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天琪:二二八啟示錄

廖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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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月27日訊】五十七年前台灣所發生的二二八事件雖然在台灣人的心靈上留下了巨創,然而這件事情於將近半世紀後終於雲撥青天,政府正式向人民道歉,並建立紀念館,樹立碑文,賠償受難者家屬。二二八事件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一樁大事,冤案得以昭雪,權力向人民低頭。台灣人經過長期的爭抗,付出了幾代人坐牢流亡的代價,才逼迫政府跨出“澄清歷史,還我公道”的一步。在今天台灣朝野和民間展開“手護台灣,紀念二二八”的這個日子,海峽對岸的大陸人民的心境如何?何時中國人民也能擺脫“光、偉、正”的話語和思維模式,讓半世紀以來各種政治運動中的冤案大白於天下,讓千百萬枉死的亡靈得到安息?繁榮下的“娼盛”和貧窮、黑暗司法掩蓋的冤屈不公、腐敗貪婪權力下人民的呻吟和無助、精神貧血下“失語”和“失憶”的中國人何時才能真正站起來?

猶記在台灣上中學的時期,同學之間偶爾私語二二八,絕大部分人從未聽說過此事。六十年代的台灣,社會上低階層的勞苦大眾多半是台灣人。台語也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我生活在台灣二十年,周圍很多說台語的同學和街坊,自己卻從來沒有產生學台語的念頭。當時對台灣籍的人抱著一種看殖民地二等公民的態度。家中洗衣婦和清潔工都是台灣人,跟他們談話時,“請”或“謝謝”從來不在我們的詞彙中。我注意到台灣人對日本既懷念又崇拜,台灣的習俗中從吃便當、穿木屐到上酒家嫖妓,都帶有日本東洋文化的殘餘痕跡。中老年人更以能說日語為榮。這些引起我極大的反感,認為這是一種奴性的表現。當時年少幼稚,並不明白台灣人對於來自同族同種的外省人的歧視,屈辱的感受更勝於來自異族的殖民統治。

真正開始思考這些省籍問題和初步認識二二八事件的內情,還是在離開了那片“非我故鄉”的海島之後。如果那塊我長於斯的台灣寶島不是故鄉,那麼什麼是我的故鄉呢?江南水鄉是母親的原籍,成都平原是父親的家鄉,在歷史和地理教科書的“熏陶”下,我滋長了一種“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華夏情懷”,它同這個小島是格格不入的。這是國民黨“身在曹營心在漢”統治術的成功。在台灣生長的人,並不認同台灣,卻認同黃河流域的中原文化, 把那從未踩過的土地認作自己的故鄉。我在相當長一段時期接觸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和思維方式之後,才開始返身對台灣和中國的文化和體制進行反思,逐漸拋棄了“國家”“民族”的狹隘框架,不再為自己的文化追求和精神價值設限,對許多歷史和社會問題開始有了新的理解和詮釋。

二次大戰後,台灣脫離日本統治,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派大員陳儀接收台灣,然而陳儀官兵將大陸的貪污腐敗無能和蠻橫作風帶到台灣。加上戰後經濟體系破敗,物價高漲,人民生活艱苦,才從“日本皇民”變成“中國公民”不到2年的台灣人民,怨聲載道。1947年2月27日於台北發生官員查緝私煙,打傷女販,又開槍誤殺抗議市民的事件。次日台北市民請願要求嚴辦兇嫌又遭機槍掃射,終於引發全台民眾紛起抗暴,全島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流血大衝突。抗議行動後來發展成要求政府徹底改革的爭取民權和民主的運動。陳儀起初佯作妥協,然私下電請中國派兵。國民黨大軍登陸後隨即展開全島恐怖大屠殺和清鄉,逮捕知識階層,舉凡教師、醫師、記者、作家盡皆落網,造成台灣精英死傷無數。隨後的白色恐怖長達四十年。這一段歷史跟八九民運,天安門大屠殺和其後的追捕民運分子的紅色恐怖在很多地方可以前後呼應。

二二八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仍為一個歷史的謎團。各家有不同的說法, 從《楊亮功調查報告》、《白崇禧報告書》中的一千七八百人到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中提到的兩萬多人和史明《台灣人四百年史》所說的十幾萬人,中間差距很大。1960年行政院下令把戶籍正本中,有籍無人的戶籍消掉,其數目高達126800多人。總之,不少台灣人家庭的遠親近鄰中,總有那麼幾個當年突然從人間蒸發,從此生死下落不明的。 一件歷史大事被掩蓋,受難者的家屬和社會被強制噤聲沉默長達數十年,這樣的例子對中國人來說太熟悉了。中共治國以來,五十年代的各種運動,從土改到反右,六十年代的四清到文革,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到“四五”,八十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到天安門事件,一路的血跡斑斑,都同樣地不讓人民和受害者公開申訴和進行調查。 歷次政治運動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也始終是國家機密。

八十年代後期台灣解除戒嚴,並開放黨禁和報禁以後,各地開始調查研究二二八真相的個人、機構和基金會如雨後春筍一般湧現,1989年第一座二二八的紀念碑在嘉義市興建成立。幾年之後,連台北的新公園都改名為二二八和平公園了。李登輝的國民黨政府還於1994年開始發放受難家屬補償金,至今總額已達26億台幣。始終是台灣人和外省人心中瘡疤的二二八事件現在傷口總算癒合,留下的難看疤痕是一道警示,喚起記憶,但是它會隨著時間逐漸蒼白淡化。筆者在波蘭華沙市內的大街小巷行走時,引我注意的不是他們重新修復的金碧輝煌的宮殿和繁花似錦的蕭邦公園,而是那每三五步就有一塊小小的立著或躺著的銅製碑牌,有時不過一個巴掌那麼大,上面刻著華沙某位市民的名字和生年死月,一看日子就知道此人是死於納粹的鐵蹄下。走過的陌生路人,有時在那裡放一朵小花或一盞蠟燭。這樣簡單平常的“拒絕忘記”舉動,令人深深感動。什麼時候中國的大地上不再爭著去蓋那些靚麗的高樓大廈、名人不再在風景勝地的山石上題字糟踏自然、毛澤東紀念館從天安門廣場上消失、各地的“偉人”銅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以遍地開花的形式,在全國興建大大小小的紀念館和碑文,有那百萬千萬哪怕是小塊小塊卑微的石刻和銅碑,上面刻上普通冤死的平民的姓名和生死年月,當這些出現的時候,這個國家和民族的良心和尊嚴就又失而復得,那時候中國人才真的有資格感到驕傲了。

(2/26/2004)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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