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5日訊】(大紀元啟事)：全球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籌委會舉辦六四徵文活動以來，得到各界人士的熱烈響應，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對籌委會表示，她很高興地看到有如此多親身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與市民公開站出來見證大屠殺。徵文活動仍在繼續，歡迎各界踴躍投稿，有關詳情，可上www.global64.com查詢，或電郵至64-15@hotpop.com。
移民加拿大這些年，常碰到來自香港和台灣的友人，還有二十多歲的大陸青年，聽說我從北京來，就好奇地問我，六四那年你在北京嗎？你親眼見過開槍殺人嗎？每一次，當我不知如何回答的時候，心頭湧起的是兩句話：不願回憶，未敢忘記。
那一段記憶壓在我心頭十五年了。我知道人的記憶抵受不了時光的侵蝕，應該把自己的經歷講下來。可那是十五年沒癒合的一道傷口，已長在我心上，我不敢碰它。
六四那年我二十一歲，是北京大學三年級的學生，家住在北京西長安街上。那天夜裡，坦克轟隆隆地駛過我家門前，槍聲響了半夜。天亮的時候，我離開兒童醫院的急救室，走到長安街上。天開始下雨，絲絲的雨水沖著路面，成了血水。復興斗路口的那座「少女與和平鴿」雕像前，漢白玉少女的胸前、腿上留下好多個焦黃的彈坑。沒有人給她包紮，雨水沖在她臉上，令這石頭看起來也在流淚。
我走到西單路口的時候，大兵一排排地橫在街上，擋住了去路。路口東南角一面不太高的廣告牌頂上，一個大兵架著機槍，槍管對著路口晃動。他的手指緊扣在扳機上，一直保持著瞄準掃射的姿勢。那一刻，我們近得可以感到彼此的目光。我沒有恐懼。
後來我知道，長安街由天安門往西約十公里長的一段路，是那天夜裡戒嚴部隊進城時殺出的血路。沿街的五棵松、萬壽路、公主墳、軍博、木樨地、復興門，直至民族宮、西單、六部口，每一個路口那天都有市民和學生中彈。蔣彥永醫生所在的三零一醫院在這段路上，丁子霖教授十七歲的兒子死在這段路上。那位死在我手臂中的青年學生，也倒在這段路上。多少年了，每次走到那條血路，即使是陽光燦爛的正午，我依然看得見一個個死了的冤魂。
有好多人曾問我當年為甚麼會發生學潮。那年四月十五號胡耀邦去世，我們直覺上都知道要出「大事」，但恁良心說，那時誰也沒想過要推翻共產黨。那個時候就是覺得對現實不滿。一是覺得八六年學潮之後，對胡耀邦的處理不公平，他活著的最後兩年受了冤屈。二是政府給八六年學潮定性為動亂，令我們這些人意氣難平。三是當時特權與腐敗已開始流行，社會上不公平的事越來越多。我們這些經過八六年學潮的人，又經過兩三年在北大這樣一塊自由土地的成長，就覺得不能不為這個國家說話，這個政府不能不給我們說話的權利。
可政府始終沒有給我們說話的權利。遊行，請願，下跪，罷課，罷教，絕食，到了全北京的人都看不下去、自發到街上攔軍車、堵坦克的時候，共產黨慌了，他們最怯懦、最絕望的時候，他們手中沒有正義的時候，就舉起了屠刀。
我本是抱著滿腔的熱血參加學潮的，可到了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那天，我目睹三個學生代表跪倒在人民大會堂台階上那一刻，我的心碎了。那三個人長久地跪在高大的石柱下面，身驅顯得那麼小。廣場上成千上萬的學生啊，就像洪水決堤一樣爆出一片痛哭聲。你幾曾看過世界上哪一個地方，有那麼多的熱血青年在為自己的國家同聲哀哭。就算是鐵石的心腸也會被打動吧？可隔著那扇薄薄的玻璃門，裡面就有上千個中共大員，他們不會感動。
從那天起，我對那個沒有人性的國家絕望了。記得在五月十六日中午，絕食請願進行到第三天，北大的老師們到廣場上看望我們。他們激動得完全失去了理智，伸著手臂衝動地號哭著想越過糾察線，進到絕食圈中擁抱自己的學生。那時坐在我身邊的北大同學們都哭出聲了。我流淚，但咬著牙不哭。絕食到八十幾個小時的時候，我體力不支被救護車送進了同仁醫院。那些個從醫學院臨時來幫忙的女學生們，都以為我不行了。昏沉沉中我感到身邊圍著一圈人痛哭。那時我其實還有知覺，想告訴他們我沒死。可我不願講話。活在這樣的國家裏，生又何樂，死又何哀?
北京人真好。五月二十日宣佈戒嚴，市民就像聽到號令一樣，衝上街頭攔截部隊進城。那些天晚上，我常常乘一輛麵包車，把水和食品送給在北京各處偵察情況的學生。沿路上我看到，北京市民整夜地守在全城每一個路口，攔截軍車，給那些當兵的做政治思想工作。從五月二十號到六月三號，大兵壓境十幾天，硬是在北京人的血肉長城面前沒敢前進半步。
我記得最遠一次到了北京西邊三十多公里的蘆溝橋附近，就是當年日本人鐵蹄踏過的那個蘆溝橋。那是軍隊由石家莊、保定一帶進入北京的必經之路。我半路下車問市民哪裏有軍車，當時就有許多人爭著帶我去看。那是一個黑漆漆的夜，我們來到長辛店附近的京廣鐵路邊。我看到數不清的軍用卡車，身上披著野戰部隊那種偽裝，沿著鐵路一連串地排下去，看不到盡頭。黑夜中那些車看上去猶如張開大口的魔鬼。那是數十天來我第一次感到害怕。那位給我們帶路的四十多歲的工人，來自當年以京漢鐵路大罷工聞名的長辛店二七廠。回來時他見我在車上沉默不語。就對我說，兄弟別怕，這邊的路我們替你們守著，他們進不了城。
這是六四大屠殺前幾天的事，我一直希望這位工人今天還活著。
六月三號那天下午，氣氛越來越緊張。解放軍要進城的消息從四面八方傳來。廣場離我家並不遠，下午我決定回一趟家，給父母報個平安。晚上正在家吃飯的時候，中央台的新聞聯播開始警告市民不要上街，但我坐不住，一心要回到廣場。我爸媽拚死攔著不讓我出門。可那一夜，只要還有點血性的北京人，誰能在家呆得住。
我爸後來一定要跟著我出去。那時大約快九點鐘，天要黑沒黑的樣子。長安街的交通完全中斷了。街上有無數的學生和民眾，好多人脖子上都圍者一條毛巾，為了防催淚彈。人們正忙著把大公共汽車和水泥隔離墩推到路中央設置路障，以阻止軍隊開進天安門。
我爸在路邊站了一會，忽然看著我說：你那背心上印著字，太危險了，咱倆換一下吧。我們就站在大街上，互相換了背心。之後，他一句話沒說，投入到人群裡設路障去了。我看著他快六十歲的人，穿起我那件印著「北京大學」的背心，把身子箍得緊緊的，真有點滑稽。那一刻我笑了，眼淚也刷的一下淌了出來。
後來我得知，六月四日清晨八點多，19歲的北京大學化學系88級4班學生孫輝，騎自行車上街尋找沒有歸校的同學，就是因為身穿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背心，而在西長安街復興門一帶被戒嚴部隊無故射殺的。
那天晚上悶熱而狂燥，人們等著對抗解放軍的棍棒、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想著在長安街上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築起最後一道屏障。可那些個血肉之軀，等來了坦克、裝甲車和機槍的掃射。十五年了，我仍不能相信那一切真的發生過。中國，那是我捨命愛過的國家。那一夜是怎麼了？
年年六四的時候，不論在中國還是加拿大，我在家中點起一枝蠟燭，為那個死在我手臂中的青年學生照路，引領他找到自己的家和親人。他死在那天夜裡。從我抱著他送他到醫院，到看著他死去，不過幾十分鍾的時間，他沒有說過一句話。年年六四是他的死忌，我對著蠟燭跟他說，哪怕你當時說出兩三個字，告訴我你的名字，今世我會找到你的親人。你活生生一個青年，一夜間成了無名屍，最後被防疫站收走火化。一塊手錶收藏在北京兒童醫院，是你唯一的遺物。你走了，可你的家人從此年年斷腸。
那天夜裡，被送到北京兒童醫院的市民和學生一共死了十四個人。十四具屍體被拍成照片，放在醫院裡等著家人認領，包括我送進去的那個青年。送他到醫院的路上，我不知他傷在哪裏，只感到鮮血由他身上湧出來，很快浸濕了我的背心，浸到我的皮肉。走進遍地哀號的急救室，不知所措的醫生被我拉到他身邊。醫生用電筒查看了他的瞳孔。醫生哭著告訴我，是槍傷，在胸口，救不活了。
那一刻，彷彿我的心被誰掏出來了，所有的感覺和聲音都沒有了。一整夜的時間，我把他安放在長條椅上，坐在他的身邊。他的手一點一點冷了，殭了。他的眼一點一點黯了，濕了。他看上去不到二十歲，平靜地躺在長椅上，睜著雙眼，目光出奇的平靜。我看著他屍身下面，血仍然一連串地滴到地上，像小溪一樣四處流淌。那一刻我對自己說，共產黨統治下中國，你的土地有多硬，你的心腸就有多硬，硬到連熱血都滲不進去!
那還是我曾經看得像母親一樣神聖的祖國嗎？這麼多年了，每年六四，我的淚止不住。不是因為死亡、鮮血留給我過於慘烈的記憶，是因為我始終覺得，跟那個共產黨國家有一段化不開、放不下的恩怨。共產黨中國，把我們這一代人傷得太深了。
我多少次對自己說，跟那個共產黨國家早已恩斷義絕。可是那一年，我們畢竟在那片土地上，喊過，哭過，走過，跪過，愛過，恨過，振臂歡呼過，忍饑挨餓過，淒風苦夜中相互扶持過，槍林彈雨中相互救助過。那裏還有我的父母，還有丁子霖這樣的天安門母親，還有曾捨命救助過我們的父老兄弟。每每想起這些人，我仍不免回頭，抬起淚眼看一看那片土地。這感覺，就像郁達夫先生八十三年前所寫的：「天邊那一顆搖搖不定的星星底下，就是我的故國，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顆星的底下，也送走過十八個春秋。我的鄉土啊，……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裏受苦呢!」
（附：徵文活動得到許多中文網站和論壇的支持，並轉載了大量徵文文章，為表示對作者和首發媒體《大紀元》的尊重，籌委會籲請其它網站轉載徵文時註明﹕「全球紀念六四十五週年籌委會六四徵文 《大紀元》首發」。謝謝！）(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