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六四已經十五年了。
讀丁子霖女士的《六四死難者尋訪實錄》（見《民主中國》2004年3月號、4月號），聽蔣彥永大夫爲六四正名的呼喊，我再次被震撼，難以擺脫的羞恥感咬嗜著靈魂。
每年都堅持爲亡靈寫點什麽，與其說是展示自己的勇氣，不如說是對亡靈的懺悔。每次坐在電腦前，墳墓的傾訴縈繞不去，耳邊響起的是這樣的警告：活人必須懷著足夠的謙卑和敬畏，傾聽來自墳墓的訴說，六四亡靈們才能教會幸存者什麽是活著，什麽是死去，什麽是雖死猶生。
一 兩個兒子和兩位母親
據我所知，在六四難屬群體中，有兩個死去兒子的家庭，曾經是中國現代史上的名門。一個是人們比較熟悉的丁子霖女士的家庭，其叔父是中國最著名的地質學家、新文化運動主將之一丁文江；其子蔣捷連，中彈於北京市木樨地地鐵站口附近，年僅17歲，正在人大附中讀書，丁文江是蔣捷連的舅外公。
另一位死於六四屠殺的年輕人則比較陌生，他是周淑莊女士的兒子段昌隆，乃中國近、現代史上的著名軍閥、北京臨時政府執政段祺瑞的侄孫。段昌隆是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應屆畢業生，6月4日淩晨遇難於北京民族宮附近，年僅24歲。
據丁子霖女士的難屬尋訪錄《被害者段昌隆和他的母親》一文介紹：“昌隆不是被亂槍打死的，也不是官方所稱的‘誤傷’，而是被戒嚴部隊故意殺害的。他就倒在開槍者的跟前。”被害經過是：“昌隆是6月4日淩晨遇難的。他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是由小口徑手槍近距離射擊致死的。據事後瞭解，那天晚上他出門去尋找他的妹妹和女友，當他推車至民族宮附近時，正遇上東進的戒嚴部隊與民衆形成對峙局面，群情激憤，情勢緊張，一場殺戮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昌隆目睹這種局面，隨即跑步前去勸解。他當時也許想，這樣僵持下去後果不堪設想，如果向雙方說明道理可能會避免悲劇的發生。可是他沒有想到，當他跑向戒嚴部隊前排一位看來是指揮員的軍官跟前時，一顆罪惡的子彈徹底粉碎了他的善良願望。而這顆罪惡的子彈，就是從那個軍官的手槍槍口射出的。”（見《民主中國》2004年4月號）
過於年輕的生命，消失於劊子手的屠戮，怎能不刺穿母親的心！兒子昌隆遇難後，悲憤的母親周淑莊變成了一位勇敢的母親。她是最早敢於面對境外媒體說出屠殺真相的母親之一，也是“天安門母親”的骨幹。她不倦地爲那些無辜死難者及其難屬奔走呼號，從不向強權的恐怖威懾低頭。早在1993年，周淑莊就與丁子霖一起接受了《美國之音》的採訪，披露了兒子段昌隆的被害經過，譴責六四大屠殺。1995年8月，丁子霖和蔣培坤夫婦在江蘇無錫遭到非法關押，周淑莊通過海外媒體挺身而出，譴責當局對丁子霖夫婦的誹謗和迫害，用雄辯的事實和充分的道義維護了難屬群體的名譽。1998年，北京市安全局命令中國銀行無錫分行凍結了一筆來自德國的“六四”人道捐款，周淑莊和難友們向當局發出了強烈抗議，並一起前往國安部進行交涉。在“六四”十年祭的1999年，108位難屬向最高人民檢察院遞交了控告劊子手李鵬的起訴狀。在這一法律維權行動中，周淑莊不顧體弱多病，多次接受海外媒體的採訪，控訴劊子手的反人類罪行。不幸的是，她終因不堪重負而突發腦血栓，從此半身不遂，至今未愈。
兩位名人之後都倒在共產黨的槍口下，兩位母親共同站出來討還公道。這，也許是歷史的巧合，但在敵視民意的制度下，又是必然：大屠殺的發生是必然，它是獨裁強權實施恐怖統治的極端化；正如當年的周作人，在目睹了近現代中國的各類政府的一系列殺戮之後，近乎絕望地寫道：“我覺得中國人特別有一種殺亂黨的嗜好，無論是滿清的殺革党，洪憲的殺民黨，現在的殺共黨，不管是非曲直，總之都是殺得很起勁，……把殺人當做目的，……儘量地滿足……殘酷貪淫的本性。”（參見張菊香編：《周作人散文選集》，百花文藝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P170 ）只要獨裁制度不滅亡，恐怖統治就不會消失，濫殺無辜的野蠻也不會根絕。
縱觀中共的歷史，其對內殺人並非始於“六四”，至少從肅AB團開始，中共就在製造大冤案，延安整風也製造了衆多冤魂，掌權之後的階級滅絕就更肆無忌憚，鎮反、三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一路鎮壓過來，直到用全副武裝的軍隊屠殺手無寸鐵的青年學生與平民。因爲，暴力性的整肅和鎮壓是中共得以奪權、掌權、維權的秘訣之一。
與此同時，受難者討還公正之路的漫長和艱辛也是必然，被淩辱遭迫害的國人的自發抗爭已經持續了數代人，還將繼續下去，直到恐怖政治被終止和人權至上被確立。
二 兩大慘案和兩個政府
在衆多六四死難者中，我之所以單獨挑選段昌隆來爲文，絕非因爲他是名門之後，而是他的受難讓我想起中國現代史上的另一著名慘案，並通過類似事件的歷史對比來凸現當下中國的現實。
1926年，也就是六四大屠殺的63年前，中國現代史上也發生過一次政府對學生的著名屠殺，史稱“三。一八慘案”。死於六四屠殺的段昌隆，他的叔祖父段祺瑞執政的北洋政府，曾在官邸前鎮壓徒手請願的學生，打死47人，傷200多人，死難者中有一名女學生叫劉和珍，因魯迅的沈痛悼文而名垂青史。
一個必須對屠殺負有責任的政權及其執政者，該如何面對這罪惡，不僅檢驗著政權本身的善惡，也檢驗著執政者本身的爲政之德和人性之有無，更能突現出歷史的進步與倒退。毫無疑問，兩次屠殺皆是大罪惡，但兩個時代的兩個政府——軍閥混戰時代的北洋政府與和平建設時期的中共政權——對這罪惡的態度卻迥然不同——今天的中共政權遠不如當年北洋政府。
回到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儘管，當年的北洋政府是軍閥政權，段其瑞本人也是著名軍閥，其執政時期的獨裁和亂相頗受病垢。然而，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
中國知識份子和媒體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社會良知，用同仇敵愾來形容，一點也不過分。周作人、林語堂、朱自清、蔣夢麟、王世傑、聞一多、梁啓超（剛剛動過手術、正在住院）、許士廉、高一涵、楊振聲、淩叔華等著名知識份子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劉半農作詞、趙元任譜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魯迅先生更是激憤不已，爲此而終止正常創作，就此慘案連續寫了七篇檄文，名垂青史的悼文《紀念劉和珍君》便是其中之一。
當時，諸多媒體加入譴責屠殺暴行的行列，如《語絲》、《國民新報》、《世界日報》、《清華周刊》、《晨報》、《現代評論》等，特別是邵飄萍主持的《京報》，大篇幅地連續地發表消息和評論，廣泛而深入地報導“三。一八慘案”真相，在慘案發生後的12天內，就連續發表了113篇有關“三。一八慘案”的消息、評論、通電，《京報。副刊》也發表了有關文章103篇。
慘案發生後，北京各高校和大學校長、教授也紛紛譴責段祺瑞政府的。時任北大校長的傅斯年在昆明見到對慘案負有直接責任的關麟征，傅斯年第一句話就是：“從前我們是朋友，可是現在我們是仇敵。學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殺害了他們，我還能沈默嗎？”1926年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會團體、各學校齊聚北京大學大操場，爲亡靈們舉行萬人公祭大會。北大代校長的蔣夢麟在會上沈痛地說：“我任校長，使人家子弟，社會國家之人材，同學之朋友，如此犧牲，而又無法避免與挽救，此心誠不知如何悲痛。”他說到這裏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場學生相向而泣，門外皆聞哭聲”。
強大的民意壓力也啓動了半死的國會和司法，曾被譏爲“花瓶”的國會也破天荒地召集非常會議，通過了屠殺首犯“應聽候國民處分”的決議；京師地方檢察廳對慘案進行了調查取證並發表正式檔認定：“此次集會請願宗旨尚屬正當，又無不正侵害之行爲，而衛隊官兵遽行槍斃死傷多人，實有觸犯刑律第三百十一條之重大嫌疑。”由此可見，當時中國，還多少有些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最後，執政府的國務院總辭職，執政段祺瑞頒佈“撫恤令”。
儘管如此，也沒有最終保住民心盡失的軍閥政權。因爲，對於一個政府來說，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學生與平民百姓開了槍，不僅踐踏了爲政之德的最低底線，也越過了維護社會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爲三月十八日國務院殘殺事件忠告國民軍書》中所言：屠殺學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與期望之損失是無可估量，也無法挽救的”。所以，在屠殺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段祺瑞政府就在遍佈全國上下的抗議聲中於1926年4月倒臺。而國民黨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軍事上獲得蘇聯的大量支援之外，國民黨相對於軍閥政權在政治道義的優勢，也是其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說，段祺瑞軍閥政權的合法性資源，已經因“三。一八慘案”而喪失殆盡。
總之，在發生“三。一八慘案”的1926年，中國雖然因軍閥混戰而亂相叢生，但那畢竟還是個有些許言論自由、議會政治和司法獨立的時代，政府合法性的來源多少還有主權在民的影子，所以，踐踏了最低的爲政底線的政府暴行不可能暢通無阻，殺人者也不可能仍然大權在握且滿世界招搖，並用“穩定”之類的理由來炫耀臉上的血污。
（以上史料，請參見：付國湧《三。一八槍響之後》，摘自“文化先鋒網www.whxf.net；吳言《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三一八”慘案七十三周年祭》，載於《二十一世紀》1999年6月號；《”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江長仁編，北京出版社1985年出版）。
無論在當時還是在掌權之後，中共爲了自我美化，也常拿“三。一八慘案”大做文章。毛澤東在把魯迅塑造成革命文化的“偶像”的同時，魯迅的名文《紀念劉和珍君》也被編進了中學課本。正因爲魯迅爲“三。一八慘案”寫就了這篇著名禱文，“民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才變成民族記憶的一部分。
然而，丁子霖女士等人收集到的證詞和難屬群體長達十五年的抗爭，蔣彥永大夫前不久給中共高層的公開信（截至3月19日，已經有上百篇讚揚蔣大夫的文章、近五千多個支援蔣大夫的簽名），多份在互聯網上流傳的當年親歷者的回憶……已經見證：在六四慘案中，中共殺人更多、手段更殘忍，不僅有槍擊刀捅，還有坦克碾壓。
而且，慘案發生後，中共政權又是如何對待六四大屠殺的呢？中國社會的自由度又是如何呢？中國的媒體和社會名流又有怎樣的表現呢？
在政府方面，沒有高官的認錯悔罪，沒有政府的“撫恤令”、沒有國會追究責任者的決議，沒有獨立司法調查，沒有懲罰任何劊子手，更沒有內閣總辭職。而且，當大屠殺的罪惡已經昭然於天下之時，面對全國性的悲憤，也面對世界性的譴責和制裁，中共政權非但死不認帳，反而開動一切宣傳機器爲大屠殺辯護，大搞全國性的人人過關的審查表態，並封鎖還原歷史真相的所有資訊，鎮壓所有譴責大屠殺的良知者，連失去親人的難屬也難逃壓制；在官方的壓制和封鎖下，冤死的亡靈們及其難屬，成爲難見天日的黑暗中的詞，天安門母親們從事的“還原歷史 尋求公正”的人道救助運動成爲極危險的事業，難屬們無法公開祭奠親人的亡靈，堅持公開爲六四亡靈討還公正，就要冒巨大的人身風險，甚至好心人給六四難屬的人道捐款也被非法凍結和扣留。六四，這一當代中國的關鍵字，在大陸境內的所有媒體上皆被“遮蔽”，關於六四真相的言說很可能導致言說者被打入黑牢。
雖然，在國內外的壓力之下，中共政權對八九運動的定性，經歷了由“暴亂”、“動亂”到“政治風波”的轉變，但直到十五年後的今天，中共仍然不肯認罪認錯，非但從未見過現政權的任何首腦表示過絲毫懺悔，也從未有劊子手受到過應得的追究，如，負有主要罪責的高官李鵬在權力寶座上風光十三年，甚至在下了台的今天仍然逍遙法外，過著高層權貴的安逸生活。恰恰相反，中共的在職高官們一直強詞奪理，以“穩定第一”的藉口來爲大屠殺進行辯護。最新的辯護出現在3月14日下午的人大記者會上，總理溫家寶在回答美聯社記者關於蔣彥永上書的提問時，儘管他含糊其詞地繞過官方的六四定性問題，但他的說辭顯然是早已準備好的老一套，無非是強調中國需要穩定，十五年的經濟發展證明穩定的重要，沒有穩定就什麽都沒有，作爲總理他最關心穩定……云云。
然而，就在溫家寶用穩定論爲六四大屠殺辯護之前，人民大會堂裏的2900多位代表，剛剛以2863票通過了“憲法修正案草案”。前一刻是以根本大法的莊嚴形式承諾“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後一刻卻是爲中共政權的反人權罪行做辯護，豈不是自打耳光！電視直播，使全世界都看到了這種荒謬的悖論，即便修憲了，承諾了，誰會相信中共有誠意落實“憲法”承諾！
段祺瑞政府和中共政權對屠殺的不同態度，雖有兩個政權對社會控制力不同的原因，即軍閥政權無力對社會實施全面的嚴格控制，而中共政權則牢牢控制著全社會的主要資源。但是，正常的爲政邏輯應該是：越是能夠控制社會全局的政府，就越不應該恐懼到喪失最低理智的瘋狂尺度，越不應該採取極端野蠻的暴力手段對待自己的人民；在犯下罪行或錯誤之後，越有能力和自信面對自己的錯誤甚至罪惡。所以，六四大屠殺是獨裁權力的瘋狂之舉，中共的死不認賬就是罪上加罪，再次凸現了這個制度及鄧小平、李鵬等人的邪惡、殘忍和人性匱乏。換言之，這種從不知罪認錯、從不道歉不懺悔的頑固態度，即便與當年的軍閥政府相比，也是巨大的歷史倒退。
在社會方面，與“三。一八慘案”之後的媒體和知識界的表現相比，六四大屠殺後的中國，是個自由和良知雙重匱乏的社會。沒有媒體的公開呐喊，沒有知識界的義憤表達，更無法爲亡靈舉行社會性公祭，而且是整整十五年的沈默。由此，六四血案，既是中國當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也是最恥辱的一頁。這種黑暗和恥辱，不僅是獨裁政權的野蠻屠殺和死不認賬，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特別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強權和懦弱的相互勾結不斷地加深著這黑暗這恥辱。
在當時的國情下，即便媒體被官方操控，無法象當年的《京報》等報刊那樣發出呐喊，知識界也可以通過境外媒體發出良知的聲音，也可以不屈服於人人過關的大清查，用消極抵抗來拒絕與殺人者合作。然而，只有極少數社會名流敢於挺身而出，而絕大多數精英們，包括那些積極參與八九運動的精英們，大都被恐怖壓彎的脊梁，要麽逃亡和被捕，要麽靠出賣良知過關，至多是保持沈默。被奉爲中國知識界良心的巴金在哪里？那些曾經反對戒嚴的名流們在哪里？各大學的校長、教授們在哪里？
面對六四亡靈，這種人性的貧血，不僅是政府的死不認錯，更是媒體和知識界的萬馬齊喑，是有地位有影響的社會名流的普遍沈默。恐怖的大屠殺和人人過關的大清查，拷問出中國精英們的“小”來，他們最缺少的，不是知識積累和社會名譽，也不是對醒目的常識性罪惡的判斷混亂，而是在大恐怖面前的堅定的道義立場和良知勇氣。
而極少數敢於繼續質疑六四定性的著名知識人，象丁子霖、鮑彤、吳祖光、李慎之和蔣彥永等良知者所得到的同情和支援，大多是盜賊般的偷偷摸摸的耳語。而一個隻要求虛僞的表態式效忠的政權，根本不在乎私人飯局上的和居家客廳中的罵娘。
六四後，從中國整體精神氛圍上看，對民間的自發正義感和同情心的傷害之慘烈，無過於在中共的野蠻大屠殺面前，社會的名流們和精英們的自私懦弱；無過於在隨之而來的權力市場化和權貴私有化的過程中，面對特權階層對社會財富的肆無忌憚的掠奪，精英群體本身的媚權媚錢的傾向。正是由於精英階層的整體性懦弱，致使殺人者在壟斷權力和犬儒主義的庇護下，不但能夠輕易地逃避承擔罪責，而且可以繼續在權貴私有化中一夜暴富。
三 該怎樣安慰六四亡靈
如今，段昌隆的亡靈安葬在京郊的萬安公墓，就座落在他叔祖父段祺瑞墓的旁邊。祖孫兩代人的墓碑，銘刻著中國人所經歷的大半個世紀的苦難歷程。我想，親歷過兩次屠殺的祖孫兩代的亡靈，也決不會安眠：叔祖父的亡靈，是否會反思軍閥政治給中國帶來的災難？是否至今還在懺悔當年的屠殺？而侄孫的亡靈，在封喉的制度下，已經等待了漫長的十五年之後，一定還在頑強地控訴著暴政的屠殺。在這種來自墳墓中的傾訴面前，劊子手必須知罪並接受法律的審判，六四大屠殺的幸存者理應打破沈默，用頑強的民間記憶來爲亡靈申訴，直到歷史真相得以還原、公正得以伸張。
現在，提起周作人，國人大都知道他是“漢奸”，但很少有人知道“三。一八慘案”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他的悲憤和良知決不次於其兄魯迅。慘案發生後的半個月裏，周作人就寫下過六篇譴責北洋政府的檄文，參加了多項要求懲辦劊子手、爲死者討還公正和補償的社會性活動。周作人還屬於極少數對慘案難以釋懷的知識份子，在慘案發生的兩個月後，他又接連寫下過《閒話四則》（5月24日）、《死法》（5月31日），百日祭文《六月二十八日》。在1928年國民黨屠殺革命青年時，他又寫下《“三。一八”的死者》；在慘案過去了二十年後的1945年3月18日的日記裏，他寫下過揪心的回憶文字：“‘三一八’的第二天，下著小雪，鐵獅子廣場上還躺著好些屍體，身上蓋著一層薄雪……。”當歷史進入了毛澤東時代，就在另一場屠戮生命及人性的大悲劇——文革——即將開始的1966年3月18日，也就是距“三。一八慘案”的第四十個祭日裏，周作人在日記裏感歎道：“今日是‘三一八’紀念，倏忽已是四十年，現在記憶的人，已寥若晨星矣。”
而在當下中國的知識群體中，對已經過去了十五年的六四慘案，又有幾人能夠堅守類似周作人的記憶。
我們這代人，大都熟悉魯迅的名句：“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澹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卻陌生於魯迅在評論罪惡時的另一句話：“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六四大屠殺，已經過去十五年了，難道我們這個民族虧欠亡靈的“利息”還不夠大嗎？難道我們真要讓遺忘和冷漠毒化靈魂，讓虧欠的“利息”繼續成倍成倍地積累嗎？
固然，大陸民間的力量還相對弱小，現在還無法改變獨裁者的自私和冷血，但是，對政權而言，中共在用刺刀戳穿了年輕的身體的同時，刺刀尖也翻轉地刺向政權合法性的心臟。野蠻鎮壓，仍然是中共政權不能不掩蓋而又無法掩蓋的致命傷，持續的陣發性抽搐令這個表面穩定的政權充滿了“亡黨”的恐懼；對民間而言，年輕的血，仍然是自下而上推動政治改革的最大道義資源。民間，特別是自稱堅守民間立場的社會名流們，起碼可以要求自律，堅守住做人的底線，象珍惜自己的名譽那樣，珍惜用諸多年輕的生命換來的道義資源——民間向獨裁抗爭的僅有的資源。
中國人不會忘記，全世界也不會忘記，在天安門附近的長安街上，一位青年隻身擋坦克的畫面，它已經是廣爲人知的最具象徵意義的六四形象。直到今天，這個畫面還會不時地出現在世界各地的媒體上和公益廣告中。就在前不久，大陸央視5頻道轉播北美職業球賽時，畫面上赫然出現這一六四形象：一邊是碾過長安街的坦克鋼鐵長龍，激起世界性的人神共憤；一邊是手無寸鐵的青年攔截坦克的隻身血肉，感動過整個世界的抗暴英雄。
以丁子霖女士爲代表的“天安門母親”，已經頑強抗爭了十幾年；蔣彥永大夫在不久前也勇敢地站出來，以他的親歷見證歷史和呼喚正義。難道這些公開表達自己良知的行爲，對那些珍惜社會聲譽的精英們，還構不不成一種道義壓力嗎？對沈默了十五年的大多數還構不成一種道義感召嗎？面對一無所有的、甚至其所得只有負數的受難者，難道就不肯付出一點兒博愛之心、養成一種平等之懷和正義之氣，爲他們爭取本來應該屬於他們的公道嗎？也爲自己爭得本應具有的做人尊嚴嗎？！
六四後，說當代國人不知恥辱地苟且偷生，一點也不過分。十五年了，奔小康的熱情已經消解掉恥辱感，未泯的良心也在過久的沈默中逐漸失血，還會想到六四亡靈的人，意識到良心虧欠的人，似乎越來越少。特別是精英們，在權力、金錢和知識的一體化結盟中，活得體面而滋潤，肚皮的凸起和靈魂的乾癟，構成當代中國精英的標準形象。
當我們在夜深人靜單獨面對自己的靈魂時，還有沒有來自內心深處的疼痛和道義上的負罪感？有沒有發現自己的懦弱、自私、謊言和無恥。要是有，那麽六四大悲劇還留下了點兒什麽；要是沒有，那就什麽也沒有了。
我承認，提起六四，大多數精英都有不同於官方定性的想法，也可以稱之爲良心未泯，然而，當未泯的良心得不到勇氣的支援，也就只能以沈默來逃避，並自編出一套理由來爲沈默辯護，以求得內心的安寧。社會名流們爲沈默辯護的通常說辭是：“對中國的改革，不光要有激情，更要有理智。中國的事情急不得，欲速則不達，要等待時機，到時候我一定會說，但不是現在，現在還不是公開打出六四牌的時候，也就不是公開說話的最佳時機。”
悠久的士大夫傳統中，那種“殺身成仁”的殉道勇氣消失殆盡，而優雅瀟灑的明哲保身卻一代代發揚光大：遇明主逢盛世則顯，而遇昏君遭亂世則隱。多麽機智的計算，亡靈們的血變成了何時出手才最有利的政治王牌。
於是，在中共政權受到世界性強烈譴責時，也是大陸民間發出強大聲音的最好時機，他們不說話，要等到最恐怖的逮捕、清查和審判過後，看看鄧小平的進一步動作再說，一晃就是兩年。等到92年南巡了，他們又說：只要鄧在，說了也沒用，要等鄧小平死後再說，一等又是五年。等鄧小平死了，中共第三代接班已成定局了，他們又說還要等等，看看第三代究竟想幹什麽再說；第三代接班後有半年小陽春，他們剛想開口呐喊，接下來是鎮壓民主黨和法輪功的肅殺之秋，他們又趕緊收聲，私下說第三代沒戲，說了也沒用，再等等，等到第三代下臺再說，一等又是七年；等到第三代下臺了，李鵬全退了，與六四毫無瓜葛的胡溫上臺了，他們又說六四的受益者江澤民還握有槍桿子，胡溫仍然受到很大的制肘，胡溫究竟想幹什麽、能幹什麽，目前還不明朗，還要再等等，等到江澤民徹底退休的17大再說……
就這樣，在“等等、看看、再說”的延宕中，十五年已經過去了，無所作爲的犬儒化生存，就在對最佳時機的等待中怡然自得。然而，就算至今仍然良心未泯，但如此觀望的沈默何時是盡頭？莫非要沈默到地老天荒，讓良心在壓抑中老死！莫非一定要等到搭便車的最好時機，才肯讓未泯的良心重見天日！
正是精英們的勇氣匱乏，才導致民間壓力的匱乏，才成全了獨裁政權的野蠻、謊言和穩定。
最後，我想重復自己在《讓你的良知被人看到——有感於蔣彥永先生爲六四正名》一文中的想法：放棄私下的竊竊耳語，而公開說出你的六四親歷和你對六四的內心評價。因爲，對於只有經由公開討論才能辨別是非善惡的重大公共事件來說，私人耳語並不比沈默更有價值，久而久之，還很容易墮入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犬儒人格。如果說，在事關法律正義的司法審判中，看得見的正義才是正義，那麽，在事關重大公益的公共討論中，看得見的良知才是良知。
對於六四，不能公開的祭奠無法安慰亡靈，偷偷摸摸的同情沒有道義力量，因爲劊子手從不怕私人飯局上的詛咒。公開你的良知，讓墳墓的訴說通過公開良知公諸於世，亡靈們才能得到些許安慰。公開你的良知，讓獨裁者感到民間的勇氣！讓這個反人性制度淹沒在民間良知的洪流中。
苦難，固然是荼毒生命和人性的劊子手，但從另一種意義上講，苦難也是一種資源，一個拒絕遺忘和肯於自省的個人或民族，就能夠把苦難變成提升靈魂的財富。讓我們這個充滿苦難的民族，感到恥辱和負罪、感到痛加反省的必要；在反省中、懺悔中得到清明的理性和無畏的勇氣，學會去平等地關心具體人和普通人的苦難，學會做一個有尊嚴有高貴人性的人，爲根絕苦難的重演而憤起抗掙。
2004年3月22日於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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