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余杰﹕我到了靖國神社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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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3月11日訊】到東京,我想去的第一個地方就是靖國神社。要了解日本的歷史与信仰,此處不可不到,盡管這個地名讓大多數中國人感到惡心和憤怒。前兩年姜文為拍攝電影《鬼子來了》,到過靖國神社參觀(參觀非參拜也),卻遭到國內不少“愛國糞青”之謾罵。這真是一种可悲的“愛國”——連敵人的實際情況都不愿意去了解,又如何能夠戰胜之?

如今,我亦到了靖國神社,卻不怕那些魯迅所謂之“孱頭”們的辱罵。這里是東京市中心除了皇宮之外又一塊難得的綠地,且對外開放。粗一看,似乎是一處風景优美的公園,樹木間的草地上游弋著大群或白或灰的鴿子,一派和平恬靜的气象。然而,仔細一看,每棵樹木上都挂著“支那派遣軍”或其他侵略軍隊某某師團某某連隊的番號,大都是戰友會慰靈的標志。頓時,每棵樹木在我的眼中都變得血跡斑斑。我可以理解日本人將死者看作神、使之免受指責的宗教傳統,卻無法理解日本人只記得自己戰死的士兵、而忘記別國被殺害的士兵和平民的“种族區別”的待遇。此种“有意的記憶”和“有意的遺忘”,是日本民族心理的盲點,也正是侵略戰爭滋生的溫床。

靖國神社的大門簡洁壯闊,有遠古時代人類對上天虔敬的意味。然而,參拜道左右兩邊對稱的兩尊碑石下面均是青銅浮雕,其畫面是日軍在黃海、旅順、天津、長城、奉天等地作戰的場面,越是栩栩如生,越是讓我毛骨悚然——在德國根本不可能出現公然宣揚納粹武功的紀念物。大門口還矗立著日本明治維新先驅、現代日本軍隊創始人大村益次郎的塑像。此人手持望遠鏡,昂首向天,披羽織,著草鞋,日式打扮卻是西洋思想,即所謂“和魂洋才”也。大村益次郎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輔,類似于今天的國防部長,創辦“招魂社”,實行軍事改革。日本人崇拜軍事強人的心態,從這尊塑像中亦可窺見。只有作家夏目漱石在小說《三四郎》中咒罵此像云“不如建造一座藝妓的銅像更高明些”。

今天雖然不是重要的祭祀節日,但前來參拜的日本老人和學生依然很多。有的外地人包了數輛旅游大巴,一下子就來了上百人,然后興高采烈地進入內院參拜。少有哀傷之情,而多張揚之气。內門一側張貼著一份昔日日軍官兵的遺書,每隔一段時間便更換一次。老田翻譯說,其內容無非是為天皇獻身、為國家盡責之內的陳詞濫調,可是許多日本人津津有味地閱讀著,且不斷點頭稱是。靖國神社大廳之格局,有點類似于佛教寺廟,只是里面沒有泥塑的菩薩而已。也沒有具象的牌位,而只有記載在書冊上的“靈位”,只有在重要節日的時候才拿出來祭祀。若干甲級戰犯的名字也在其中。神社大廳前面,兩邊都站著穿制服的警察,一般游客可以到達木柵欄處,若向內張望,可以發現里邊一層院落是參拜大廳,大廳內密密麻麻跪滿了參拜的人群。

如果說神社建筑浸潤著的宗教气氛還沒有引起我極度的反感,那么神社旁邊重新擴張的“游就館”則讓我怒發沖冠。“游就館”是一座耗費巨資興建的戰爭博物館,一樓乃是各种武器展覽,包括日軍主力戰机、坦克、大炮、地雷、刀槍、軍服等。最吸引我的是一枚巨大的自殺性水雷。戰爭末期,日本為了阻止美軍登陸,乃研制此水雷,由軍人駕駛直接沖向美軍戰艦,与之同歸于盡。此种做法,与“九一一”事件中駕駛飛机撞向世貿大樓的恐怖分之極其相似。從某种意義上說,日軍乃是拉登的老師。在此水雷展品的旁邊,還有錄音播放設備,游客帶上耳机、打開按鈕,就可以听到當年志愿駕駛水雷出征的日軍官兵最后慷慨激昂的遺言。

二樓上第一展廳及為日軍金光閃閃之“元帥刀”以及若干高級將領的照片,包括諸多戰犯在內。另有一間展廳專門展示皇族物品,天皇的軍服、軍刀以及所批示的文件等等。此后的十余間展廳逐一介紹明治以來日本的歷次對外侵略戰爭,無一例外全部都是正面的介紹。對于“九一八”事變,解說詞將其歪曲為中國軍隊挑舋,日軍不得不出兵;對于南京大屠殺則不著一詞,反而稱贊日軍迅速恢复了城內的治安。有好几間展廳內還在播放當年日軍在中國作戰告捷的新聞影片,在刺耳的槍炮聲中,配有鏗鏘有力的解說,許多日本參觀者皆興高采烈。其最后一塊展板乃是“戰后亞洲各國獨立”,言下之意是說,日本以自己戰敗的犧牲換取了亞洲各國的獨立,亞洲各國應當對日本幫助驅西方殖民者而感恩戴德。在最后的觀眾留言處,有數冊厚厚的留言。我發現其中有一個十六歲的中學生寫的感想:“我為日本軍人的勇敢而感動。”如果大多數日本青少年受著這种歷史觀的教育長大,那么未來的亞洲很難有安宁祥和。我打量著門口那兩個買票的青年女子,她們對客人彬彬有禮,卻對此處的邪惡毫無意識。

日本首相小泉參拜靖國神社之舉頗得日本民眾的支持。也許,不少人認為這是日本的宗教自由,日本人有權信仰死者。陳平原教授在《招魂》一文中寫道:“在日本,‘靈魂信仰’古已有之,將死于非命的亡靈尊奉為神而祭祀之,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敵我,只要是死于戰亂的人,一律供養,以慰其亡靈。”以明治維新為界,靖國神社的性質有了根本的改變。如果說在明治維新之前,作為一种民間信仰,靖國神社將“成者王侯”与“敗者盜寇”一起祭祀,确實顯示出日本古代文化中的某种“人情味”(如祭祀叛亂而死的西鄉隆盛);那么在明治維新之后,靖國神社便完全蛻變成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馬前卒。我在靖國神社及“游就館”中看到的一切,絕非“宗教自由”那么簡單。還是陳平原教分析得透徹:“靖國神社之突出‘為國捐軀’,使得這种‘已在國民的宗教意識中扎根的慰靈傳統有了本質的改變’。此后,必須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國的,才有資格享受祭祀。這种置幕府軍隊与外國士兵之死于不顧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參拜和軍國主義的同時,培養了民眾的‘殘忍心’——很難說這与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軍隊在中國以及東南亞的暴行沒有關系(參見村上重良《國家神道》第三章)。”我們必須洞悉靖國神社近代化的蛻變,方能駁斥某些日本政客辯稱參拜乃“宗教自由”的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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