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8日訊】(亞洲時報記者Jeffrey Robertson 12月8日撰稿)我們不用分析也知道，南韓最近閃電式地簽署雙邊自由貿易協定(FTA)是為了趕上這趟末班車。南韓的主要貿易夥伴美國和中國迅速置身于FTA網路之中，正在談判或已經達成FTA且經濟實力比較強的國家，如澳大利亞和新加坡之間的貿易以兩位數增長。在這種情況下，也難怪漢城急切想（未必經過深思熟慮）跳進這股大潮中。
在最近于老撾首都萬象舉行的東盟峰會上，南韓與新加坡達成了FTA，並同意開始與東盟進行FTA談判。假如漢城簽署更多的雙邊FTA，那麼已成為南韓經濟沈重包袱的農業改革問題將進一步惡化。南韓與智利經過緩慢和艱苦的談判才達成了FTA，實施起來更是緩慢和艱苦，南韓的農業部門幾乎完全沒有列入協定之中。漢城似乎尚未從中吸取教訓。
南韓人購買大米的價錢平均比世界其他地方的多三倍，這對一個年消費300公斤大米的南韓普通家庭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南韓蔬菜和水果的平均價格也要比經合組織（經濟發達國家組成）成員國的高兩倍。
南韓政府一直以食品安全和城鄉平等的名義維持對農業部門的高度保護政策。這樣的政策源自該國在冷戰高峰期面臨的經濟和安全威脅，在此期間，南韓政府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自給自足，但在七十年代導致南韓出現非常荒唐的經濟形勢。由于南韓稻米產量低，政府達到自足目標的唯一途徑就是遏制需求。于是，政府通過鼓吹大麥等非傳統糧食的優點和貶低大米的營養價值來督促國民少吃大米。
今天，南韓政府通過提高農產品市場價格和關稅來保護農業部門，而且一些國家貿易公司和農產品生產協會還控制著某些關稅配額，從而增加了改革的難度和降低了市場的透明度。然而，真正的問題在于保護農業部門的成本過高並由此減弱了整個經濟的發展速度。農產品的高昂價格降低了南韓經濟的效率，事實上等于對該國生產和資訊技術等效率高和有競爭力的部門的懲罰。
假如南韓將農產品貿易列入FTA的話，這將使南韓低效的農業部門經受競爭的考驗並最終提高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簡而言之，如果吃泡菜的南韓普通工人要為蔬菜和大米支付更多的錢的話，他們就會向雇主要更多的工資，而雇主要想參與國際競爭也就更加困難。
對南韓來說，進行FTA談判的一個關鍵好處就是，這樣的協定能夠削弱國內對貿易自由化的阻力。通過讓低效的部門經受漸進和有限的國際競爭，FTA能使這些部門為經受更為廣泛和激烈的國際競爭做好準備，並進而促進生產力的提高。因此，FTA是更廣泛的貿易自由化的基石。
然而，南韓迄今達成的以及正在談判的FTA幾乎都將其最低效的部門－農業排除在外。在南韓與智利達成的協定中，對大多數農產品的關稅減讓一直被拖到當前一輪多邊貿易談判之後，而且大米、梨和蘋果永久性地被排除在協定之外。南韓最近跟新加坡達成的協定事實上也將農產品貿易完全排除在外－新加坡是個城市國家，沒有農業，而定于2005年敲定的南韓－日本FTA根據雙方的同意也將農業排除在協定之外。
然而，當多邊談判撬開南韓這個從未經受過任何形式競爭的部門時，漢城將會遭遇更激烈的國內反彈。這樣的情況在以前就出現過。1995年烏拉圭回合談判就農業達成的協定規定在這方面進行有限的自由化，從而迫使漢城不得不對農業部門進行改革。那些將低效部門排除在外的FTA不是通往貿易自由化的基石，而是鴻溝。
在發展FTA政策方面，南韓一直尋求捷徑。其中一條比較合乎邏輯和經濟效益的途徑是與澳大利亞或加拿大這樣經濟規模相近且經濟互補性強的國家展開包括農業在內的綜合性談判。但南韓的經濟改革進程絕不平坦。南韓民眾將農業視為事關國家尊嚴的部門並予以強烈支援。當一名55歲的南韓示威者在墨西哥坎昆舉行的世貿組織部長級會議會場外以自殺抗議全球化時，南韓媒體非但未將其視為極端分子，反賦予民族英雄的桂冠。
南韓電視臺還曾組織大眾明星高價售米為該國的農民組織募捐－好像還嫌該國的大米價格不夠高。在面對更有競爭力的進口農產品時，全國情緒堅定地傾向于該國的農業部門
事實上，整個南韓社會與農村生活息息相關。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甚至滲透進南韓的基督教信徒中）的影響，生活在大城市已經超過一代的南韓人仍將某些小村莊作為他們的故鄉，這是因為那裏安葬有他們的祖先，而且他們的一些遠房親戚還在那裏的田地裏生息。
這對致力于將南韓打造成“充滿活力的亞洲樞紐”的盧武鉉政府來說可不是好兆頭，因為這種地位需要南韓在全球貿易中勇于一馬當先，需要將其比較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能將寶貴的資源用于維持低效的經濟部門－農業，只有這樣南韓才有可能成為亞洲充滿活力的樞紐。(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