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3日訊】一、奧斯維辛帶來的悲觀主義
教父時代的神學家聖．奧古斯丁（西元３５４－４３０年）認爲：人類具有原罪，人世苦難是上帝對人類的懲罰、更是考驗，如何面對苦難構成人類能否得救、能否接近上帝的試金石。而二十世紀正是一個苦難深重的世紀，特別是法西斯極權和共産極權所製造的災難，其規模和野蠻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無疑是對現代人類的最大考驗。正如匈牙利著名作家、２００２年諾貝爾獎得主凱爾泰斯．伊姆萊（Ｋｅｒｔｅｓｚ Ｉｍｒｅ，１９２９——）所言：“在這個世紀裏，一切都變得更真實，一切都變成了更真實的自己。士兵變成了職業殺手，政治家變成了罪犯，資本變成了用焚屍爐裝備的、龐大的殺人工廠，法律變成了肮髒遊戲的遊戲規則，世界的自由變成了大衆的監獄，反猶太人主義變成了奧斯維辛，民族意識變成了集體屠殺。”（《另一個人》，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Ｐ７０－７１）也如美國的猶太作家、１９８６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埃利．威賽爾（Ｅｌｉｅ Ｗｉｅｓｅｌ，１９２８——）所言：“奧斯維辛標誌著人和人類的，理性和心靈的，語言和情感的死亡——徹底的、絕對的死亡。奧斯維辛是時間的死亡，創造的結束。”（威賽爾：《一個猶太人在今天》，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Ｐ２６２；以下簡稱《今天》）
套用作家海明威的名言：“二十世紀的喪鐘爲人類而鳴！”
故而，二十世紀的西方，悲觀主義情緒和相對主義價值風行一時，青春叛逆和反資本主義變成主流思潮，進而演變爲自甘墮落的頹廢和嬉皮，甚至在明星思想家、大衆傳媒和商業炒作的推動下，悲觀情緒已經變成一種廉價時尚，相對主義也變成了“政治正確”，那種“他人即地獄”的絕望和“怎麽幹都行”的不負責任，致使西方社會患上了一種“富裕的疾病”，特別變成了富裕社會中的反叛一代的精神毒素，與物質性毒品的泛濫一起毒化著人類的靈魂。所以，著名思想家波普爾認爲：我們時代流行的悲觀主義，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一種危險的時尚（見《西方信仰什麽》）。換言之，悲觀、相對、頹廢、嬉皮、絕望的理由之所以充足，很大程度上來自西方人的“奧斯維辛”情結：納粹式的國家化種族滅絕和共産式的國家化階級滅絕，已經遠遠突破了人性所能承受的文明底線，不能不讓人類對自己的未來充滿疑慮和悲觀。
儘管，種族滅絕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德國也早已告別了法西斯主義，進入自由民主社會，然而，在“奧斯威辛”後的西方，焚屍爐冒出的煙塵仍然是最痛切最鮮淋的記憶，滅絕人性的悲慘歷史被反復講述著，有理論、有歷史、有遺址、有紀念館、有研討會，也不斷有關於“奧斯威辛”題材的文藝作品出現，而且，這類作品大都會産生轟動效應。由此可見，對大屠殺記憶是何等刻骨銘心，以至於所有的嚴肅文藝都是“奧斯維辛”的産物。正如凱爾泰斯所說：“試想，今天的哪一位作家不是關於種族大屠殺的作家？我認識到，我們不必選擇種族大屠殺作爲直接的主題，也能洞察到幾十年來支配著歐洲藝術的那個哽咽的聲音。”（見凱爾泰斯：《尤裏卡！我找到了！——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的獲獎演說》，轉引自《世界文學》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以下簡稱“演說”）。
法蘭克福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阿多諾爾曾說：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可恥的。而事實上，奧斯威辛之後，西方文學藝術中的嚴肅作品，不要說那些直接涉及到大屠殺的作品，即便是間接描寫大屠殺題材的作品，也大都能若隱若現地感到“奧斯威辛”影響的存在。在此意義上，沒有“那個哽咽的聲音”的作品，才是可恥的。
僅就電影而論，中國觀衆近年來比較熟悉的此類影片，起碼就有《蘇菲的選擇》、《辛德勒的名單》、《美麗人生》和《鋼琴師》等，而在這一部部催人淚下、讓人深思的影視作品面前，中國人最應該感到羞愧和恥辱。因爲，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在長達二十七年的毛澤東時代，曾持續地發生過規模空前的階級滅絕；在鄧小平時代的１９８９年，也發生過六四大屠殺；在江澤民時代的１９９９年，還在繼續發生著對法輪功和政治異見的野蠻鎮壓。然而，對於延續了半個多世紀的、如此大規模的、如此髮指且仍然在持續的人權大災難，我們民族的記憶，長期被壓制、被扭曲，被掏空後填充進各類膚淺的歌功頌德和僞歷史。時至今日，偌大的中國和十幾億人口，居然還把毛澤東視爲大救星，還沒有一部令我們自己、也令世界爲之動容的文藝作品。我們的作家，非但不敢記憶大屠殺之罪，不敢探討大屠殺的制度根源，反而盡力回避觸碰毛時代的階級滅絕和“六四”大屠殺，更不敢觸碰當下最敏感法輪功問題，文藝界或跟著官方的調子起舞，或顧左右而言他。這樣恥辱，甚至比成爲亡國奴更令人汗顔。在此意義上，中國人的道德良知的奇缺和審美能力的平庸，主要不是來自外族的閹割，而是國人的自閹。面對民族的落伍，我們有太多自戀式媚態（所謂的地大物博和五千年文化），太多對異族的怨婦式喋喋不休、潑婦式叫駡和用現代技術包裝的暴力美學，而太少內心的明亮和坦蕩，故而太缺乏對自身陰毒的警醒自省和健康的悲劇性美感。
二、嚴酷境遇中的樂觀生存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的西方，在竭力保存種族大屠殺的記憶和反省之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疑慮和悲觀的傾向之外，還有另一種健康的積極的記憶：不是陷於陰毒的詛咒和沒完沒了的訴苦，也不是向外推卸責任，而是以一種健康的陽光心態進行自我反省；他們揭露罪惡和探討根源，不是爲了糾纏歷史而是爲了面對未來；更不是爲了哀嚎、憤怒和報復，而是爲了知恥、懺悔和贖罪。
雖然，大凡涉及“奧斯威辛”的文藝作品，共同背景皆是納粹法西斯極權的冷血、殘忍和野蠻以及被迫害者的懦弱，作品的主題要麽以表現主人公的英勇抗爭爲主，要麽以突出人道救助爲主，要麽以受害者的悲慘、掙扎、無奈的命運爲主，有些作品也表現出集中營造成的人性扭曲和精神畸形（如電影《蘇菲的選擇》）。然而，在以上主題的作品之外，西方還有另一類記憶大屠殺的作品，在種族歧視和人權災難已經法律化日常化的野蠻背景下，在猶太人被烙上“黃星”標誌的恥辱中，在甚至連街上的行走都會遭受人身危險和屈辱的罪惡之中，卻重在表現醜陋現實中的“美麗人生”和深重苦難中的“幸福瞬間”。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的義大利影片《美麗人生》，榮獲２００２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的作品，皆是這類獨闢蹊徑的佳作。
在這類作品中，雖然外在環境的嚴酷如同血腥的叢林時代，放眼望去皆是人性的廢墟，在這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狼對羊，人的尊嚴在屈辱中喪失殆盡，生命本身也時刻面對死亡威脅，生活就是煎熬——在忍受日常化的恥辱中、在等待死亡突然降臨的恐懼中的煎熬，人性也隨暴力的肆無忌憚而萎縮而死亡，正如凱爾泰斯親身體驗過的那樣：“在一個一望無際的荒蕪的場景中，便可稱這片大地就是奧斯威辛了。這裏，在蒼白的光線中只有幾小堆碎石和一些代刺的鐵絲網，一個斷成兩截的十字架，還有其他幾樣具有象徵性東西的殘疾。在這灰濛濛的天空下面，渾身是塵、滿臉是灰的我面對這一切，而且戰戰兢兢地以寬容的口吻說，我接受……”“我全部的生命是由我一個個的死亡組成的。當說起我的生命的時候，我必須說出來那些死亡。”（凱爾泰斯：《另外的我》，轉引自《世界文學》２００３年第２期Ｐ１４２；另見《另一個人》，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然而，生活於人性廢墟上的平凡小人物，卻在向讀者講述著“集中營的幸福”，講述著在殘酷中尋找幸福的人性光輝。那是一種頑強的生存意志對幾乎是宿命般的悲劇命運的反抗，以一種罕見的生存勇氣戰勝死亡的威脅，以近乎黑色的幽默智慧調劑沒有微笑的生活，它所迸發出的內在明亮穿透了外在的黑暗。這種人性的明亮、勇氣和樂觀，這種智慧的幽默和平靜，不但挽救過身陷“死亡營”中的某些生命，而且在奧斯威辛之後，繼續挽救著變得更加孤獨、更加荒蕪的人性。
電影《美麗人生》的故事很簡單，卻飽含了所有殘酷的悲劇因素：戰爭、納粹、集中營、種族大屠殺……一個和諧家庭的破碎和親人的生離死別。然而，影片自始至終被一種喜劇氣氛所圍繞，從搞笑的開場到小喬蘇獲救，主人公基多的種種幽默遊戲貫穿于全片，特別是他冒充從羅馬來的督學在課桌上跳起脫衣舞的情節，已經把喜劇變成了鬧劇，基多直到最後被處死之前，一直在爲兒子扮演小丑。這部影片展示了人性在集中營裏的另一面——無論環境多麽嚴酷，僅僅爲了避免下一代的身心受到摧殘，也決不放棄樂觀的人生態度和對未來的希望。它令人憤怒：對納粹劊子手的愚昧、野蠻、冷血和殘忍；它令人流淚：對受害者的屈辱、悲慘、掙扎和無奈；它也令人振奮：人性面對嚴酷環境時仍然保持的內心明亮，那是活下去的樂觀和希望，是人之珍惜生命和尊嚴的另類表現。在嚴酷的環境下，照樣可以有日常的人性，那位天性幽默而樂觀的父親，可以把所有的苦難和嚴酷變成孩子喜歡的遊戲，幫助天真的孩子渡過了幾乎是難以活下去的童年。
看過這部影片的人，大都爲那位父親的喜劇形象而落淚，也爲小喬蘇的獲救而慶倖，父親以自己的全部愛心和智慧，把極端嚴酷的環境對兒子身心的傷害降到了最低，使這個過早地身陷絕境中的孩子能夠在父親精心設計的歡樂氣氛中成長。父親把殘忍的生活考驗變成日常遊戲，孩子就在享受著遊戲的歡樂中度過了嚴峻的考驗，沒有感受到戰爭、集中營、大屠殺的仇恨與罪惡，而只有無盡的愛和一場童趣盎然的遊戲。
影片以極爲醒目的生死對比作結，可謂寓意深長：在殘酷現實的威逼下，基多以善意而無奈的謊言抗衡邪惡，最終在勝利臨近時死於納粹的槍下，而他的兒子卻被一個美國大兵抱上一輛象徵著解放的坦克。兒子是父親的後代，也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未來，爲了這世界有一個美麗的未來，即便深陷絕境，也要樂觀而幽默地面對殘酷的現在。無論多麽嚴酷的環境，只要是熱愛生活的人都會相信：任何罪惡和殘忍的醜陋都僅僅是一場暫時的瘋狂把戲，而善良的、充滿愛的人生永遠是美麗的，美麗必然贏得光明的未來。當一個人能夠以樂觀的精神面對難以避免的悲劇之時，他不但會保持自己的身心健康，更會以自己的樂觀和微笑爲他人造福。正是這一點，使《美麗的人生》在衆多“奧斯威辛”類的影視作品中脫穎而出，抓住了世界各地觀衆的眼睛。據介紹，該片在戛納電影節試映時，笑聲中含著淚水的全體觀衆一致起立，獻上長達１２分鐘之久的掌聲。
三、自由意志對荒謬宿命的反抗
無獨有偶，２００２年諾貝爾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幾乎是所有作家中最沈重的作家，讀起來甚至比陀思朵耶夫斯基和卡夫卡還要壓抑，因爲這位深受存在主義影響的作家，“不相信任何思想體系，任何救世學說”，但他從存在主義中汲取的主要思想資源，不是沙特式的“他人即地獄”，而是一種面對荒謬命運的執著的生存意志，並從中獲得了一種西西福斯式的幸福——在周而復始的推石上山的徒勞中的幸福。
凱爾泰斯的創作只有一個主題：記憶和敍述“奧斯威辛”，探討在“奧斯威辛”中的人的命運，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我想寫一本新的小說，我仍然還只寫奧斯威辛。我所想的任何一切都圍繞著奧斯威辛。……我是奧斯威辛魂靈的介體，奧斯威辛從我的心底在訴說……”“說我是種族的大屠殺這個單一主題的作家。我對此沒有什麽可爭辯的，我也沒有必要拒絕這種定性。”（同上Ｐ２９４）多麽嚴肅而倔強的作家！記憶的沈重、生存的嚴酷和靈魂的焦慮，幸福與被抛者之間，自由與幸存者之間的關係，被他稱之爲“命運之外的命運”。如同在西西福斯被罰的苦力命運之外，昇華出一種被加繆定義爲“幸福”的寓言。對凱爾泰斯來說，種族滅絕所造就的奧斯威辛，不是偶然、不是異數、不單是希特勒及其納粹、也不單是德國人及其軸心國的罪惡，而是西方文明的另一個謎底，是人性走向徹底墮落的終極真相。
在凱爾泰斯用了十三年才完成的自傳性小說、也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一個在命運之外的人的傳奇》（另譯《無形的命運》）中，他說出了讓讀者目瞪口呆的體驗：“如果非得讓我說，那我必須承認：我是幸福的。但這絲毫也不妨礙我把箱子準備好，放在房間裏，這對我至少不時是個提醒。”（轉引自《世界文學》２００３年第２期）之所以如此，並非凱爾泰斯獨出心裁或有意爲之，而是基於一種生命的本能和爲人的誠實：他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時，只有十四歲。一個成人感覺到的滅頂之災，在一個天真而樂觀的孩子的眼中，未必就是末日來臨。長期生活于集中營的孩子，還無法理解反常和罪惡，天性會推動他去找尋快樂。所以，他幾乎用一種冷靜的自然主義筆法，記述了一個少年眼中的“奧斯威辛”，通過一個少年的集中營體驗，將極端環境中的極端生活和極端考驗還原爲平凡化和日常化的生活感受。他敍述著集中營裏那單調而刻板的生活，昨天與今天沒有區別，今天與明天也沒有區別，而少年卻要本能地在這單調中尋找自己的快樂。對於孩子來說，找到了快樂就是幸福，正如孩子可以在殘垣斷壁的石縫中發現奇迹一樣。
那是一種怎樣的平凡幸福呢？是幾個同齡人在一起偷著抽煙、議論大人、玩惡作劇和談論對美好生活的幻想，是在看守不留神時做個鬼臉和小聲詛咒，是饑渴難耐時忽然嗅到香腸味，是勞累之極後有一夜酣睡，是生病不能幹活時躺在病床上被人照顧等等的滿足。儘管，這些幸福更多是苦中作樂，是漫長的痛苦鏈條中的幸福縫隙，甚至就是“殘酷的幸福”，但那一刻身心的歡愉卻是確切的，爲嚴酷環境下的少年們提供了活下去的理由。正如作者所言：“我要繼續那無法繼續的生活。沒有任何荒誕的事情。不是人自然而然會經歷到的；而且現在我已經知道，在我人生的道路上，幸福潛伏著，就像不可避免的陷阱那樣。甚至就是在那裏，在那煙囪旁，在痛苦與痛苦之間的間隙裏，也依然會有某種類似幸福的東西。雖然對我來說，也許正是這種經歷才是最值得紀念的，但所有的人總是問我的不幸，‘恐懼’。所以啊，下一次，當他們再問我的時候，我必須向他們講一講集中營的幸福。”
甚至，小主人公作爲集中營的幸存者，當他回到布達佩斯之後，居然很難向別人講清楚自己是如何承受住恐懼和苦難的。因爲他無法象成年人那樣理解猶太人的命運，也並沒感覺到成年人所感覺到的恐懼和苦難，自然也無法對“奧斯威辛”産生那麽強烈的道德義憤。威賽爾說：“死亡在大屠殺期間是匿名的，例行公事的。它打動不了任何人。”（《今天》Ｐ２９２）當苦難和恐懼已經成爲日常生活的主要成份時，尋找幸福和感受快樂就變成了罕見的奢侈品，苦難和危險的過於日常化放大了人對幸福的渴望，一點點瞬間的快樂就會變成天大的幸福。受難和危險是事實，但對這種事實，每一個體的感受和體驗決不會雷同。正是這種不雷同，才是講述苦難和解釋苦難的個體化根據，也只有這種還原爲特定個體的根據才是誠實的。
小主人公之所以感覺到“集中營的幸福”，就在於他對自己的猶太人身份的懵懂無知：大人們可以把種族滅絕當作猶太人的宿命，一種類似古希臘人所理解的不可抗拒的命運之劫，而在少年科維什那裏，他並不認同猶太人的命運，甚至他壓根就不承認猶太人身份，不認爲自己的猶太人身份就必須承受被滅絕的命運。所以凱爾泰斯說：猶太人是什麽？既不是宗教共同體，也不是種族共同體，甚至連語言的紐帶都不存在，“作爲‘猶太人’，這意味著什麽：什麽都不是，對我來說，什麽都不是，只要沒有腳步邁出，本來就什麽都不是。所有這一切沒有一點是真實的，不存在什麽別的出身，沒有，……只有現存的環境和在那種環境的新情況。”一個猶太少年從心理上拒絕了猶太身份所意味的那種難以擺脫的厄運，也就等於拒絕了只能死在“奧斯威辛”的宿命！的確，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中，堅持活下來比毅然赴死需要更大的勇氣，更堅韌的內心承受力。比如，在類似“奧斯維辛”的嚴酷中，一死了之是解除痛苦的捷徑，而堅強的個體會做出相反的選擇：不堅持到最後一刻就決不放棄，哪怕是借助於微茫的希望、卑微的幸福感和善意的謊言，內心深處的一點精神明亮，就將把外在的物質漆黑撕開一道縫隙，使人在一點點希望的激勵下，拿出活下去的勇氣。
當孩子的生存感受變成藝術品之後，其意義就不再僅僅局限于作家本人的集中營親歷，而必然昇華爲一種人性面對嚴峻考驗時的生存態度。所以，在凱爾泰斯的作品中，我從小主人公的樂觀和頑強中，讀出一種兒童式的堅韌——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決不會感到生存的無意義，因而也就決不會去選擇主動死亡。只要還活著，無論死亡多麽迫近，也決不放棄虎口求生的努力。這是人的生存意志與不公正命運之間的對抗，是對自由的本能渴望與宿命之間的較力。在自由意志和必然命運之間，沒有任何中間地帶或妥協餘地，關鍵在於特定個體如何選擇。凱爾泰斯說：“如果有命運，那自由就是不可能的；如果有自由，那就沒有命運。也就是說……我自己就是命運。”即便“奧斯威辛”是我必須經歷的一種現存命運，但一個內在的聲音卻時刻告訴我：那不是我的命運，我的命運在被強加於我的宿命之外。在這裏，自由就是對奴役和死亡的命運的拒絕。這種拒絕，不是形而上學的抽象和超驗，而是時刻都在經歷著的無奈的具體生活，是隨時可能被投進焚屍爐的威脅。正因爲如此，集中營中的幸福才更有力地凸現了人性對自由的天然渴望，追求這樣的幸福是一種值得冒險的殘酷生存，甚至就是死而復生的解放。凱爾泰斯在談到自己據以寫作的信念時說：“我已經死過一次了，因此我才能活下來——或許這才是我真正的故事。”這種依靠殘酷的幸福活下來的勇氣，“便是對自由的渴望，這種渴望以更多更豐富的內涵充盈著我們的生命，讓我們意識到我們存在的這一事實，同時也讓我們爲這一存在而擔負起責任。”（同上Ｐ１５３、１５１）
在西方深厚的基督教背景下，上帝俯視下的人世苦難與人性原罪密不可分，離開了上帝和向上帝的懺悔，也就無法真正地理解罪惡和苦難，也不可能通過贖罪來達到人性向上帝的皈依。所以，凱爾泰斯說：“奧斯威辛是從哪里都達不到的地方，我們只能從上帝那裏出發才行。……如果奧斯威辛是徒勞的，那麽上帝就會破滅；如果我們讓上帝破滅了，那麽永遠也不會理解奧斯威辛。”（同上Ｐ１４１－１４２）從上帝出發，嚴酷的外在環境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內在勇氣和健康心態的匱乏！在“痛苦與痛苦的縫隙中尋找幸福”，類似於在絕望中尋找希望，在不可能中尋找可能，在虛無中荒誕中尋找意義，在不值得活下去的環境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使生存困境變成對人的似神性的檢驗，並得到倫理意義上的合理解釋：在意志上拒絕被人性邪惡強加的屈辱和死亡，就是在倫理上堅守對人性的尊嚴和善良的信仰。在西方，這信仰指向對上帝的虔信——無論多麽危險多麽無望，也決不放棄信仰。
只有在希望中，某一時刻的絕望才不會變成自殺的毒藥，特定的苦難才不會把人變成喋喋不休的怨婦，才不會陷於“爲什麽我如此倒楣？”的自我中心的深淵，才不會沈溺於“我是天下最不幸的人”的悲歎中而無力自拔，才不會覺得全世界的人都“欠我一筆還不完的債”，稍不如意就大發雷霆或哀聲歎氣，並將自身的冤恨、憤怒、悲觀、厭世、沈淪、頹廢等情緒轉嫁到外在環境和親人、朋友及其他人身上。只有哀怨而沒有希望，便無從在苦難中發現意義，無法將消極的苦難變成積極的生活動力並從中汲取人性的滋養。所謂生存的勇氣，唯有希望才能給予，正如十字架殉難的意義來自神聖之愛和希望。不理解希望也就不理解人的存在。
在此意義上，德國聖徒朋霍費爾的主動受難及其樂觀精神，與凱爾泰斯的作品及《美麗人生》所表現的心懷希望的人生境界，具有異曲同工之妙——那是人性中內在於神性的乾淨和明亮，在嚴酷中倔強地展示著生命的高貴，永遠值得所有身處逆境的人們的深思和尊敬！也就是說，“死亡營”中的內心明亮，絕非文藝作品的虛構，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光輝本身。
死于納粹集中營的朋霍費爾所表現出的聖徒人格，正是來自堅守信仰的樂觀主義。１９３９年，納粹的恐怖統治正在德國肆虐，希特勒也已經開始把戰火燒到歐洲，正在美國巡遊講學的朋霍費爾公開抨擊納粹主義。他本可以留在美國，但是，在安全的美國隔著遼闊海洋譴責納粹，對於他來說無疑於靈魂犯罪，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我來美國實在是一個錯誤。假如此時不分擔同胞的苦難，我將無權參加戰後的重建。”這與其說是向朋友表白，不如說是自我激勵。他離開自由而光明的美國，回到極權而黑暗的故鄉。結果是他早就預料到的：他因反納粹而被捕入獄，被關進佛洛森堡集中營。在勝利前夕的１９４５年４月９日，也就是在盟軍解放這座集中營的前一天，他被押赴刑場。
從被關進集中營的那一刻起，朋霍費爾就清楚地意識到了死亡，但他始終沒有後悔當初決然回國。從他留下的《獄中書簡》中看，在失去自由並隨時可能走向終結的苦難中，他始終平靜地對自己微笑，也在信中向家人傳遞著樂觀的信心。他之所以能夠保持絕境中的希望，發出開朗而令人驚奇的笑，就在於孕育他的精神生命的母體是誕生奇迹之地——信仰。他的文字不只是用來表達悲哀了，更是表達歡樂的，其份量沈得比任何絕望都豐富。他在臨刑前向獄友告別時所說：“這，就是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
雖然，朋霍費爾的肉體已經無法加入重建者的行列，但他以生命的代價分擔了同胞的苦難，贏得了參加戰後重建的充分資格。他的行爲本身和留下的《獄中書簡》，深深地影響了二戰後的西方神學，爲德國、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留下了豐厚的人格及精神遺産：以一個甘願上十字架的殉難者的不朽亡靈，保留了面對災難和死亡的樂觀態度，參與了人類的精神和信仰的重建。獄中的朋霍費爾，既悲觀又樂觀：他的悲觀主義——不讓幸福變成甜蜜的毒藥；他的樂觀主義——不讓未來落入惡棍之手。
朋霍費爾是自投地獄，但他微笑著面對苦難和死亡，卻在人間地獄中成就了信仰的天堂。
四、面對焚屍爐的明亮黃色
我在威賽爾的《一個猶太人在今天》一書中，讀到的最殘忍的故事是，納粹居然要父母在兩個親生的孩子中做出選擇，一個留下來，一個進焚屍爐。威爾塞講述過一個小女孩被父親交給納粹時的最後背影——她被納粹軍人帶走，居然絕決地不再回頭看父親一眼。想象一下，如果這一家的其他人能夠僥倖全活下來，他們的生活將多麽沈重，幾乎就談不上幸福！或者是另一種結局，那位父親與被他送入狼嘴的女兒活下來，父女倆在擺脫厄運之後，將如何面對，如何一起生活？我以爲，在當時的情況下，與其選擇一個孩子去死，不如全家一起去死，不留任何悔恨和罪惡感。
當獸性面對人性只給出完全無力拒絕的嚴酷選擇時，納粹就不止是嗜血，更要命的是以一種興災樂禍的態度觀看由死亡所導演的恐怖戲劇，享受著人性在死亡的威脅下的種種懦弱和背叛，以滿足那種靠簡單的屠殺所無法滿足的邪惡快樂。這就如同逼著父親強姦女兒，把仇恨的種子植於血緣之間，徹底埋葬親情。古羅馬哲人西塞羅說：高尚的人之所以高尚，是因爲他的生活中沒有恐懼和煩憂，而邪惡的人之所以邪惡，就在於他總是充滿恐懼和憂慮，“他們的眼前經常浮現審判和懲罰。”（參見《論共和國論法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Ｐ１１６）
製造恐怖的暴君，並不完全是出於對喪失權力的內在恐懼，還有把恐懼作爲考驗人性的手段來欣賞的變態邪惡，暴君在人格上都是虐待狂，他就是喜歡觀看被恐懼逼出的人性之惡：如何懦弱地顫抖和乞求，如何自私地背叛和說謊，如何頹廢地悲觀和絕望，甚至如何虛榮地假裝滿不在乎——製造恐怖的暴君的最大樂趣是看人們如何被恐懼所征服。正如凱爾泰斯所言：暴君實施的恐怖行爲是一種與衆不同的獨一無二的卑賤——用極端的殘忍逼出人性的怯弱。“殺人者雖然槍彈齊射，但更多的還是僅僅使用拳頭。‘殺人的棍棒’每落下一次，就會同時響起殺人者喪失理智的嚎叫——這不僅證實了最能夠帶給人最爲放縱的權力感，並且借助於對理性的姦污，會與殺人的快感一起迸發出何等強烈的狂放，……”（《另一個人》Ｐ７１—７２）
然而，面對這樣的獸行發作，猶太孩子卻保持著樂觀的希望。在名爲《反抗絕望》的演講中，威塞爾列舉了猶太人所遭受過一系列災難之後說：“然而，然而……我們繼續信仰，希望，召喚他的名字。在與上帝的無盡的契約中，我們向他證明我們比他更有耐心，也更加富有同情。換句話說，我們也沒有對他喪失信心。因爲這是做猶太人的根本：永不放棄——永不向絕望低頭。”“儘管有淚水，儘管有疼痛和痛苦，我們必須歡樂——讓世界知道猶太人能夠使疼痛和痛苦昇華！以及猶太人能夠從絕望中抽取出希望的新理由”“當一切希望都失去了，猶太人又找到了新的希望。即便在絕望中，我們也嘗試爲希望辯護。”（《今天》Ｐ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０）正因爲這樣的樂觀態度，威賽爾才會在書中凸出三個猶太孩子在納粹集中營裏留下的精神遺産。
猶太女孩瑪莎，以樂觀的心態面對暴虐，她相信：即便每天面臨死亡的威脅和受盡恐懼的折磨，只要心向上帝就能夠得到神賜的禮物。爲此，她在死前不久寫下名爲《節省》的詩：
這些天裏我一定要節省。我沒有錢可節省；我一定要節省健康和力量，足夠支援我很長時間。我一定要節省我的神經和我的思想和我的心靈和我的精神之火。我一定要節省流下的淚水。我需要它們很長、很長時間。我一定要節省忍耐，在這些風暴肆虐的日子。在我的生命裏我有那麽多需要的：情感的溫暖和一顆善良的心。這些東西我都缺少。這些我一定要節省。這一切，上帝的禮物，我希望保存。我將那麽悲傷倘若我很快就失去了它們。
這個要求自己儘量節省的小女孩，本能而堅韌地爲了明天的到來而節省，她要節省的不是物質，而是精神力量，節省眼淚、節省神經、節省思想、節省情感的溫暖、節省心靈的善良、節省信仰之燭和精神之火……用希望把流逝的時間一點點、小心地積聚起來，使生命爲這種節省而延續，直到上帝的祝福降臨。
名叫莫泰爾的小男孩也留下一首無名詩：
從明天開始，我將悲傷。
從明天開始。
今天我將快樂。
悲傷有什麽用？
告訴我吧。
就因爲開始吹起了這些邪惡的風？
我爲什麽要爲明天悲痛，在今天？
明天也許還這麽好，
這麽陽光明媚。
明天的太陽也許會再一次爲我們照耀。
我們再也不用悲傷。
從明天開始我將悲傷。
從明天開始。不是今天。不是。
今天我將愉快。
而每一天，
無論它多麽痛苦，
我都會說：從明天開始，
我將悲傷，
不是今天。
明天，對，明天就是希望、轉機、上帝的光臨日，這種充滿了樂觀的堅忍，不論前途多麽黯淡，也要日復一日地盼著明天，因爲他相信，總有一個明天的黎明會是燦爛的、和平的、寧靜的。退一步講，即便明天早晨世界就將毀滅，也將在今天晚上撒下希望的種子——“今天我將愉快”！
另一位名叫巴維爾．弗雷德曼的猶太孩子寫下一首“蝴蝶”，在暴風雪肆虐的陰鬱時刻，創造出天真而明亮的意境：
最後的，最最後的，黃得如此斑斕，明亮，耀眼。
也許如果太陽的眼淚會對著白石頭歌唱
這樣一種黃色就會被輕輕帶起
遠走高飛。
我肯定地它走了
因爲它希望向世界吻別。……
（以上所引詩句，見《今天》Ｐ３０５－３０８）
這最後的最最後的黃得如同明天早晨的陽光的蝴蝶，是孩子的希望翅膀，希望之翅的明亮和斑斕，出自孩子們的天真的本能和生性的樂觀，只爲了尋找陽光而飛翔。儘管，孩子們面對的是人性的腐爛和種族的滅絕的同時發生，但孩子的心底仍然潔淨而明亮。這種坦然，是會飛翔的黃色和會唱歌的白石頭，是不滅的希望煽動著的翅膀，歌唱著飛翔，點燃黑暗的世界。
面對這些孩子對希望的堅守，成年人的絕望非但不是成熟和深刻，反而是褻瀆和恥辱。
二戰後，很多教徒的信仰被大屠殺所動搖所毀滅，隨著這些小屍體被投入焚屍爐，對上帝的虔誠也灰飛煙滅。人們有理由質問：當這些猶太孩子受苦受難之時，當瑪莎們在生死未蔔的處境中還如此相信上帝的禮物之時，上帝在哪里？而直面死亡的瑪莎們，堅信著上帝的在場，她除了對上帝的信仰和對未來的希望之外，可以說已經一無所有，但她仍然要節省，她相信自己所節省的一切都是上帝所賜，甚至包括受難本身。她把節省下的一切，作爲上帝的禮物留給未來，從容地站在焚屍爐前，一捧捧灰燼中，上帝正在顯現。
我是在大連教養院中讀到集中營中的猶太孩子們寫下的詩。孩子們對苦難的感受決無成年人的低沈和絕望，更沒有存在主義式的複雜和灰暗，而只有簡單的句子和簡單的感受，卻因一種發自純真天性的明亮而令我銘心刻骨。孩子之詩的節奏在鐵窗內鳴響，炸開了封閉而灰暗的空間，讓我進入另類陽光下的遼闊，一點點童貞之光所照亮的是近乎無盡的黑暗，在黑暗中混混噩噩的生命隨之牟然驚醒，淚水倒流向心中，清洗著溢滿怨毒的身心，血液似乎由渾濁變得清澈。
在這裏，純真不是相對於世俗的混濁，因爲與世俗混濁相對立的純真，僅僅是對純真的功利理解。真正的純真只有在純真中才能顯現，無須對比、對照、烘托和陪襯。“質本潔來還潔去”，純真就是純真本身。同樣，神聖就是神聖本身，無需任何外在的支撐和證信——把愛當作愛，把罪惡當作罪惡，把恥辱當作恥辱。愛，沒有相對應的反義詞，愛與恨之間的對比是原罪之人對語言的誤用，或者說，只是世俗的語言，而基督教的真義是：愛，在現實中沒有敵人，在語言中沒有反義詞。
所以，應對恐怖的最好辦法是戰勝內在恐懼，用振奮代替頹廢，用勇敢的挺立代替懦弱的顫抖和乞求，用誠實的面對代替背叛和說謊，用樂觀代替悲觀，用對未來的希望代替當下的絕望。
五、誇大自己的苦難甚至比誇大幸福更輕浮
在苦難中發現希望（意義），就是爲生命的質量樹立起一個神聖價值參照，沒有神聖價值參照的生命只是一種深淵似的貧乏。形而上學的維度所無法證信的東西，必須從信仰的維度來加以證信，人的生命能夠從渴望神聖的信念及其踐行中，獲得存在的豐富性和高貴性。否則的話，歷史和精神就是一片空白，雖有延綿，但無意義，至多留下一堆物質垃圾。災難就是一種對生活的純粹否定，如果僅僅呼天搶地或悲歎哀求，雖情所難免卻毫無力量，被自我恐懼逼入作繭自縛，被顧影自憐腐蝕成變態自戀狂，至多引來幾聲廉價的同情。而抱有希望，是以向死而生的勇氣克服人的局限；幽默地面對，是以向死而生的超然蔑視邪惡，唯有樂觀的堅韌，才是以向死而生的信心戰勝無所皈依的絕望。在苦難深淵中微笑的人，需要的恰恰是卡夫卡式的冷靜與哈謝克式的幽默。
無辜死者留下的文字和影像，幾乎就是令所有幸存者無法承受的證詞，它們掘出記憶中的一座座墳墓，臨終的眼神透徹著最後的恐怖、最後的哭泣、最後的掙扎、最後的祈禱，而那最後的最最後的，是留給幸存者的希望。從灰燼從廢墟中挖出的記憶，尖銳得能刺穿骨頭，幾乎無法用肉眼去正視與閱讀。但是，留下這些證言的人確實具有絕決的勇氣，使我們這些苛活者，得到賜福和提升。
在苦難中保持尋找幸福的激情，絕非把苦難和死亡浪漫化爲甜蜜的毒藥，而是醫治無限制地放大苦難所帶來的時代悒鬱症。因爲，誇大自己的苦難甚至比誇大幸福更愚蠢更輕浮，更容易使幸存者滑向沈淪絕望和玩世不恭：我經歷過苦難我怕誰！就會把苦難當作向生活討債的資本，把自己當作理直氣壯的精神高利貸，似乎這個世界中的每個人都對不起我，欠我一筆永遠還不清的鉅額債務。
苦難中的幸福和危險中的從容是無法僞裝的，在直面苦難的同時，堅守對明天的希望，絕非廉價的自欺欺人的樂觀主義，而是一種積極的悲觀主義。換言之，它不是縱欲主義者的沈溺於世俗享樂，也不是禁欲主義者的企求永生，更不是出世主義的逃避現實，而是直面人生的悲劇性，非但不逃避，反而在正視人世的殘酷、血腥、荒謬、無意義的前提下投入現世生活，每個人都要在失望中保持希望，即便一次次失望，也決不放棄尋找希望，起碼要在充滿苦難的抗爭中完成自己獨特的一生。人生是荒謬的，人是要死的，未來是不可知的，虛無是籠罩於人類頭頂的不散的烏雲。儘管如此，生而自由的人都命定了無權逃避，只能別無選擇地投入和盡力戰勝悲劇。不要企求會出現終極的奇迹，沒有目標而只有過程。徒勞也好，失望也罷，希望之出現就在於盡最大的努力來完成一次明知不可爲而強爲之的自我創造。因而，在積極的悲觀主義者看來，正因爲不可知，生命才渴望求知；正因爲終要死亡，才該珍視生命的完成；正因爲人生荒謬，才追問生存的終極意義；正因爲存在的無根基，才尋找價值的依據；正因爲投入對悲劇宿命的抗爭，生命才有動力。換言之，正因爲這種悲愴的投入，哪怕是充滿掙扎的投入，才使人的生命充滿不息的活力和似神的光輝。即便悲劇是生命難以擺脫的宿命，人也決不能無抗爭地屈服。正如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所表現的：人是可以被打敗的，但人永遠不會被征服！
耶穌的殉難就是直面苦難和承擔責任，十字架上的復活就是希望永存和不懈努力。生命的內在明亮首先是愛和希望，其次才是理智，絕對的愛和不滅的希望，無條件地構成人性向善和生存意義的必須條件或前提。
最後，我想用偉大的特雷西修女對上帝恩典的證詞來結束本文，因爲這證詞可以更準確地解釋苦難中的美麗人生：“恩典既是饋贈（ｇｉｆｔ），又是威脅。作爲賜予，恩典可以使人完全回到一種洗心革面的自由生活中；然而作爲威脅，恩典可以嚴厲地顯現出我們對自己做了些什麽，顯現出我們在不能把握終極實在時竟情願毀滅任何實在，甚至毀滅終極實在的意願……一種力量突然如恩賜般注入某人的生命，它顯現出作爲終極實在的上帝，即純淨無涯的愛是完全可以信託的。”
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１日於北京家中
（《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