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7日訊】中國的廣東，既是經濟改革的櫥窗地區，也是媒體改革的先行者。早在八十年代，《深圳青年報》和《蛇口通訊報》就走在全國媒體改革的前列，並因大膽直言而付出被關閉的代價。九十年代以來，南方報業集團下屬的三報一刊（南方周末、21世紀報系、南方都市報和南風窗）漸次崛起，變成大陸報刊中的佼佼者。雖然，中宣部對這些報刊多有不滿，屢屢對廣東的著名報刊進行整肅，但在以往歷任廣東高層的庇護下，這些報刊掙脫喉舌地位而追求新聞獨立的自發努力，大都能夠有驚無險地度過來自中宣部的整肅。正是這些開明媒體的存在，在整體上提升了廣東地區的開明形象，也對其他地區的報刊提供了改革的示範：如何在畸形市場和壟斷權力的雙重壓力下辦好嚴肅媒體。
曾幾何時，《南方周末》幾乎就是中國媒體開放度的象徵。
然而，自2002年廣東當局完成高層換屆以來，經過多年積累才建立起民間聲譽的南方報業集團，卻遭遇了接二連三的嚴厲整肅：先是《南方周末》的大改組，使這張中國最開明的報紙跌入低谷；繼而是對《21世紀環球報道》的封殺，使這張報界新崛起的生力軍突然夭折；今年又對《南方都市報》的領導層突下狠手，使廣東報界僅存的開明報紙遭遇重挫。如果說，整肅《南方周末》和關閉《21世紀環球報道》，還只是對媒體的行政性打壓，雖然媒體改革的步伐被迫放慢，報刊的開放度也大幅萎縮，但起碼兩媒體的新聞人不必付出身陷囹圄的個人代價，那麽，對《南方都市報》的整肅就是司法構陷，不但扼殺了報紙本身的開明取向、阻止了媒體改革的進程，而且把有良知有能力的新聞人打入黑牢，是對本來就稀缺的新聞人材的嚴重戕害。
儘管，在國內外的持續而強大的壓力下，廣東當局作出了一定的妥協，6月15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對俞華峰和李民英進行二審判決，分別將一審的十二年、十一年徒刑改爲八年和六年，然而，無論是辯護律師和法律專家，還是國內民間輿論和境外主流媒體，幾乎一致認爲，這樣的改判，仍然有違法律公正和社會道義，並沒有改變司法構陷的性質。
首先，就兩位被告而言，二人所獲的報酬不過是正當所得而已，其報社領導層分配獎金的方式，也是普遍地存在於大陸媒體之中，雖有違反南方報業集團內部規定之嫌，卻絕無違法犯罪之處，所以，俞華峰和李民英根本無罪。他們被處以八年和六年的徒刑，是一起典型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大冤案。兩被告的基本人權受到司法踐踏，其家庭親人也將因此而遭遇“心獄”的煎熬。這種司法構陷對個體人權及其家庭的傷害是巨大而長遠的。
其次，除非法院能夠還兩被告以清白之身，否則的話，無論怎麽判，都是在濫用或誤用法律來製造冤案。如此審判，必然使本來就信譽不佳的司法機構進一步權威掃地，使依法治國國策在國內外淪爲徒有其名的笑柄。更重要的是，中共高倡的法制，其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專門用於迫害民間異見和開明媒體，不僅進行立法迫害（如“顛覆罪”、“勞教條例”等），而且越來越採取“政治案件非政治化”的陰謀司法手段，利用“經濟犯罪”或“掃黃打非”來實施迫害，其陰毒之處在於：既要打壓民間異見和開明媒體，又要逃脫政治迫害和踐踏人權的惡名。於是，法律便由社會公器變成一黨政權實施恐怖統治的私具，不但是踐踏人權、和壓制新聞自由的工具，而且是高官們爭權奪利和打擊報復的工具，“依法治國”也就淪落爲“惡法治國”。
《南方都市報》高層之所以遭遇惡毒的司法構陷，正是因爲他們在敏感問題上的大膽直言（如“孫志剛案”和SARS危機等）得罪了地方當局的某些權貴。
所以，自從《南方都市報》的領導層被以“經濟犯罪”控罪以來，國內民間便開始了高調關注此案，法律辯護、輿論聲援和學界援助的聲音，一支持續到現在；廣東省委的三位前省委書記任仲夷、吳南生和林若，也接連上書現任廣東省委書記張德江，爲《南方都市報》的領導層辯護；國際輿論也對“南都案”進行跟蹤報道，許多國際人權組織呼籲廣東當局手下留情，善待程益中和俞華峰等媒體改革的先驅者，保護那些追求新聞的獨立和自由的媒體。
2004年6月17日於北京家中
作者爲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主席 (6/16/2004 10:26:40 PM)
──轉自《觀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