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7日訊】 (賀信彤根據錄音整理)
耶魯，非常漂亮！
對於法學，我是個門外漢，我來法學院講法律，在中國，這叫做“班門弄斧”。所以我就從“拍馬屁”開始吧。我要先講一講你們下一屆的法學院院長高先生，他在1998年的時候，是一個高官，克林頓政府的副國務卿，他給我的女兒打了一個電話，我不知道高先生還記得這件事嗎？高先生這個電話是這樣打的：他說，打電話一般應該讓人家高興，但是我要先抱歉，我要告訴你一個不好的消息，你的父親再次被捕了。我想說的是，高先生不因爲他是個高官，他會打官腔，會說一些很官樣的話，他溫情地告訴我女兒，要告訴她一個不好的消息，而且首先抱歉。實際上對於我女兒來說，雖然不是個好消息，然而，我女兒正是從高先生這裏第一時間知道了我的被捕，可是高先生卻向她道歉。通過這件事情，我覺得，政治是應該有血有肉的，是應該有感情的，是應該講人性的。
其實，首先應該向我女兒道歉的，是我這個作父親的。
我第一次被捕的時候是1981年4月9號，那個時候我的女兒才9歲。那天深夜，差五分鐘12點的時候，員警敲響了我家的門，十幾個員警擁進了我的家，一個很小的房間，當時我們只能住在很小的房間裏，我的女兒就睡在我們的旁邊的一個小床上，我女兒被這種動靜驚醒了，但是她跟以往一樣，驚醒了自然就問：“爸爸怎么啦？”我怕她受到驚嚇，很自然地就說：“晶，沒什么，沒什么，你睡吧。”應該說，當時沖進來的員警他們的動靜並不是特別大，我內心裏有一點誤解，我覺得我的女兒可能因爲我安慰了她一句，又昏睡過去了。但是，我現在知道，她是清醒的，她知道她的父親在這天晚上被抓走了，而且，她把被子蒙在自己的頭上，裝著好象睡著了，當時那些來逮捕我的員警相對其他一些中國員警，素養要好一些，他們也沒有強令我的女兒要離開她的床，所以她爲我保護了床下的一些當時非常粗糙的民辦雜誌。
其間，這樣的事情很多，我不想多講。再講一點，在這之後的整整一年半的時間裏，我的家人──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兒竟然不知道我人被關押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我是死是活，那時候的徐文立，那時候的“民主牆”不大爲外界所知，那時候外界並沒有多少人關注這個事情，我的妻子只有帶著自己的女兒苦苦地去問這些公安局啊，等等這樣的一些政府機關：“我丈夫到底在什么地方？”北京市公安局那個地方，有一個很小的窗戶，那個窗戶很低，使得你去問話的人，你必須向他躬著腰，自然地就是向他鞠著躬的，你們很多人可能都去過中國，都看到過一些素質比較低的員警，當時在1981年的時候，中國的許多員警是不講禮貌的，他會把兩隻腳翹著放在這個視窗上，我女兒看到這個情景，自己就跑到外面去了，而我的妻子爲了問我的情況，還躬著身子和裏面那個員警講話，後來，我的妻子告訴我，我的女兒哪里去了，她跑到公安局外面的馬路邊上，坐在馬路沿上。我妻子當時看到我女兒弱小的身體的背影，她緊緊地抱著自己的腿，身體團成一團，無助的樣子……。我的妻子不會去責備自己的女兒，就是怕她出事，因爲馬路邊上很不安全，容易被車壓著。我女兒說：“媽媽，我怕！”……
所以，回憶起這些情景，深感最對不起我女兒的是我這個作父親的，最應該向我女兒道歉的，是我這個作父親的。
講這樣的一些事情，跟你們所研究的法律有什么關係呢？
你們研究過中國法律的都知道，自從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有了很大的變化，當時的鄧小平有他的一個在法律方面最重要的助手，叫彭真，他們制定了中國新的刑法和一個程式法──《刑事訴訟法》，彭真從西方的一些著作當中得到的一句話叫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彭真就得了一個“美名”，他成爲“最開明”的“懂得”法律的官員了。《刑事訴訟法》當中有明文規定，一個人被拘留或者被逮捕，執行這樣命令的機構必須在24小時之內通知他的親屬。就是說，拘捕我的執行機構必須在24小時之內通知我的親屬。大家想一想，我的親屬是在一年半之後才知道我被關在什么地方，我是死還是活，這是24小時的多少倍啊。我知道，中囯共產黨內部有一個規定，就是對於特殊的情況、特殊的犯人，他們可以不執行這個《訴訟法》，好，我們就假設：從法律這個的角度上，你這個內部規定是“有道理”的，他們認爲的所謂的對他們的政權有重大危害的人，這樣做是應該的。那你這個規定爲什么不可以見陽光呢？爲什么不可以公佈給大家看呢？爲什么不可以講道理，讓大家接受你這個“內部規定呢”？所以，你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問題：中國的法律有兩套，一套可以放在面上的，可以讓大家知道的；還有一套是藏在裏面的，大家不可以知道的。他們藏在裏面的，不讓大家知道的這樣一些法律規定有多少？真的不知，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我還想提到我的一個朋友叫楊建利的，二十一世紀了，在中囯共產黨監獄當中被非法羈押兩年了，他是哈佛的博士。你們學法律的，一定不能夠接受可以這樣子處理法律的事情的。
更加重要的，大家知道，中國不管是改革開放之前還是之後，中囯共產黨內有一個機構，叫做“政法委員會”，剛才提到的那個彭真，就曾是中囯共產黨內政法委員會的主任，他在中國的地位相當於西方法律架構下的“大法官”。我剛才看見有個女士搖頭了，我知道我這個比喻肯定是不恰當的。請聽我的下文，我下面要說，他確實不是你們西方或者美國法律架構下的大法官，但是他們在中國這個法律體系之中，他可以類似于“大法官”，他可以解釋法律，重大的案件是由他來做決定的。我知道美國的大法官有九個，可是中國的類似的“大法官”只有一個，那個時候是彭真，現在叫羅幹。九個么，互相之間還有一個平衡意見的過程，而一個的時候就沒有這樣一個過程了。所以我第一次被審判的時候，我心裏很明白，我在法庭上如何表現，不會因爲我的表現，我會被多判一年或者少判一年。因爲我知道我的案子已經由那個“大法官”，就是彭真，還有彭真上面那個“更大的大法官”──鄧小平已經定了。
所以，我在第一次被審判的時候，我作了一個可能從你們法律專業人士來看不大規範的一個法律動作。當時，第一次審判我的時候，他們特別安排了一個很莊重的場合，當時沒有攝像機，他們是用了拍電影那樣的兩部機器在那裏拍攝這個過程。
開庭不久，法官問我：“法庭組成人員中，你有沒有需要誰回避的？”當時的《刑事訴訟法》當中有這個條款，我可能作出了一個中國幾十年沒有出現過的現象，包括那些“法官”都沒有想到的一個事情，就是，我當時非常肯定地說“有！”
當時他們是選了一個和我年齡相當的人作主審“法官”，我那時候也還年輕啊，也三十多歲，他一聽我說“有！”他開始緊張起來，他想，問你有沒有要回避的，我們那是假的啊，你怎么會當了真了……，他的眼睛開始尋找坐在我後面那些人，我不便往後看，我估計後面那些人是比他大的官，或者是法院院長、北京市政法委書記之類的人。
當時的情景是空氣有一點凝固了。
我也不可能說的很多，像現在這樣描述得那么仔細，當時就說的很簡短，大概的場景是這樣的，當他眼睛向後看的時候，我馬上就問他：“審判長，沒有開庭之前，你是不是找我談過兩次話？”
這時候，這個審判長可能覺得，哦，你是問我找你談過話沒有，這對他來說，在他的長官面前提起，簡直無疑是在表揚他，他緊張的面容有點鬆弛下來。他痛快地答道，是，我跟你談過兩次話。我緊接著再問，你是不是跟我說過：“你應該認罪伏法，你只要認了罪，就可以得到從寬的處理。”這時候，他的表情更加鬆懈下來了，這對他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情，勸說我認罪服法，對他來說似乎是個“功績”，所以他很肯定地點頭說：“是、是、是”。這時候，我緊跟著他這話，我就說：“還沒有開庭，你在開庭前就認定我有罪，所以我認爲你不可能公正地進行審判，所以我要求你回避！”
這下子，他不再是那副鬆懈的表情了，他被震住了，竟讓我殺了他一個下馬威，他不知道怎么突然要他回避，那么，這場戲還怎么唱，因爲他是審判長、是主法官。他的雙眼更加看我背後的那些人，意思是怎么辦？我想他們也有過預案，遇到緊急情況會怎么辦，那些人給了他暗示，他馬上說“休庭”。這下子，本來拍記錄影片的那些燈光馬上就關掉了，然後就把我帶出去，後面的那些員警直問我：“怎么了？！怎么了？！發生什么了？！”一般的中國法庭沒有遇到過這樣的事情，這樣一個認真準備的、非常隆重的一次審判可能更沒有想到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這裏，馬上就牽扯到兩個法律問題。我知道在美國的庭審前也有庭外和解的，也可以由法官和犯罪嫌疑人說，你承認自己的罪行將得到從寬處理等等這樣的做法。所以我剛才說，我可能不是特別規範的法律行爲，這裏我們且不討論這個問題。著重想講當時中國彭真的助手叫王漢斌，他當時已經是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相當於你們的副議長，當然不準確，只能作這樣的解釋，你們比較好理解，當時彭真是委員長，這兩位似乎是當時中國最權威的“法律專家”了，所謂很“懂得”法律，也很“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他們當時對外的解釋是：“中國實行的是，既不實行有罪推定，又不實行無罪推定。”我想你們作爲法律專家一聽這話，就會覺得非常可笑。當然，他們還有下文，就是：以事實爲根據，以法律爲準繩等等的話。我當時主要是抓住他這樣的話，既然你不實行有罪推定，也不實行無罪推定，那你們現在還沒有開庭，就判定我有罪，那我就認爲你是不會公正審判的，所以我提出來要求審判長回避。
對不起，因爲時間的原因我不可能講的更多，還有其他的一些情況，比如怎么樣讓起訴的官員很狼狽，簡單些說，就是事先他們把我的辯護詞偷去了，然後他們預先寫好了一份份批駁詞。然而呢，我把我原來的辯護順序顛倒了，臨場，他找不到了他駁斥我的預案了，因爲我原來的辯護順序顛倒了啊，急得他大汗淋漓。
1998年，他們第二次審判我的時候，整個過程，我就不回答任何問題，因爲覺得上次太累了。
我講上面的一些事實，回到法律上看，中國的法律有變化，但是離真正的法治還有質的區別，“法治”的意思，你們比我懂，那就是：法律至上，任何一個個人、任何一個政治集團不可以超越。現在，中囯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的提法叫做：“依法治國”。你們很清楚，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上講，這兩個不是一個東西，但是若真的依法治國了，總比毛澤東那無法無天要好一些。
今天貴院的“中國法律中心”的主任見到我，馬上給我提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他問我從法律這個角度上說，對於未來的中國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已經超過了講話的時間了，反正是回答提的問題，我就講一講吧，不“違法”吧。我回答說，從法律這個角度上說，對於未來中國最重要的問題是：我們中國今後，不論是政治人物、政治領導人、政府，還是公民，都應該搞清楚你的權力（利）的邊界在什么地方，政府的權力是力量的“力”，公民的權利是合法權利的“利”。所以，我們認爲比較理想的社會是對政府權力有限制的社會，而作爲一個公民也應該知道自己的權利是有邊界的，邊界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剛才說我的在法庭上的表現，在嚴格的法治條件下也可能並不是非常規範的，也可能不是非常合乎法律要求的。也就是說，不因爲你是政府人員，你是公民中的一員，或者你是政府的反對派，你就享有特權。法律面前確實是應該人人平等的。法律至上，這才是真正的法治社會。但中國有十三億人囗啊，要真正走向一個法治社會，對於“法治”，不但是從事政治的人應該懂得，民衆也要懂得。
所以，我現在在美國，我想從事的兩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一件“地大”的事情。
“天大”的事情是：未來的中國應該有一個什么樣的法治社會作一個討論和構想。
“地大”的事情是：中國的民衆也應該有一個公民課本，讓每個公民知道自己的權利有哪些，同時知道自己的權利的邊界在什么地方。
這聽起來已經有點太大了。最上層的事情要去想、去做。最基礎的事情要去想、去做。所以，這就希望在座的所有法律上的專家、學者幫助我們，幫助中國，幫助我們怎么樣走向一個法治的社會。我想在座的有許多中國的學者，我覺得你們對中國的未來會起很大的作用，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對於一個法治的社會來說，法律是超越黨派的，我覺得你們不應該站在任何黨派的立場上來爲這個國家負責，爲這個民族負責。
轉載《議報》159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