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日訊】人生四十，有記憶的日子三十幾個，但我能記起的中秋只有一個，就是十五年前的那個中秋。十五年前那一天的情景，今天想來就如同昨日。我清晰地記得那一天的公元歷是9月12日。十五年來，每當中秋來臨，望著明月的時候，我都要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咀嚼那一天的情景。非常巧，今年的中秋是公元歷9月11日，同我記憶中的那個中秋只差了一天，十五年前的中秋，也是這樣的節氣，也是這樣的氣候，也是這樣秋涼的夜晚。
十五年前的那天早上六點半，起床鈴聲響過，整個監室的人紛紛起床，疊被，洗漱，然後懶懶散散地各自活動，有的坐在地板上發呆，有的趴到窗下，貪婪地吸吮從窗外流進來的清新帶有一絲涼意的空氣。我背靠油膩膩的牆壁，坐在地上百無聊賴，旁邊的趙毅強問我：”想什麼呢？”
我說：”中秋啊，還能想什麼？”
趙毅強是北京醫科大學放射實驗室的教師，學生絕食後，他發起組織教師聲援團和救護隊。整個絕食期間，他天天都在廣場上，戒嚴後，他仍然在廣場上，擔任救護組織組織工作，由於說事無鉅細，事必躬親，對學生關懷備至，被尊稱為”婆婆”。六四凌晨，他隨最後一批人員從廣場撤出。後來因參與掩護學生領袖疏散出北京而被抓。他是這個監號的老號，從6月被抓，就關進這個監號，而且，由於他好管閒事，又有個運動員的般的體格，就當然成為這個監號中的組長，也就是牢頭。我是6月30日在報社被公安戴上手銬抓來這裡的，先被關進下西筒五號，8月15日，轉號來到下北筒五號。嚴格意義來說，我不是八九這場運動的參加者，因為我從頭至尾只是充當一個記者的角色，我甚至沒有在任何的請願書和聲明上簽字。但是，由於我介入的時間較早，結識人過多，終於上了北京市公安局的抓捕名單。
一陣清脆的鴿哨從窗外傳進來，我向窗外望去，透過鐵柵欄，一群白色的鴿子在藍天下翱翔。入監三個月來，鴿哨鴿群一直是我生活中唯一的音樂，悠揚的鴿哨給我很多的聯想。但今天的鴿哨給我別有一番心思在心頭。因為今天是中秋。
我的心緒隨著鴿哨飛，飛到很遠很遠，飛到我的老母親的身邊。而我無法回到她的身邊，因為我已經失去了自由，我現在身處監室–北京市東城區炮局胡同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下北筒五號監室。
“今天，我們得好好過個中秋，這是我們這一生中第一次的獄中中秋。一定過得有特色。我們開個中秋晚會，一人出一個節目。”小趙的提議得到監號內的響應。小趙開始給屋裡的人編排晚上中秋晚會的節目。
小趙是個樂天派，不光有健碩的體格，而且多才多藝，我沒看見他的情緒低沉過，倒是我經常一個人坐在角落，一言不發。每逢這時，他都要故意找我說話。我們經常的節目是晚飯後坐在角落裡，低聲對歌，一個人起頭，另一個人接茬唱，如果接不上就算輸。我們幾乎把從兒童時代到現代的流行歌曲都唱了一個遍，我竟然把兒童時期的《小松樹快長大》，電影《小星星閃閃亮》這種已經絕唱的歌都想起來了，他似乎更喜歡蘇聯歌曲《馬車伕之歌》這種在大學生聽來聞所未聞的歌曲，他唱來得心應手。很快，他就發現現代流行歌曲和影視歌曲我幾乎沒有幾首能唱的，甚至一些當紅的電視劇的歌曲，我都唱不上來。後來，我們相約，當代的流行歌曲和影視歌曲我們不比，很快，我也從開始對流行歌曲的不屑，慢慢承認流行歌曲在抒情上的獨特之處，後來他竟成了我學唱流行歌曲的老師。一天他教我唱《星星知我心》的插曲，我沒看過《星星知我心》，他就給我講電視劇情，講到女主角得知媽媽去世，便四處尋找到自己的弟弟妹妹，並帶上他們一起到母親的墓地去看望媽媽的情節，我忽然鼻子一酸，再也忍不住，蒙面大哭起來。他也同我一起哭，弄得整個監號的人都傻了，隨之大家一起掩面而泣。這是我在監禁生涯中的唯一一次落淚。
小趙關於中秋晚會的提議，得到監號的認同，小趙開始安排各自的節目。忽然筒道裡一陣慌亂，大家停止講話，屏心靜氣聽筒道裡發生了什麼。只聽得，一個監號門被打開，看守叫什麼人的名字，然後，門被關上，然後又一個門被打開，又叫一個名字，門又被關上。
我們開始私下議論起來，是不是要轉監了？
轉監，那時是個不吉利的預兆，因為，”轉監”意味著去秦城，轉去秦城就意味著要逮捕、判刑，而在看守所則尚有無罪釋放的可能。
我們的監室門被打開了。一個瘦小的看守出現在門口，大叫我的名字，我站起來，下意識地問：”去哪？”
“少廢話。收拾東西。”
當我站起的剎那，小趙抓了我一下。我明白他這個舉動的含義。他不希望我走。
我帶上自己的東西，走出監號，重重的鐵門在我身後重重地關上。我這才看青，筒道裡已經站了八九個人，我們排成隊，我輕聲問旁邊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去哪？秦城嗎？”他眼裡滿是疑惑地搖搖頭，”不知道。”
“不許說話。”看守叫著，然後，帶著我們向樓上走去。上得樓，我們轉個彎。來到東筒七號。原來是調房，這我才放心。
看守一個個叫著名字，我們一個個走進屋去。同我剛剛呆過的下北五比，這個監室要小。但是乾淨很多。而且，我們人少。
當大鐵門”匡”地關上後，屋子裡的人開始互相打量起來。我這才注意到，關進來的有10來個，都很年輕，一看就是學生，只有一個人除外。我們開始相互自我介紹。
留板寸的是北航的陶紅中，衡陽人，北航絕食團的成員，”六四”後，回家的路上在武漢街頭向人們演講，介紹六四慘案，被公安抓捕，遣送回北京。
矮個子的趙成奇，也是北航學生，湖南株州人，也是因為演講被捕。
鷹鉤鼻子的是清華的龍彧，清華最早發起紀念胡耀邦的學生之一，他在紀念碑上做紀念胡耀邦演講的照片被用作爭鳴的封面。
留長髮的是北大計算機系的周宏橋，他是這些人中唯一一個非政治原因入獄，他在廣州街頭向人出售”六四”開槍的照片，被公安抓獲遣送回北京。
光頭的陳明曉，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學生，湘西大庸人，北師大學生絕食團成員，”六四”後與其他兩個學生領袖逃回湘西家鄉，被人檢舉而抓捕，被捕後說出了其他兩個同學的行蹤，致使另二人被抓，三人一同被押解回北京。這也使他在關押期間一直心情鬱鬱的，時有自責。
身材纖瘦的是北京大學的許成富，浙江溫嶺人，因為義憤，發表一些反政府言論，而被舉報抓捕。
身體粗壯、上唇有抹小鬍子的是北京郵電學院的崔向東，他是個理性的人，在學潮期間未有任何行動，”六四”後，給一個好友寫信發表了對鎮壓的看法，好友將信呈交自己的黨支部領導，此信又被轉北京，他因此被抓捕。
唯一一個年紀較大的、有著稀稀拉拉鬍子的是政法大學的教工李子希。他是政法大教師團的發起人，組織過衝擊中南海的行動。”六四”後，與一個在廣場認識的女生結伴南下躲避，被抓回北京。
身材頎長，一臉稚氣，很像香港演員吳啟華的年輕人叫鄭重。後來出獄後，我才知道就在我們調號的時候，軍博正舉行一個《反革命暴亂展覽》，那展覽裡有鄭重的大名，說他是吾爾開希開西的保鏢，還展覽了他用過的一個三節鞭。但是，我怎麼也想像不出，這個帥帥的、一臉稚氣的小伙，怎麼可能是什麼保鏢。
讓我意外的是，這些人中還有一個年僅16歲的小孩子，問他名字，他說，叫我小崽吧。他是江蘇人，無業，來北京時不知怎麼混進了廣場，給清華大學學生、廣場糾察隊總指揮張倫當傳令兵。”六四”後，跑到武漢黃鶴樓上向人講起北京的情況，被當地警察抓捕。
大家相互自我介紹過，開始都對新環境產生好奇感，話也就顯得特別多。事後，我得知這是看守所一次人道的調整，把學生教師統一集中到幾個監號，同工自聯、市民敢死隊分開。
中午時分，監號打開了，監獄給大家發月餅。每人五個自來紅。自來紅是北京最傳統的月餅品種，硬硬的殼，裡面放著青絲玫瑰白砂糖之類的餡料。對於監號裡的人這絕對是美味佳餚了。
五塊月餅是我們監獄生涯的美味，我本打算晚上明月初上時再吃，但實在耐不住它的誘惑，吃了兩塊，留下三塊，到月圓的時候再吃。李子希一氣吃了四塊，然後用馬糞紙包一塊向窗外扔去。大家都對他的行為不解：這是幹什麼，他笑著說：”這塊是給我的女兒的。中秋了，不給女兒送點什麼是不應該的。”
我聽了心裡不禁泛起一陣難言的酸澀。我的思緒卻飛到了我的母親身邊。此時，母親在幹什麼呢？入監兩個半月了，我不知道家裡怎麼樣了？母親得知兒子身陷囹圄，她會怎樣想呢？能承受這樣的打擊嗎？心事一起，我便無言了。一個人坐進牆角，一言不發。滿腦子裡都是母親的模樣。
我不知道，就在此時此刻有兩個人正在向我心中的目的地進發。他們是我的同事，《北京日報》的兩個記者。他們代表幾個同事和朋友的囑托，給我的母親帶去月餅也帶去朋友的問候。也就是在我在監號裡無言遐想的時候，他們走進了我的家。
事後才知道，我被抓後，報社並沒有正式通知我的家人，我被抓的次日，姐姐打電話到報社找我，報社同事才告知我被關押的情況。姐姐找到報社要求知道我的被關押地點，報社說不知道，讓找公安局，公安局則說，已經通知報社。姐姐和舅舅、姨媽決定為避免我媽傷心，不告知她這事，只說我工作忙不能回家。
中秋到了，姐姐覺得這次必須有個合理的解釋，因為兒子沒有理由中秋不回家，她同舅舅姨媽商量過後，決定就在中秋的晚上通知她。也就是說，當我的同事走進我的家門時，還沒人正式通知我的媽媽我被關押的事。
同事走進家門，寒暄幾句後，試探性地問：”您知道了嗎？”
媽媽當時漠無表情地點點頭，”我猜到了。”
“沒人通知您？”
“沒有。”
午飯時間到了，媽媽要留他們吃飯，同事一再表示不必了，他們向媽媽告辭，媽媽送他們走下樓，走出樓門。直到分手，媽媽都沒有掉一滴淚。事後多年，同事向我提及此事，仍然萬般感慨，你媽真了不起，我知道她心裡難過，但就楞沒掉一滴眼淚。
當晚，姐姐、舅舅、姨媽到了家裡。他們已經研究好長時間如何開口，但當他們在媽媽的房間裡坐定，媽媽拿出同事送的月餅給他們時，他們知道所有的話都是多餘的了。
“您知道了？他們告訴您了？”姐姐問。
媽媽平靜地說，”我早就知道了。兩個半月了，連個人影也沒有。還能怎樣？”
沒人說話，媽媽忽然抽抽泣起來，一聲高一聲低。姐姐抱著媽媽，也哭。姨媽在旁邊說：”別管她，讓她哭。”然後，抓著媽媽的胳膊說：”哭，你哭，哭痛快了就沒事了。”
媽媽”哇”的一聲大哭起來。
……
有過坐牢經歷的人都知道，只要面對現實，接受現實，坐牢並沒什麼可怕的，也不見得痛苦，適應了最初的不自由的痛苦後，心態反倒越來越平和，甚至適應那種不自由的生活。真正難受的是外面的親人，他們要為牢中的人奔波，為牢中的人擔憂，人們常常把坐牢想像得極為恐怖，所以，要承受更大的痛苦，更大的壓力，更大的心靈煎熬。
天漸漸黑了。大家開始議論，今晚中秋怎麼過？我說起已經和原監號的人商量好搞一個小型晚會。李子希建議：”我們搞個擊鼓傳花吧。”此建議立即得到大家的響應。
監號的人做成兩排，一塊奧琪牌香皂暫時充當”花”，小崽坐在第一排，用筷子敲一個茶缸，敲茶缸聲停止時，香皂在誰手裡，誰就得表演節目。
按監規，監號裡是不允許搞這種活動的，所以，我們幾次提醒小崽敲茶缸聲一定要小，決不能讓外面的看守聽到，挨罵事小，如果攪了我們的擊鼓傳花晚會豈不是掃興。
香皂傳到我的手上，茶缸聲停止了，我唱了一首歌。茶缸聲又起，轉過兩圈後，香皂再到我手上時，茶缸聲又停止了，我又被罰唱。茶缸聲又起，這次竟然還是我，我感覺到蹊蹺，開始注意觀察小崽的動作，當茶缸聲再次停止時，我發現，後排的許成富用腳踢前排小崽的屁股，我明白，作弊！我拆穿了小崽和許成富的把戲，罰許成富唱歌，作弊敗露的許成富哈哈笑著，揭露出主意的是李子希。這樣許成富被罰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子希被罰唱《三套車》。
龍彧是這些人中的歌手，他最喜歡唱英文歌曲，他最拿手的是達斯汀·霍夫曼的《畢業生》主題歌。那天是我第一次聽這首歌，旋律傳導的意境讓我產生許多的遐想。
晚會持續到九點半熄燈鈴聲響起才算結束。大家都很盡興，這是我們監號中的中秋晚會，它給我們的囚禁生涯帶來一點生活的愉悅，也帶來一點生命的色彩。
後來我知道，那晚下北五也舉行了晚會，但是，發起人小趙卻沒有參加，他一個人坐在牆角掉淚，後來他對我說，一是想念家人，一是為和我這個獄友分別。
那夜，我失眠了。我倚靠在牆上，望著鐵窗外的明月，坐了多半宿。
2003年9月7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