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杰:茶杯的假利益 風波中的真友情

陶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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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5月23日訊】名嘴李鵬飛辭去「風波裏的茶杯」主持,理由是不想得罪「朋友」。他坦認自從主持時事評論節目,一干「朋友」就與他疏遠。在大氣電波中批評相識的高官「朋友」,於心不忍。自從他宣佈「封咪」商台,「朋友」又神奇地恢復了聯絡。

「朋友」在當前的香港社會,因爲「李鵬飛事件」而有了新的定義。本來,李鵬飛做了節目主持,如果他的朋友是真誠的諍友而不是酒肉之交,就不必擔心朋友會翻臉。孔子說:「友直、友諒、友多聞」,真正的朋友決不介意直言批評,即使李鵬飛「罵」錯了,瞭解他的爲人,亦必知他出於誤會,山東佬天性憨直,沒有惡意,即使一時不快,亦必怡然諒解,包括他擔任「港區人大代表」的中國政府在內。「人大」應該像胡溫要求的一樣「貼近群衆」,中國政府一向擺出的樣子也很大方,歡迎「諍友」,彼此「榮辱與共」。如果因爲只開了兩天的咪高,包括「黨中央」在內的許多「李鵬飛的朋友們」個個翻臉不悅,不是李鵬飛出問題,而是李鵬飛的「朋友」們的胸襟出現了「非中國化」的異變,他們背叛了孔子對友誼的儒家信仰。

中國文化中的友情,比其他國家更加深刻動人,因爲中國有一個士大夫階級,讀書人在晉身仕途的過程,以詩文相交,或不得志於朝廷,或易因言論招禍,友誼不但是高山流水的一縷知音,更是一份相濡以沫的自憐,也是相互扶持的一份安全感。

唐詩三百首寄贈知己、離別友人的詩篇無數,比起福爾摩斯和華生的西方的一對智慧組合,李白和杜甫的惺惜之交高絕千古,因爲中國沒有維多利亞的黃金時代。

讀書人的情誼,與俠客的義氣,都在同一個亂世中變成中國人文精神的陰陽之,因爲社會動蕩,命運難測,風波險惡、江湖高遠,禮義的香火承傳,朋友是一隻堅如磬石的銅鼎。

當中國人的友情分崩變質之時,也就是極權高居窒息之際。魏晉是司馬氏父子暴虐弄權的黑暗時代,知識份子的友情受到嚴苛的考驗。嵇康、阮籍、山濤、劉伶等七賢暢飲論交,先是王戎喪失了獨立人格的氣節,由魏入晉,攀附了新朝權貴,封公晉爵,位極人臣,爲其他朋友所鄙,然後又是山濤接受司馬氏招安,更招來嵇康的一篇「與山巨源絕交書」。竹林七賢的處世態度無疑有點偏激,其代表人物嵇康和阮籍堅持的是「不妄交遊」,因爲友情是對抗強權的自武器,友情是黑暗中的一絲光輝,正如電影《賓虛》的一對好朋友。

當賓虛的好朋友馬賽拉歸順了羅馬殖民地政府,就是兩人分道揚鑣之時,一對好朋友曾經一起比試擲矛,共同正中十字梁的中心,最終卻是要在凱撒前的賽車場上拚個生死。在濁世之中,友情能使黑白分明,在激越的年代中堅持大是大非,不錯,正如布殊總統的名言:不是朋友,就是敵人。

香港在殖民地經濟起飛的七十年代,從做生意發展夥伴企業到「夾Band」組樂隊,許多好朋友識于微時,因爲香港是在貧窮之中奮鬥過來的;許多知交也締結在年少校園的青歲月,因爲官場的晉升須要「校友會」(Alumni)的扶持同行。殖民地政府不必香港人勞心於政治,香港人的友誼清新而單純。今天卻不一樣了,政治在挑戰友誼的含金量,尤其是決策精英活躍的中環地區,從山光道馬會到北京人民大會堂的福建廳,他們的友情要在一段崎嶇的長跑路上辨真章。像李鵬飛這樣的人,如欲領導社會,則先必須完成「友情轉型」,分清甚麽是朋友、甚麽是紅酒論交、高爾夫球結友、人大會議稱兄、國慶酒會道弟的利益的臨時同盟,無論是醉觴香江,還是冠蓋京華,這一類人頭湧湧的「朋友」只是一堆「人情泡沫」,今天浮泛於杯盤,明日翻沈於飯桌,他們無從提供友情的營養,只會徒增名利的膽固醇,李鵬飛已經年逾花甲,他大半生的功業,前頭成在朋友,後來的挫折感,也敗在「朋友」。

李先生,趁機減肥吧,畢竟從頭修身,齊家治國,六十歲不算太老,你的「朋友」,都得罪光了又何妨?

(蘋果日報)

(5/23/2004)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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