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9日訊】﹝自由時報特派記者蘇永耀╱特稿﹞即將到來的香港七‧一遊行，北京政府高分貝喊話，並展開連串溫情攻勢，包括同意發給香港民主派議員與部分民運人士回鄉證，民主派顯得反應不一，部分團體仍主張要求「還政」的遊行，香港特區政府則顯得低調，少有發言；種種情形看出實施七年的一國兩制已然走調，正演變成京港之間的直接角力。
「一國兩制」的名存實亡，也讓本週四七‧一遊行更凸顯意義。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王家英博士清楚指出，相較去年七‧一遊行逾五十萬人參加，這次或許較少，但卻會令北京政府「更為尷尬」，因為這是在北京人大否決掉「雙普選」(二○○七特首直選，二○○八立法會普選)後，港人仍要求「還政於民」，這不僅是直接針對北京政府，而且是表達某種程度不信任態度。
王家英認為，分析這兩年的七‧一遊行，去年議題較為多重，遊行民眾訴求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抨擊特區政府未能搞好經濟，及不滿ＳＡＲＳ蔓延等，主要對象可說是特首董建華。但這次即將到來的遊行則不同，是很清楚地要求立法會與特首普選，集中的民主訴求，「政治威力應會更大」，甚至延燒至9月的立法會選舉。
另方面，港人民權意識高漲，北京政府的回應態度也逐漸強硬，上週正在香港訪問的美國前亞太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便以「下重手」，形容最近一年北京政府對香港政治的直接干預。
對此變化，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教授鄭宇碩點出幾個重要事件，他認為2002年的特首選舉，支持董建華連任者最高比率僅達二十六％，顯示絕大多數港人已經不支持連任，北京方面也掌握這項發展。
縱然知道董建華已經「不行」，但北京政府基於「穩定壓倒一切」原因，不僅未換下董，並在特首選舉做出干預的動作。鄭宇碩表示，本來董建華連八百人選舉委員會都無法通過，但北京要求選委會必須由秘密投票改為「提名公開」，造成七百多位委員紛紛表態挺董，此舉相對也說明北京政府對特區政府已經缺乏信心。
鄭宇碩指出，2002年6月底，當時負責港澳事務的中國副總理錢其琛來港，表達「民主不能太快」、「港幣匯率稍高」，也說「基本法二十三條應該立法」等，這些話過去中國從不公開說，但從那時起已不加避諱，港府則只能在後頭被動回應；隔年，就出現五十萬港人的大遊行。
去年七‧一過後，香港社會一度歸於平靜，不過，12月的香港區議會選舉，民主派大勝，親中的民建聯大敗結果，不僅讓政治觀察家跌破眼鏡，也連帶震驚了北京與特區政府。王家英認為，雖然區議員不過如同台灣的里長般，權力相當有限，不過，選舉結果讓北京政府嗅出香港民眾的意向，如不加以處理，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立法會議員劉慧卿表示，北京政府之所以急忙在這次遊行前透過人大否決雙普選，就是避免給予港人「過高期望」，並成為9月立法會選舉的訴求議題；去年7月9日由於立法會將討論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才會讓港人義憤填膺，在7月1日站出來要求取消立法；中國政府這次學乖了，先腰斬港人還政於民的期待。
特區政府角色模糊，北京政府干預由暗轉明，表現在對香港社會的各種控制上，包括李鵬飛等三位廣播名嘴辭職，成為港媒普遍討論的話題，不願具名的香港時事評論員直言判斷，只有北京政府才能對港媒的老闆，有那樣大的影響力。
此外，北京政府亦積極展開對香港民主派的分化，負責港澳事務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提到「願意與香港不同界別溝通」後，港媒對遊行的態度則漸呈一面倒的態勢。相較去年七‧一，港媒鼓勵民眾站上街頭，今年的港媒則顯得噤若寒蟬。幾個主要媒體均將中國政府的喊話當成重要新聞，並大幅報導，例如信報在社論上便說「和解大氣氛已然成形」，塑造香港社會需要「穩定」氣氛，對遊行新聞則低調處理。
明報則刻意以全版評論文章，表明立法會選舉應該「保留功能組別，民主與賢能混合」立場性態度，還說香港的政改是「摻雜著熱望、誤解、野心與機謀」，並引台灣某政治學者表示「自李登輝開始的民主運動，民主只是奪權工具，目的是台獨」；因此文章強調要拒絕一種宣稱高於國家主權的人權、自由的觀念，不要使民主成為「脫離國家的工具」。
刻意將民主污名化，是港媒近日的特色，尤其台灣出現的選舉糾紛，也讓其大肆宣傳民主不能過度，轉來壓抑港人對落實民權的訴求。
儘管如此，王家英樂觀認為，港人了解台港的差異，這種污名化策略應是有限。
但另方面，包括長期關懷勞工運動的民主派議員劉千石提出「退一步，大和解」，民主黨議員李柱銘亦提出「呼籲港人團結與中央政府合作」的動議，這到底是民主派新策略？還是北京分化策略已收效？隨著京港之間的直接角力，妥協或前進，雙方正步步為營，走一步，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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