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7日訊】辛明先生在第142期《議報》他的《熱烈歡迎第六次天安門事件的到來》這篇文章中寫道：“在這裏（指天安門——杜義龍注），先後發生過中國近現代史上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五次重大事件。它們是：1919年的“五·四”運動，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1976年的“四·五”運動和1989年的“六·四”大屠殺。前兩次發生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第三次發生在國民黨統治下，後兩次發生在共產黨統治時期。它們的共同點是，都發生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都迅速蔓延到全國，都起到了喚醒民衆巨大的歷史作用。”
這五次事件的結局如何，自然不需要多說，其悲慘歷史我想肯定不會有人再願意去重復經歷一次。我也不想否定辛明先生“第六次天安門事件爆發之日，很可能就是中共政權垮臺之時”的美好願望。只是我想，這些主要以學生爲主的運動，本身就是一種有缺陷的鬥爭方式，其與現代民主制度的建立究竟有多少聯繫，我們很難進行界定，也無法去推測已經發生過的歷史，更何況由學生去承擔如此艱巨的社會變革的重任，一則他們無此鐵肩，即使有，是否會成爲塔利班，也令人十分擔憂；二則以學生運動或這種想通過一場運動就改變國家制度的想法，是否是我們所真正需要的變革，或是僅僅屬於美好純真的願望，實在令人難以決斷。
我不願意“第六次天安門事件”爆發還出於這樣的事實：類似的事件都是發生在極端專制的政府統治和政治動蕩、變革時期，而其結果均以殘酷的鎮壓告終，並以大批的死傷和統治者變本加厲的報復、加強專制統治手段爲代價，這些事件在具有一定的喚醒民衆的作用的同時，也對民衆起到了極大的威懾作用，實際上這些事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有利於中國民主的進程，同樣很難進行總結，因爲歷史不允許假設，可是我們如果假設沒有“六·四”這次事件，中國目前的民主進程會是什麽樣子呢？就一定會更加糟糕嗎？延著這個思路想下去應該很有趣的。
我還認爲，一次學生運動不能夠深層次解決中國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複雜問題，通過強烈的集中的運動這種方式實現民主制度的建立，基本不可能。它或許能夠推翻一個制度，然而這種推翻舊秩序的行動往往建立在整個社會無準備的基礎之上，隨之而來的可能是長期的動亂和各種勢力的爭權奪利。而原有的舊勢力因爲其盤根錯節的力量並未徹底崩潰，往往會改頭換面來爭奪人民民主運動的果實，而新生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又往往不堪一擊。民國初年和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在某種程度上就能是明證。
當然，更主要的是，民主的成功是民主的力量逐漸壯大後的水到渠成，而不是一夜之間烏托邦的建立。當民主在一個社會中還沒有形成力量之時，運動注定只有兩種結束的方式：壯烈一點的是被殘酷鎮壓，溫柔一點的是被徹底利用。
我更不願意看到手無寸鐵的學生或是其他民衆的寶貴而神聖的鮮血再一次地浪費在坦克的履帶之下和槍林彈雨之中，所以，辛明先生熱情而充滿“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的“第六次天安門事件”，我還是希望能夠被及早勸止。
（2004/4/26）
－－源自《議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