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8日訊】15年來，我並沒有忘記「6.4」。很久以前就答應過封從德先生寫一下海外留學生和訪問學者對這次事件的反應，卻一直沒有將我所經歷的一切寫下來。這幾天，人們談論丁子霖老師，讓我想起一件往事。
那是在90年代中期，「6.4」還不那麼遙遠的時代，一個朋友說起台港雜誌上關於丁子霖的文章，我順口說道，「那是我們學校的老師，沒有教過我們，畢業後旁聽過她的課，Ａ very nice lady。」她說，「這麼說，這是真的嘍？」
我才意識到，我相信丁老師的遭遇是真的，是因為我的家在北京。在長安街沿線工作的醫護人員可以告訴我，1989年6月4日和以後那些天裡，他們是怎樣夜以繼日地搶救傷員，地板上怎樣鮮血橫流；一個父親可以告訴我，他的兒子怎樣在去取ＧＲＥ準備材料的路上腹部中彈，後來動了多少次手術才活下來，而兒子的好朋友，卻沒有這樣「幸運」；一個普通上班族會告訴我，她怎樣在上班路上差點被「一梭子掃了」……
而對於生活在北京以外的人們來說，「天安門廣場上沒有死人」之類的說法卻更可能是真的。在沒有完全把這一切淡忘之前記錄下來，不僅是直接見證的責任，也是像我這樣間接見證的責任。
春
1989年春天的時候，我已經出國了，每天在鬧市中心的圖書館裡看外國聖賢書，中午跟來自世界各地的同事們閒談，晚上去學語言，週末跟其他留學生去探尋這座陌生城市的「秘密」。由於某種不可思議的機遇，我住在一套很大很考究的公寓裡，房租卻不貴，是90歲老太太的3個房客之一。
每天早上出門的時候，我總是順手把郵遞員投進來落在門口小地毯上的報紙揀起來，放到旁邊的小茶几上。大概是3月底、4月初的樣子吧，門口地毯上的報紙頭版出現了北京學生遊行示威的照片，大字標題遠遠超出我那一點可憐的詞彙範圍。我並沒有特別注意這些照片，新來乍到，語言、專業、房子、護照、簽證……都操心不過來，哪裏顧得上去管萬里之外的學生們在鬧甚麼？當時出國才幾個月，跟國內親友的聯繫還非常廣泛。再說，學生遊行並不是甚麼新鮮事，80年代就發生過多次。單位裡的各國同事也若無其事，專心致志地看那些古舊的書，討論些玄乎其玄，非常「脫離實際」的問題。
這樣過去了一些日子。當一位日本同事終於打破沉默，問我「如果你在北京，會參加遊行嗎」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說，「不去」。他問我為甚麼，我說，「因為我已經不是學生了。」我的回答非常「外交」，明顯的不想討論，他也沒有再問下去。
復活節到了，語言學校放假，我獨自登上南下列車，到德國去欣賞海德堡橋頭歌德讚美過的景色，跟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在煙雨迷濛中的嫩綠草地上，在桃紅李白下追憶少年時光。然後沿著萊茵河驅車南下，在草叢中尋找幸福彩蛋，在空蕩蕩的博物館裡感受文化、藝術、宗教和歷史的氣息。這段時間裏說了很多話，英語的、德語的、漢語的，甚至討論過西藏問題，卻沒有提起北京正在發生的事情。
從陽光燦爛的斯圖加特回到寒風凜凜的哥本哈根，迎接我的是房東老太太去世的消息。在葬禮後的招待會上，她的兒子告訴我，房子要賣掉，一個月期滿一定要搬出去。於是，我又開始了半年之內的第3次找房子的艱難歷程。
但是，對北京的事情視而不見充耳不聞卻越來越困難了。留學生們每個星期六都到使館教育處去，在那裏借書、看電視、交流信息，參加多學科講座。這段時間裏，人們的話題越來越經常地集中到北京的學生運動，坐在電視機前，「看，這是我們學校的」，「這是我們學校的」，一邊善意地互相取笑，講自己當初遊行的各種逸事，煞有介事地「分析形勢」。
4月裡收到國內朋友的一封信，除了詳盡描述天安門廣場內外的情況外，還提到鄧某人發話了，「不怕流血，不怕損害國際形象」。15年過去，很多事情早已模糊淡忘，只有這手寫的一句話卻隨著歲月的流逝日漸清晰，我甚至記得那用藍色圓珠筆寫在公箋上的，遒勁而飄逸的字體。研究歷史的人們需要考證一下，鄧某究竟說沒說過這句話。如果早在4月就作出了鎮壓的決定，而不是到了5月中下旬才「不得已而為之」，那麼4月中旬以後學生領袖們具體做甚麼，或不做甚麼，採取甚麼樣的「策略」，都無關緊要了。朋友並不是甚麼「通天」人物，到廣場上勸學生撤離的老師們一定也是輾轉聽到了這樣的傳言，根據已往歷次政治運動的慘痛經驗知道，某黨的大人物說這樣的話，從來是算數的。但是當時的大學生卻沒有這樣的經驗，他們生活在改革後比較開放的環境裡，以為父輩和老師們的思想殭化了。撤與不撤，不過是對「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關係進行不同的選擇而已。
儘管如此，我對學生運動還是抱著「消極觀望」的態度，早已下定決心，置身事外。何況當時對我來說最迫切的是儘快找到住處，以免在異國他鄉流落街頭。留學生Ａ見我熱心張羅事兒，喜歡在人多的場合大放厥詞，就鼓動我參加運動。我說，「過去『你不問政治，政治要來找你』；現在總算有了不問政治的權利，我要行使。何況比政治更有趣，更有意義的事情多的是！」他說，「其實二者並不矛盾，你可以讀書作學問，同時關心政治。」我沒有置可否。
我當時的態度不僅來自文革期間的慘痛經驗，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周圍人們的影響。給我發邀請信的英國學者就多次對我說過，「不要參加那些活動，好好讀書就是為你的祖國服務。」大學的學生電台不知通過甚麼途徑找到了我，來電話約我採訪，我說考慮一下。電話是從意大利趕來給姐姐辦喪事的房東妹妹接的，她問我，「你打算接受採訪嗎？」我說，「初步考慮謝絕，我沒甚麼可說的。」她說，「對，千萬不要去。對公眾說話很不容易，人們的期待大不相同，很難讓所有的人高興，何必自找麻煩呢？」
就在這個時候，北京宣佈戒嚴了。留學生Ｂ找到了我，說要一齊到使館去「對話」。一種不祥的預感攫住了我，跟他匆匆去找其他人。
在一間合住的公寓裡已經來了幾個人，氣氛與其說是憂心忡忡，不如說很熱烈，在寂寞的留學生涯中遇到參與的機會，簡直是千載難逢。臨出門時看見Ｃ仍在廚房裡悠然地翻動鍋裡的排骨，就問：「你不去嗎？」他從容地微笑著說：「我還沒吃飯呢，我得吃飯。」還有一個年長的訪問學者Ｄ也微笑著把大家送到樓梯口，揮手告別。我絲毫沒有責備的意思，他們跟我兩天前的態度完全一樣。
到了使館，出來的大概是政務參贊，他耐心地解釋，大使「有外事活動」，然後將大家請到一間小客廳裡。Ｂ開始激動地侃侃而談，內容早已超出了要求解除戒嚴的範圍，變成了「對話的可能與必要」之類理論研究。參贊強打精神聽著，終於找到一個停頓說，「你們明天來吧」，然後起身送客。
從悶熱的使館出來，清涼的夜風令人精神一振，大部份人順路，樹影斑駁的馬路上形成了一支小小的自行車隊伍。Ｂ仍然很激動，滔滔不絕地指責那些不積極的人們，他說，「就是要捲入！」聽到這裡，我忍不住說，「你要捲入，因為你已經有足夠的距離了。」Ｂ沉默了。他來得很早。
第2天是星期六，一個晴朗的初夏日子，我們在使館教育處集合，然後步行到使館去，有人還製作了一幅簡陋的橫幅。門衛很客氣地開了門，讓我們進入使館的院子。大使從台階上快步走下來，跟前排幾個留學生握手，說，「昨天沒能來見大家，很對不起，確實有事。」
聯誼會主席宣讀了自己起草的抗議信，具體內容已經忘了，只記得大意是說，「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身份，向中國政府提出嚴正抗議！」。我想，在大使的外交官生涯中一定接到過多次抗議，但是來自本國公民的抗議卻是第一次。
大使微笑著耐心地聽完，回到台階上，發表了簡短的演說：「我以前也是學生。我跟大家一樣，昨晚也是徹夜未眠。同學們關心國家大事，是很好的，不過要注意，我們現在是在第三國的土地上，有甚麼事關起門來講，不要鬧到外面去。」
這番話說得點水不漏，出現了短暫的冷場。我經常為腦子不夠使苦惱，這時候卻突然電光一閃，說，「謝謝大使！」外交家的臉上竟然出現了一絲驚訝，但很快就在一片「謝謝大使」的呼聲中恢復了微笑，卻並不是職業性的。
離開使館，按照計劃列隊向市中心進發。不知是誰通知了警方，隊伍旁邊出現了騎摩托車的警察。記者們也及時趕到，跑前跑後，也不知該採訪誰好。我走在遊行隊伍裡，忽然產生了時空錯位的感覺，對身邊的Ｅ說，「我們似乎總是和遊行有不解之緣，小學時遊行，中學遊行，大學遊行，現在出了國，還要在外國的土地上遊行。到甚麼時候，才不需要遊行呢？」「不過，有警察保護的遊行還是第一次吧？」她說。我只好苦笑了一下。
隊伍在重要交通樞紐Norreport火車站附近停了下來，過路的人們紛紛跟我們搭話。儘管丹麥媒體已經連續多日報導天安門廣場上學生的靜坐示威和絕食，本地中國學生也行動起來則是第一次；儘管我們的標語橫幅是用中、英、丹三種文字寫的，畢竟還是值得直接交談一下。一位中年婦女問，「你們贊成甚麼，反對甚麼？」一個留學生答道：「我們要自由民主，反對暴力。」她的表情變得非常嚴肅，一隻手有力地揮動著，果決地說，「對，反對暴力，這非常重要！」
正午時分，隊伍來到市政廳廣場。一字排開，展示標語。
台灣來的中餐館老闆，70多歲的Ｆ先生一直在遊行隊伍中。他說，「我老了，中國的事情就靠你們了。」解散後，他請大家到附近他的店裡去「喝杯茶」。一個留學生小聲但是堅決地對人說，「不去！他是台灣的。」看大家有些為難的樣子，Ｆ先生也就沒有堅持。
晚上，給國內的朋友寫信，「當我站在耀眼的陽光下，在一半由日本產品廣告環繞的廣場上，用英語高呼『自由！民主！』的時候，突然意識到，5千年的文明和文化，已經永遠過去了。」
夏
§§一、
戒嚴當然不會因為北京市民的反對而解除，更不會因為世界各地留學生的遊行抗議而解除。但是廣場上的學生運動似乎進入了低潮，連日沒有甚麼激動人心的消息。我也恢復了每天埋頭書本的生活，加緊找房子準備搬家。
不過這段時間裏跟單位裡同事們的討論卻多了起來。印象深刻的有這麼幾次。
那位英國學者提出的問題讓我很驚訝，她說：「你們要甚麼樣的民主？」這話怎麼跟共產黨說的一樣呢？見我無言以對，她又解釋說：「你們要英國式的，法國式的，德國式的，丹麥式的，還是美國式的民主？哪一種民主的形式更適合中國的情況？」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些統稱「民主」的國家之間會有多大的不同，在她列舉的這些國家裏，我只知道有君主立憲和共和國的區別，當時甚至沒有考慮規模的因素。
半年或者一年以後，一個「6.4」後逃出來的學生明確地說：「我們不知道甚麼是民主，我們就知道要反對暴政！」
到底甚麼是民主？民主有幾種主要形式？其中哪一種比較適合中國的情況？15年後還是在爭論不已。
其實，在中國人當中，明確地對民主持保留態度的卻一直大有人在。當時在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當中，就有人提出：「為甚麼一定要民主呢？民主在任何情況下都一定是最高價值麼？」是啊，學生們對腐敗不滿，反對官倒，抗議物價上漲，這些跟民主都有甚麼關係？
我問一個德國學生：「民主，一定是至上的麼？」他的回答非常「德國」，非常「思辯」：「民主就其本身來說永遠是至上的。」
15年後回想這句近乎「同語反覆」的話，可能是這麼個意思：人可以選擇贊成或反對民主，對於贊成民主的人們來說，民主就是至高無上的。我覺得，儘管民主是世界潮流，反對民主的人們也可以發表意見，不論對於民主一般，具體某個國家的民主制度的缺陷，還是在中國或其他地方不適合民主制度，說出理由。
還有一位丹麥退休老教師，志願給各國學生教授希臘、拉丁、希伯來等語言，平時除了歌頌「我王英明」從來不談政治。一天在走廊碰見他，卻忽然大談起革命來了，他說：「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革命。革命後患無窮！」
我這個堅定的反革命自然不是他一句話造就的，毋寧說，那場毀滅了我青春的革命所留下的枯燥、乏味、殘酷的記憶，終生難忘。他的話不過證明了反對革命是一種觀點，而非單純的個人經歷使然。兩年以後，跟丹麥人、日本人、波蘭人聊天的時候說起「世界第一」。中國人多，日本錢多，丹麥豬多，哄堂大笑之後想起不該冷落波蘭人，就問她波蘭甚麼最多，她不假思索地說，「革命最多。」
在座的大概只有我懂得這句話裡的全部辛酸。
§§二、
5月底，我終於找到了一間房子，趕在房東兒子規定的時限之前搬出了那套公寓。
6月3日是個星期六，新家安頓得差不多，想起自從「對話」之後就沒有去過使館，就騎車去了。剛放好自行車，踏進教育處的院子，就看見（沒參加遊行的）「落後分子」Ｇ，低著頭在草地上踱步，見了我，臉色鐵青地劈頭就是一句：「開槍了！」
我顧不上回答，衝進客廳，地板上坐滿了人，電視屏幕上是ＣＮＮ的現場實況，清晨的微光中，天安門廣場被縱橫交錯的探照燈照得雪亮，往返奔馳的坦克噴吐著火舌，間或有模糊的人影在奔跑，跌到，爬起來。有人用平板車在拉傷員，幾個年輕姑娘互相攙扶著踉踉蹌蹌地走著……
儘管從來沒有抱幻想，儘管有戒嚴的預警，但是當武力鎮壓以如此鮮明具體的形象出現在面前的時候，我還是驚呆了。
「我的北京……」一個清華畢業的女生抽泣了起來。
當我現在，15年之後寫下這些字的時候，還是忍不住淚流滿面。
作為幾代人顛沛流離東奔西走的結果，我不屬於哪一個地域，我的籍貫、出生地，和度過一生中最長歲月的北京之間各有1,000公里左右的距離。儘管大部份時間裏有享受特權的北京戶口，我和我的家庭從來沒有得到過「北京人」的認可，幾十年來一直是作為來自南方的「異類」而存在的。但是，如果讓我來選擇「認同」，我會毫不猶豫地將北京作為精神的故鄉。
天安門廣場，我少年時代戴著花冠遊行的地方，竟然變成了鐵與血的戰場。
那幾天，全世界有多少人跌坐在電視機前，失聲痛哭。
§§三、
美國各地的留學生已經開始遊行了。6月5日正好是丹麥憲法日，於是決定推遲一天，也可以準備得更充分一些。遊行和靜坐都是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組織的，更準確地說，是「官辦聯誼會」組織的。計劃安排一整天的活動，上午到市中心遊行，下午4至9時在使館前靜坐5小時。
6月5日上午，一部份留學生在教育處製作了花圈、標語、橫幅、黑紗等，還有跟廣場學生一樣的纏頭白布條。大約12時（可能有誤），遊行隊伍在Ｏsterport火車站前集合的時候，很意外地見到一位丹麥藏學家。那年3月在拉薩發生了遊行和武裝鎮壓，他曾經為此跟我，以及其他一切碰到的中國人吵得面紅耳赤。但是那一天他來了，跟我和另一個來自北京的朋友握手，說：「太不幸了！」幾個月前吵架的時候，我們顯然都沒有料到，同樣的事這麼快就輪到自己頭上。
遊行隊伍向市中心進發。這次遊行的隊伍比上次長得多，來的警察也比上次多。隊伍中有一位陌生的女同胞，一望而知是飽經風霜的老知青，推著兒童車，車裡坐著不到一歲的孩子。「我也是北京人，」她說。
不斷有人加入隊伍，白布條很快就發完了。Ｆ先生說，「到我的店裡去再做一些吧。誰跟我去拿？」我跟他快步拐進岔路，到他的店裡找出一幅舊床單，撕成長條。Ｆ先生在大學兼書法課，筆墨都是現成的，大筆一揮就是「鏟共匪，爭自由」。我估計這樣的布條留學生們可能不願意戴，就抓起筆寫了些「反對武裝鎮壓」、「嚴懲殺人犯」之類的標語口號。抓起這把布條出來趕上隊伍，留學生們果然不願意戴F先生寫的那些布條，他就分送給了不認識漢字的丹麥人。
遊行結束後到使館門前靜坐。這次大門緊閉，不但沒有和善的門衛來給我們開門，人行道上還沿著院牆一字排開全副武裝的警察。當時覺得未免可笑，這裡是丹麥，示威遊行靜坐都有規矩，說好了靜坐4小時，時間到就得走人；使館裡也沒有機槍坦克，頂多就是閉門不出，何必這樣如臨大敵呢？
後來的事情證明警察還是有用的。
人聚集得差不多了，就商量除了坐著之外幹點甚麼。上次大使已經出來過了，再呼籲對話也對不出甚麼名堂，那麼怎麼辦呢？這時候，從使館裡遞出來一張紙，不知是學生去要出來的還是主動提供的，反正是北京市戒嚴指揮部關於前天發生情況的通報，具體文件名忘了，一個學生拿過來大聲宣讀起來，具體內容也忘了，只記得跟大家從電視上看到的南轅北轍，引起鬨堂大笑。
有人終於想出來了該幹甚麼：衝擊大使館。幾個人開始跟警察交涉，要求進入使館院子，警察問他們進去幹甚麼，他們說要給家裏打長途電話。不知怎麼一來，居然有幾個人進了使館院子，卻被擋在房門外。N秘走出來，說，「越是這樣的時候，越不能胡鬧！」
進入使館院子的人退了出來，其他「胡鬧」卻開始了，有人喊起了「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應者寥寥。
上面這些「情節」全都被眾多照相機照了下來。是否有人從使館裡拍攝靜坐的情況，記錄參加者，我不知道，如果有的話，外面這一片「卡嚓」「卡嚓」，「你照我也照」的姿態，也不失為一種抗議的形式。
北歐以外的人們恐怕很難理解，6月5日的靜坐抗議活動竟然也是和寒冷抗爭，坐一會兒就必須起來走動，以免凍殭。那次靜坐給我留下的最鮮明記憶就是寒冷，生理和心理的雙重寒冷，冷入骨髓。
〔轉載自《獨立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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