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劉曉波:讀明史筆記(之三)

劉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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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4月19日訊】中國古代沒有人的自主尊嚴,統治者沒有,被統治者也沒有。所謂「人」,在中國古代的哲學中,僅僅是區別於獸禽的稱呼;在現實社會中,只有主子、臣子、妻妾、家奴……就是沒有人。特別是對女人的歧視尤為殘酷。對男人來說,女人僅僅是傳宗接代、侍侯男人和發洩肉慾的工具,就連關心民間疾苦的大詩人白居易,也不把女人當人看。當時,官宦和文人有眷養「雛妓」之風,十幾歲買回家供男人享樂,二十歲剛出頭就算老了,拉到市場上和騾馬一起賣掉。白居易也是喜歡眷養雛妓的文人之一。

不把女人當人的最典型例證,無疑是皇家的龐大後宮。

春秋戰國時代的各諸侯國皆有後宮,「大國拘女累千,小國累百」。(見《墨子.辭過》秦始皇時代,「後宮列女萬餘人。」(《史記.秦始皇本記》)西漢、東漢各朝的後宮,也有三千、伍千、六千不等的宮女;(《後漢書.皇后記》)三國時期的孫吳政權也納妾伍千人(《晉書.武帝記》),西晉武帝養宮女近萬人(《晉書.胡貴嬪傳》),隋煬帝納妾數千(《資治通鑒.宦官傳序》),盛唐皇帝唐玄宗最好色,「大率宮女四萬人。」(《舊唐書.宦官傳序》)明代的宮女最多時也有「九千多人」(《國朝宮史》)。

龐大的後宮又需要龐大的宦官,妻妾成群的制度衍生出閹人成堆的宦官制度,閹人中固然出過幾個傑出的人物,如對造紙做出貢獻的蔡倫、最早航海下西洋的鄭和,還有一些名臣因宦官保薦而得寵,如易牙、藺相如、商鞅等,但宦官之禍則是這一制度的主流,而且源遠流長。閹人的自宮和擅權皆始於春秋,如春秋齊桓公後期的宦官豎刁,戰國時期的趙惠王的宦官令繆賢等,皆是弄權高手。秦統一六國之後,從秦朝的趙高到晚清的李蓮英,宦官之禍一直延續到滿清覆滅。

天子生前享受的一切,也要儘量在陰間複製出來,墓穴修得如宮殿,生前眷養龐大的後宮,死後還要有宮女陪葬,宮女必須履行被欽點來陪葬的義務。酷愛暴力的秦始皇死後,不僅要有活人陪葬,還要在陰間統率千軍萬馬,不惜勞民傷財建造巨大的墳墓,秦皇陵中的兵馬俑陣容,其獨步世界的浩大,與其說是秦始皇帝業的恢弘,不如說是畸形權力慾的揮霍。

明太祖朱元璋也不例外,不僅活著時有妻妾成群的享樂,即便死後也要有眾多女人陪他過陰間的生活,供他驅使、玩弄、享樂。據記載,為朱元璋陪葬的嬪妃有46人之多,宮女12人。

像《明史》這樣的官修正史中,當然見不到這麼殘酷的史實,但考古獲得的地下實物卻歷歷在目,明孝陵中就有三處陪葬的妃子墓和宮女墓,分別位於南京植物園內、明孝陵陵宮牆外西南角、明孝陵右側總體妃子墓區,與東陵遙遙相望,形成左輔右弼的建築格局。

被欽定的殉葬妃嬪,要由侍臣將她們召集到一庭院內赴宴。宴畢,引進一殿堂。殿堂內事先就放好一個一個小木床,殿樑上繫好繩套。妃嬪們一踏進殿堂內,頓時醒悟,自知死期已到,個個放聲大哭。但是聖旨難違,必死無疑。遵旨是死,且死得其所,家人還能受到褒獎;抗旨亦是死,且死得罪惡滔天,家人也要受到株連。所以,陪葬的女子只能馴服如羔羊,自己登上木床,把頭伸進繩套,表示情願到陰間服侍皇帝。隨後,太監或侍臣拉緊繩索,將她們一個個吊死。如花似玉的女人就這樣陪著衰老的皇帝瞭解一生。

明太祖朱元璋也用民脂民膏來表示孝道。他黃袍加身後,上溯其祖先四世,個個都有聖賢名頭的加封,大肆為其祖先重修陵寢、設守墓官員和平民,有捧祀一人,禮丞三人,守陵戶三千三百四十二,專門負責上香、值宿、灑掃等。此乃祖宗崇拜與權力崇拜之結合的典範,其奢侈非活人所能望其背。

奇怪的是,那麼多研究古史的學者,居然不寫一部衣食住行之等級制史。這是一個遠比官制更深層的制度,正是這種深入日常生活所有細節的等級制,才使此制度長久不衰。我無法想像生活於這些禮儀中的人,還有甚麼個人而言,還有甚麼自由可行使。「專制到毛細孔和靈魂」真是恰如其分,毫無誇張歪曲。現在的國人揹負的就是這樣一種太深厚的奴性傳統!

如何對待女人,是衡量一種文化、一種制度是否文明的試金石之一。一種歧視女人的文化及其制度,無論說的多麼天花亂墜,在我看來皆是野蠻。現在,中國社會的包二奶時尚,不過是妻妾傳統的當代延續。而伊斯蘭國家的禁忌或禮節仍極嚴酷,特別是對女人的歧視,視為當代世界中最野蠻的傳統。

1997年4月於大連教養院(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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