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9日訊】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反腐敗”越反越腐，已是不爭的事實。其標志是：1、腐敗案件越來越多。 官方在統計報告中坦承，腐敗案件在逐年上升，有時候每年增加10％至20％；2、 腐敗案件涉及的金錢數額越來越大。以黑龍江省為例，當年劉賓雁報告文學《人妖之間》中描寫的原黑龍江省燃料公司党支部書記王守信一案涉及的賄賂金錢只有6万6千元。即使劉說的有“水份”姑且不算數，按官方公布的數額為准，也才55万元。而去年媒體揭露出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怀忠受賄索賄的事實，涉案總數額達９９７万元，截至2001年4月被紀委「雙規」，共計1560天，平均每天收受6000多元。而在今年爆出的黑龍江馬德案中，綏化市原中共市委書記馬德自1995年上任以來，買官賣官、索賄受賄、為所欲為，瘋狂斂財折合人民幣2385万元。更有甚者，有“全國第一貪”之稱的原河北省外經貿廳副廳長、省机電辦主任李友燦，作案時間雖不長，但“每次申報汽車配額都受賄”，最多的一次竟達1640万元，最少的一次也達300万元。平均月受賄170多万元，日受賄5万多元。非法收受他人財物共計人民幣4744万余元”，此項吉尼斯式記錄，李友燦當之無愧3、 涉及的官員職位也越來越高。從慕綏新、胡長清、成克杰一直到今年10月因涉嫌黑龍江腐敗大案而被停職雙規的前國土資源部長田鳳山這些高官的東窗事發，就不難看出這一趨勢。而懲罰也不能說不嚴，從短刑到長刑甚至死刑，媒體几乎天天都有披露。然而，這腐敗的“革命气魄”真不減當年革命志士，可謂處死“不要緊”，只要撈到“金”，殺了“王守信”，還有“馬德”們；猶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猶如割韭菜，割了一茬又生一茬。 可以說腐敗的出生率始終大于腐敗的死亡率。不僅腐敗不死，反而腐敗的新生儿還在反腐敗的風雨中不斷的茁壯成長，以至于已經到了天怒人怨、人神共憤的程度。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緊跟“前腐后繼”的一些論者，不是“挖地三尺”找根源，而是如合作化時期社員鏟地除草使用的“蓋把除”一樣，鼎力為其辯解，其觀點也“前仆后繼”。下面筆者便從為其辯解的觀點的諸“說”中選出一些供大家欣賞，并以“按”的形式，“亮出”筆者“的觀感”。
其一，“規律說”。早在80年代后期就有人兜售過，說什么腐敗現象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在所難免，并列舉西方現代化進程的早期也有大量腐敗現象發生作為歷史根据，斷言“世界上所有國家在推進現代化最迅猛的階段都出現過最為嚴重的腐化問題”，腐敗現象是“社會前進過程中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怎樣看待消極腐敗現象》，《半月談》1988年第21期）
按：在馬克思主義看來，規律既是客觀事物本質的、必然、穩定的聯系，又是客觀事物運動、變化、發展的必然趨勢。把腐敗現象說成是“社會前進過程中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那我們縱然使出渾身解數抵制和糾正，不也是徒勞無益的嗎？再說，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是在共產党領導下進行的，如果必然倒退到商業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重蹈西方資本主義自發進程中的嚴重弊端，這豈不等于說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帶來共產党的腐敗嗎？
其二，“遺傳說”。或曰，現在許多腐敗現象，雖然發生在共產党內，發生在社會主義，甚至發生在許多領導干部身上，但應該記在封建主義的帳上，因為許多腐敗現象的發生“都深深地打上了封建主義，特別是封建特權的烙印，就是證明。”（《怎樣看待我們社會生活的腐敗現象？》，1986年3月7日《工人日報》，下同）
按：言下之意，并不是我輩不廉洁，而是老祖宗不干淨。看來社會遺傳基因的作用，決不亞于生物界遺傳基因的作用了。誠然，腐敗現象“古已有之”。但“當官不怕喝酒難，干杯万盞只等閑；鴛鴦火鍋騰細浪，海鮮燒烤走魚丸；桑拿按摩周身暖，麻將桌前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過后盡開顏。”是無論如何怪不著老祖宗的。筆者沒有忘記，新中國成立初期，干部雖然也有腐敗，但絕大多數能甘作人民勤務員，全國上下洋溢著勤儉建國，艱苦奮斗的社會新風。至今想來，仍難以忘怀，祖宗還是原來的祖宗，那時咋就沒有現在這些烏七八糟的玩藝儿呢？
其三，“沾染說”。有論者認為，改革開放后，資產階級腐朽沒落的東西跑進來了，猶如打開窗戶，蒼蠅、蚊子會隨著新鮮空气跑進來一樣。一些党員干部“沾染這樣那樣的腐朽思想，產生這樣那樣的不正之風，從而构成社會生活中的种种腐敗現象，是毫不奇怪的。“我們由當前种种不正之風、腐敗現象中不難嗅出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霉爛气味。”所以，我們党內和社會生活中种种腐敗現象，應該記在資產階級的帳上。
按：可是在舊中國，在同國民党作斗爭時期，共產党就生活在開放的、存在著資產階級的社會環境中。然而，恰恰在那個時期，党風是好的，共產党人的思想極少被“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霉爛气味”所“熏倒”。否則，像今天這個樣子，共產党還能夠奪得天下嗎？方志敏同志為革命經手的款項，總在數百万元，可他被俘那天，兩個國民党兵卻連一個銅板都沒搜出來。那時，具有方志敏這樣品格的共產党員何止千万，這用“沾染說”能夠解釋得了嗎？
其四，“人均GDP說”。中國時間進入21世紀后，隨著腐敗的“前腐后繼”，為腐敗辯解的招數也在“前仆后繼”，“推陳出新”。這不，筆者在一篇題為《正确認識反腐敗的形勢与任務》的文章中，看到這樣一段文字：“從不少國家的發展過程看，當一個國家處在經濟結构轉型、經濟快速增長的變革階段，往往是腐敗的高發期。國外有學者研究認為，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時，屬于腐敗的高發期，而我國去年人均GDP即達800美元，正處于這個區間。”（遼宁《共產党員》，2001年第9期）
按：眾所周知，腐敗是一個政治概念，是指當權者濫用公共權力，用以謀取個人私利的活動的過程。而GDP從本質上講則是一個生產概念，是指一國所有常住單位（企業和個人）在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生產活動最終成果的貨幣表現，即最終產品和服務价值的總和。而一個國家按人口平均計算的GDP即為人均GDP。由此可見，二者之間并沒有內在聯系，而把所謂的“人均GDP在1000美元左右時”，說成是“屬于腐敗的高發期”，簡直風馬牛不相及，純屬無稽之談。再說，這种說法也不符合歷史事實，一般做過比較研究的人都會發現，中國現在的腐敗已經遠遠超過歐美經濟轉型時期的腐敗，這种情況用“人均GDP”的多与少能解釋得了嗎？
其五，“有利說”。張曙光說：“改革中的許多變通措施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往往是由腐敗和賄賂行為涉足，再由正式的安排加以确認，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和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构成了改革的成本費。”他還主張“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而 張維迎則數學學的好，“曾在數學上嚴格證明，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按：嚴重的腐敗已嚴重的毒化了社會風气，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道德淪喪。由于在腐敗面前机會的不平等，以至于貪腐者們爭先恐后，前“腐”后繼，趨“腐”若騖；以至于國人的心態和行為也變得怪异令人哭笑不得；以至于社會上流行著“當官撈錢別生气，鄰居撈錢莫眼气，自己一時撈不到別泄气，以后遇到机會別客气！”的說法。人們的心態都嬗變到這种地步，上哪里去“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如此這般，但凡有一點社會良知，誰能說這是“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
其六，“廉洁說”。最近“人民网”發表的《中國的腐敗真的那么可怕嗎？》及《理性看待中國的腐敗現象》兩文就持這种觀點。認為中國官員腐敗問題，不僅沒有那樣嚴重，而且比外國、甚至是美國都要輕得多，可以說是，在“世界上”是“比較廉洁的”。他們的用心無非是，讓中國百姓對“腐敗分子”不要“不習慣”，對腐敗不要“特別敏感”，因為，“這些在國外是平常的事情。”他們為腐敗進行辯護的主體思想可以概括為：“中國的腐敗并不那么可怕”，人們不應該用感情、而應該用“理性看待中國的腐敗現象”。中國省級以上官員，在他們看來，“是世界上比較廉洁的，中國的反腐敗，也是嚴厲而卓有成效的”。
按：從王守信到成克杰；從王寶森到田鳳山；吃喝從一桌几十元發展到一桌15万；從日進几十元到日進五万金……腐敗的官員職位越來越高、貪額越來越漲、規模越來越大。2003年，就有13名省部級高官落馬，
今年官方又披露，僅逃往境外的貪官就達4000人之眾，攜款達500億美元之巨。如果折合成人民幣，逃往境外的就是4000位億万富翁，中國這么多年官方統計也沒有產生1000個億万富翁，逃走了4000人，如何不惊人！而這4000人，有哪一個不是共產党員？哪一個不是优秀共產党員呢？再加上已受查處但未公布的省部級領導干部的違紀違法案件，如此多的腐敗高官被查處，如此多的腐敗大案被披露，為改革開放以來所少見。難道說這些事實，能夠證明“中國省級以上官員”，“是世界上比較廉洁的，中國的反腐敗，也是嚴厲而卓有成效的”嗎？ 今年12月9日是第一個“國際反腐敗日”，國際權威反腐机构“透明國際”公布了2004年各國“廉洁”排名——芬蘭：腐敗程度全球最低 ； 新加坡：亞洲最廉洁淨土。而中國則遠遠排在英、法、美、日甚至古巴之后，居第71位，与去年比，不僅沒有進步，反而往后退了5位。這說明了什么呢？想不用筆者再嘮叨，誰不心知肚明？
當然，為“前腐后繼”辯解的“觀點”遠不止這些，對此有志趣的朋友還可以舉出好多。而筆者想，隨著時間的推移，肯定還會有論者推出新的觀點，為腐敗的“前腐后繼”繼續“前仆后繼”，這大概也是中國一大特色吧！
其實，中國現行的反腐舉措，諸如，什么收“筵席稅”呀、什么向“組織報告收入”呀、什么“党內監督條例”、什么“党外監督舉報信箱”、什么“規定時間規定場所的雙規”、什么“反腐銀行帳號的設立”、什么“全委票決‘一把手’”……不一而足，五花八門。但在在筆者看來，十有八九都是花拳繡腿，銀樣蜡槍頭的“詩”外功夫，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正如筆者在當地街道上所看到的情形，當局為了保持街道的清洁干淨，便安排（有時，听說上級要光臨，之前還增加）拾掃力量，以清除了人們不時地丟棄在街道上的“臟、亂、臭”。然而，這“拾掃力量”，固然保持了街道一時的“清洁干淨”，但卻并沒有碰到并掃除人們隨手濫棄雜物的陋習，相反，有時（拾掃后的短暫時間）還起到掩蓋“人們隨手濫棄雜物的陋習”的作用，街道的“清洁干淨”只是“曇花一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仔細想想，時下的“腐敗” 和“反腐”，与這“濫棄雜物的陋習”不斷地在“濫棄”，“拾掃力量”在不斷地“拾掃”，又有什么兩樣呢？所以，在筆者看來，要保持社會街道的“清洁干淨”，就要從根除“人們隨手濫棄雜物的陋習”做起（例如，資訊的民營、司法的獨立、官員的普選、高官向社會公布財產……而所有這些恰恰是“制度的至高利益”所最不愿意看到或所極力反對的。），而不是安排什么“拾掃力量”去“清除了人們不時地丟棄在街道上的‘臟、亂、臭’”（如執政者樂此不疲的頻發這不准那不准的“紅頭文件”；現行的待“豬養肥了再宰’的‘雙規’” ；事后的媒體曝光、時評的口誅筆伐、司法的長刑極刑……），不知諸位以為然否？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