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6日訊】(新唐人電視台記者、大紀元特約記者林丹，謝宗延報導)二OO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由21世紀中國基金會主辦，紐約市立大學斯泰登島學院協辦的「中國三農問題國際研討會」在紐約舉行。來自中國大陸、港澳地區和旅美學者就「中國農村狀況與農民身份變遷」進行了研討。我們將陸續發表部份學者的發言。
當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再組織過程分析
何清漣
由於中國農民在中國總人口中高居70％，中國農村社會的面貌即決定中國社會的基本面貌。上個世紀的一百年，中國一直在進行以政治革命為核心內容的社會革命，社會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從孫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產黨的「打土豪分田地」，在農村重新組織人地關係。政治革命以改朝換代為標誌，以共產黨奪取政權為成功標誌，但社會革命卻由於中國的農村社會的重組過程失敗而一直停滯不前，所以中國迄今還未完成從專制政治到民主政治這一政治轉型。改革以來，中國實際上進入農村社會再組織這一過程，再組織包括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文化重構。但核心還是圍繞著人與資源的佔有關係進行。從當時短期來看，相對於人民公社制度而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成功的，但這種成功只延續了十年多一點，此後就是暴露問題與討論如何解決的漫長過程。
一、改革之初埋下的失敗因素:只有使用權沒有最終所有權的土地制度
恢復農村家庭承包責任制，退回到落後的耕作方式（2000年人均耕地1.98畝），農地經營趨於分散化與小型化，難以產生規模效益。這一過程正好與世界各國農村現代化進程相反。世界經驗是：隨著農業現代化進程的深化，農業人口減少的同時是農戶家庭佔有土地面積的擴大，經過幾十年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之後，最後是小農階級消失，農業人口在一個國家的總人口中的比例減少。但這些非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村城市化進程的前提是農村土地的私有化，而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卻不是建立在這一前提之上，再加上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背景因素，中國是農戶農民總數在增加，而人均戶均佔有土地面積均在縮小。
家庭承包責任制只是改變了資源的使用方式，而沒有改變佔有關係。這種土地制度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造成一些影響深遠的後果，其一是使得政府在農村的代理人基層幹部擁有對土地的支配權利，這一點為現在正在農村進行的「新圈地運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證，使大量必須依靠土地為生的農民成為無地者；其二是這種土地使用方式並未割斷農民與土地之間的關係，使得中國農民無法圍繞土地之外的資源重新組織農村社會。浙江溫州鹿城區11個村的農民，其實大部份已經成為城市居民，有的還到國外定居，但因為未割斷與土地的關係，在今年以來的分錢中又還要以農村居民的身份回來分錢。
農村現行的土地制度對於保證中國農民的公正底線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儘管農民的「兼業化」收入在其總收入中所佔的比重越來越大，成為一種趨勢。例如，200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253元，其中來自第二產業的收入為598.28元，來自第三產業的收入為395.21元，來自非生產性純收入為123.84元。但中國農民對於土地的依賴程度並沒有減小，因為土地對於農民來說，越來越具有生存保障的功能。
這主要是因為下列兩個背景因素：
（一）八十年代中後期開始，世界範圍內信息革命與技術進步，中國城市無法為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
（二）農村勞動力的低報酬使他們脫離土地生存幾乎成為不可能。這一點加強 了農民對土地的依附。
農村經濟的凋敝，使得中國這一號稱有13億人口的大市場大打折扣，據兩年前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全國83%的消費額產生在城市。這意味著：占全國80%的農村人口，可供他們花銷的錢不到總量的20%！ 這即意味著，中國具有購買力的人口不到總人口的30％。
二、農村社會再組織過程的政治制度
政府用鄉村兩級組織取代了人民公社與生產大隊之後，對農村社會的再組織過程一直採取將政府的神經末梢延伸到中國鄉村的方式。中國的政治建制本來是到鄉一級（限額），但事實上鄉一級成了地方政府的延伸，鄉幹部都成了吃財政飯的官。而導致農民負擔過重的根本原因，就是鄉鎮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和對農民亂收費。全國有近3,000個縣、5萬個鄉，縣鄉部門達70萬個，吃財政飯的人員有3,000萬人。全國有400多萬個自然村，近3,000萬村組幹部。這麼多人全靠9億農民供養。
依此計算，縣鄉村要發工資，要保運轉，要保最基本的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億元。這7,000億元至少要農民負擔70％，這就是說全國農民要負擔年均4,000億元以上，而不是公認的1,200億元。農民每年要承擔幾千個億亂收費。可是，農民負擔了這麼多錢，遠遠不夠用，能賣的都賣了，還欠下了約6,000多億的債務。
縣鄉一級政治勢力形成了一些盤根錯節的鄉土利益集團，導致九十年代在中國開始試驗的鄉村選舉困難重重。幾個模式：一是政府操縱，二是黑社會與政府共同操縱，在這兩大勢力操縱下，民選的村官要不就是無法就任，要不就是落入步雲模式。少數地方則是宗族勢力操縱。
目前中國鄉村的政治制度被黑白合流的地方勢力操縱，使中國的農村政治不是離民主化近了，而是與民主化目標日行日遠。
三、正在走向墮落的農村文化
中國農村文化建設的前提是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在我們這個城鄉兩階層人口之比為3：7的國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例正好倒過來，成為8：2,30％的城市人口佔有80％的教育資源。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國青年報，披露了一份關於中國公民高等教育的報告。報告對北京多所高校2000餘名學生的抽樣調查中發現：2000名學生當中，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這一情況在後來幾年中並未好轉，《中國財經報》今年4月26日對10,000學生調查，得出的這個值是1/13。
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必然影響到農村文化。在這裡簡單瞭解一些標識農村人口總體的文化素質的指標。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農村每10萬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人口有492人（城鎮則是8,899人），高中和中專起點的5,316人，初中水平的有33,266人，小學及以下水平的有42,756人。農村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是因為大部份農村家庭無力支付教育費用。兒童中能完全接受小學教育的比例較高，但能夠進入初中繼續接受義務教育的適齡學生比例卻驟降至40%左右。有人測算，就教育水平而言，目前農村青年的平均文化水平還不到小學5年級。就今天人類浩博的文化知識而言，5年小學教育所能提供的文化知識極其有限，這樣的文化水平實際上處於准文盲狀態。
中國政府標榜的「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實際上並未實現，農村中兒童失學現象日益加劇，因此也在連續不斷地產生出新生代的文盲。中國農村中文盲人口現今仍高達6,665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8.25%。過去幾十年來，中國的文盲率有所下降，但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老年文盲人口的自然減員。但是，目前這一下降趨勢正在被激增的失學兒童所抵消。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的文盲率將出現上升趨勢。還必須指出，中國的掃盲標準門坎極低，達到低水平的識字程度即不算文盲，因此不少非文盲其實書寫閱讀水平極低。
在這種低水準人構成的農村社會中，封建迷信、打架鬥毆、賭博酗酒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方式。農村女孩投身於性產業更是成為家庭謀求生活出路的依賴工具。
儘管目前中國的城鄉收入差別很大，但低收入的農民並不能在教育費用負擔方面得到任何優惠；相反，政府把有限的教育投資集中投入城市，使得城鄉的基礎教育設施和師資狀況呈天淵之別。結果，10億農村人口中有幸進入大學的青年人數遠遠少於3億都市人口中的在校或畢業大學生，最後能夠進入社會上層的農家子弟更如九牛一毛。高等院校實行「教育產業化」政策以後，中國農民的孩子因無法支付昂貴的教育費用而被拒之於門外，少數傾全家之力上了學的農村青年也並非從此能夠進入現代經濟部門，從1999年開始，中國出現了大學畢業分配難的「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以後，農家子弟在社會中的向上升遷通道更是被阻絕。
更為實際的問題是：在科技水平日益發達的今天，文化素質相對要高的城市人口在就業時尚因受教育不足而困難重重，平均文化素質相當低的農業人口要想從農業部門之外的現代經濟部門就業，首先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已經不是戶口（因為戶口帶來的各種福利已經不復存在），更主要受阻於自身的素質。而這自身的素質又完全是制度偏倚所致。理解上述問題，人們就不難理解：為甚麼在今天中國，農民的出路通常只能是：乞討、打工、賣苦力、賣血、挖礦、在福建等地還有一條偷渡之路……
中國農村實際已經成為中國這列現代化快車甩掉的破舊車廂，大多數中國農村青年已經失去了未來。
問題：離開土地，農民將如何重組農村社會
這個問題說得簡化一些，就是失去土地的農民向何處去？
每個國家邁向現代化都必然要經歷農村城市化這一社會轉型過程，但中國農民在這一過程中所受的煎熬毫無疑問比任何國家都要劇烈，也更漫長，更重要的是，這種煎熬並不會隨著這一代農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為命運的符咒傳遞給人數成倍增長的下一代。
這種煎熬來自於多方面：第一，中國現代經濟部門的擴張無法容納如同天文數字般龐大的過剩農業勞動力；第二，在城市裡打工的大多數農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維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無法在城市裡扎根。由於以上兩個原因，他們無法割斷與農村的聯繫，鄉下那少得可憐的土地是他們生存的最後一線指望。
但是中國20世紀後十年開始的「新圈地運動」將農民們這點可憐的希望擊得粉碎。因為這次「新圈地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他們賴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標是中國大大小小的城市的「舊城」，然而不管是農村的耕地還是城市居民的舊房，這次新圈地運動涵蓋之處，都導致許多人的生存狀態嚴重惡化。一些事例足以說明失去土地的農民面臨的命運：
四川省自貢市郊紅旗鄉、鳳凰鄉農民種糧食蔬菜加上副業收入，人均收入曾高達2,000元，較為富裕。但1993年厄運降臨，該市高新技術開發區廉價徵用該鄉10平方公里土地，一次性發給18歲至40歲農民安置費8,000元，40歲以上的每月發放生活費54元；1997年，農民又失去了住房。到如今，許多農民的安置費早已用完，3萬多農民的生存成了問題。這些失地、失房、失業，苦不堪言的農民，生存狀況每況愈下，農民們不得不要求政府解決問題。然而政府給予他們的回答竟是出動警察，抓捕了不少農民。
類似的事例在全中國都有發生，曾被媒體報導過的就有上海浦東新區三林鎮新橋村，雲南省昆明市白德邑村。而且每一事件背後都有當地村幹部的貪污腐敗問題，中國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徵用問題上暴露無遺。
農民失去土地，意味著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數失地農民無法找到工作，因為城市居民的失業問題也越來越嚴重，那裏根本沒有農民們的生存空間。而中國政府的政策總是遲到：在戶口對改變農民經濟地位已經沒有多少實質意義的情況下，中國的一些省市才開始「改革」城鄉戶口制度，撤除城鄉人口流動的壁壘。現代「娜拉「──中國農民終於可以「出走」了，但「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農民們進入城市以後的生存狀態，實在無法讓人不感到悲傷：新華社記者曾對湖北農民工彭紅平跟蹤採訪 115天，發現在這段日子中，彭紅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現錢415元；3個月內為11個老闆打過工，沒有一個老闆兌現過工錢上的承諾。而目前全中國流動進城就業的農民工有9,400萬人，像彭紅平這樣住不起房、吃不飽飯的農民工不在少數。尤其是，農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傷事故死亡，獲得的賠償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幾年前，對重慶的綦江虹橋垮塌遇難者進行的賠償中，公然實施了一種羞辱農民的賠償辦法：城市身份者每人賠4.845萬元；農民出身者則僅賠2.2萬元！
如此一來，土地對農民的生存意義更加重要。與90年代不同，農民們捍衛土地的決心大得多，他們的維權行動付諸實施後，各地流血衝突不斷。中國政府不得不承認，侵害農民土地權益已成為當前侵害農民權益的最突出問題，而且呈現加重的趨勢，主要表現在土地徵用中，低價強征強佔農民承包地，截留、扣繳農民的補償安置費用，不解決失地農民的就業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轉中，強制調整或收回農民承包地，強迫農民流轉承包地，非法改變土地的農業用途，截留農民土地流轉收益等方面。為此，農業部於今年8月派出6個檢查組，分赴黑龍江、浙江、河北等12個省份，重點檢查12類嚴重侵害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益的行為。但是在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情況下，這種檢查一般都流於形式。只要中國當局維持現有的農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敗，失去土地的農民將會越來越多。
中國農民面臨他們的前輩們從未遇見過的問題：1949年以前，農民們能夠以家庭為單位，依靠土地維持一種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而在他們被「解放」後的50多年後，他們將成為徹底的無產者：無地可種；無業可就；無處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鬆，城市貧民窟化現象將成為中國社會長期存在的狀態。
幾億失去土地的「三無」農民，將成為中國大地的震源。這種來自地底的吼聲已經越來越清晰可聞。
寫於2003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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