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仁全:杜導斌的「獄中札記」(5)

曾仁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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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5日訊】莫少平律師沒能阻止起訴,杜導斌更沒有能力阻止起訴,起訴之後,其程序就移交到了人民法院,在開庭之前,法官們找過他四次,談話的內容仍然是圍繞杜導斌 “有罪”的概念,只要杜導斌承認“有罪”,似乎他們的工作就好做了,材料上也好定性了,但杜導斌始終不承認有罪,這令公、檢、法的官員們操作過程中大傷腦筋。

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們告訴他,不久將對他的案件開庭審判,杜導斌知道這一天的到來,他只提了兩個要求:一是公開審判,確定開庭日期後發出布告,允許自己的親人、朋友和記者到場;二是必須提前通知莫少平律師,因為他很忙,提前通知他才能做準備,有時間安排日程。對於他的兩個要求,法官們一臉的冷笑,回答他說,等向上級匯報了再說。後來匯沒匯報、得到“上級”什麼樣的指示,杜導斌一慨不知,也沒有哪個人給他答覆。

然而,他的這兩個要求,一個也沒有達到,開庭時間是提前幾天才告訴他,開庭那天,他被戴上了手銬,幾輛警車押送他到了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庭,寬大的審判庭裡,坐著寥寥無幾的幾個人,他在人群中尋找他熟悉的面孔,他一眼就望見了妻子夏春蓉,他發現夏春蓉消瘦了許多,她也正用紅紅的眼睛緊緊盯著他。他心裡百感焦急,他用眼睛對她說: “春蓉,你受苦了,我對不起你。”他強忍著才讓自己沒有流出眼淚出來,他又用眼神在觀眾席的二十多人中梭巡,但除了姨妹及姨妹夫外,再沒有一張熟悉的面孔,除此之外幾乎都是公、檢、法的人員,他在法警的指引下,步伐沉重的走到了“被告人”的席位內站下了。

台上,是正襟危坐的法官,公訴人席位上是趙兵等檢察官,他們都頭戴大沿帽,大沿帽上的國徽栩栩生輝。在辯護人的席位上,只有一個李姓的律師,沒有莫少平的影子,他心裡又一陣透涼,他心裡已十分地清楚,這場審判,對自己將是一場不公正的審判,他們沒有讓記者等人入場,更沒有按自己的意思提前通知莫少平律師就說明瞭一切。不言而喻,他們要他認罪,那是為了證據確鑿,是不可告人的陰謀,現在進入審判程序,只是遊戲而已。

一切都是象模像樣,法官宣布開庭後,公訴人的檢察官宣讀了起訴書,起訴書上照樣是引用了他的一些文章的只言片語,認為他的文章採取造謠、誹謗等手段攻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詆毀社會主義制度,公開散布“顛覆中共政權是合法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是“竊國大盜”……

姓李的律師呆頭呆腦地坐在那裡,他顯然受人指使,在“辯護”中小心翼翼,很注意措辭,闡述的觀點模稜兩可,他最後的觀點認為,杜導斌是輕微有罪的。

輪到杜導斌為自己辯護了,他拿出早已準備好的答辯稿,認真地開始辯論起來,他慷慨激昂,頭頭是道,振振有詞,但遺撼的是,那些法官和檢察官似乎對他的辯駁 “不感興趣”,不時的交頭接耳議論別的問題,似乎是在向他暗示:我為刀俎,你為魚肉,你的辯護沒有意義,你不可能蹦出我們的手板心。杜導斌答辯了近一個小時,說的口乾舌燥,但沒有“打動”一個法官和一個檢察官,其實,這種審判只是一種形式,走走過場。

“審判”結束後,沒有進行宣判,法官宣布說,等合議庭進行合議後再進行宣判。這就有了後來的“判三緩四”的結局。6月日,杜導斌走出了36號監獄室,走出了孝感市第一看守所,在親朋好友的簇擁下回到了久別的家裡。

在前後數十天裡,他應接不暇無數個親朋好友及知名人士的接風吃請。回到家裡,他才知道世界各地的人權組織及知名學者、教授、政要、人權活動人士及普通民眾向他家裡打了無數個電話,向他寄來了一定的匯款,其中,有一些遠在浙江的不知名教授千里沼沼而來,經多方打聽找到他的家,向他的家人送上過年禮品,有遠在襄凡、四川、杭州的大學生找到他的家,為的只是送去幾句問候,有的送上積攢的三十元人民幣的慰問金,真可謂千里送鵝毛,禮輕人義重,杜導斌知道後十分地感動。因為那些人的感情不滲任何雜質的真誠。

在四年的時間裡,杜導斌近不能離開應城市地區,他的行蹤隨時都有人跟蹤和盯梢,現在,他的初衷不改,他仍然在為自己“無罪”進行申辯,向有關部門進行申訴。

筆者在此慎重申明,此系列文章的材料來源與杜導斌無關,全是筆者“道聽途說”而來,也沒有多少“真實”性,也許是“虛構”的內容。

2004年10月20日於廣州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居中國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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