東的這套理論極其荒唐，因為它根本無法實行，一個官僚集團內的既得利益者能自己革自己的命嗎？發動革命的人只能是官僚集團外的人，為了自保，所以官僚集團必須要在他們丟失權力的時候，將毛的瘋狂想法封殺掉。
讓官員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個在現實中無法做到的事情。連毛澤東都承認這一點，所以他才想出了一個讓平民為自己及其他平民服務的花樣。毛的發明的致命缺欠在於，平民缺乏官的基本素質，這使他們難以立足於官場；另外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能免於權力的腐蝕。於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一個社會如毛澤東所言，每隔七、八年就來一次革命，這個社會就失去了正常發展的條件。一場動亂過後，就要接著準備另一場動亂；誰願意承受這樣的折騰，誰又有能力來進行這樣的折騰？
毛澤東無法打開這個政治上的死結。在今天，這個政治死結又出現了，社會缺乏公正又在威脅著社會的秩序。現在人們又癡迷地紀念毛澤東，緬懷他老人家的豐功偉績，甚至想回到那個已無法回到的毛澤東時代；一些人則從另外的角度攻擊毛，把他描繪成一個大惡魔；上述行為對於現實能有什麼幫助？人們完全可以把這些精力用在研究毛澤東的思想上。毛澤東是一個非理性的自大狂，是一個在政治上不擇手段的人，但是毛的思想中確實有一些值得我們研究的成分，這些成分就是他指出了他領導的這個黨也會產生官僚主義，而且官民之間的矛盾是無法調和的。
自鄧小平以來，共產黨對他們的偉大領袖的這個思想就避而不談，武斷地將其打入另冊，在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時候，一起把它否定掉了。看看現在的腐敗狀況我們就知道，毛澤東對黨內官僚主義的研究真是有先見之明；但是毛澤東開出的診治處方則十分糟糕。毛澤東十分迷信大民主，動不動就搞群眾運動，這種民主發展到後來竟然成為民眾直接掌握權力；歷史和理性推演都證明，這種民主只能引起混亂。
今天我們需要的是另外一種民主，即民眾擁有選舉權的民主。人們可以用這種權利來監督職業官員行使權力。如果與此同時再以法治來配合這種民主，那麼公正就會在中國建立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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