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8日訊】「亞洲杯」足球決賽的中日之戰，中國隊以一比三落敗所引發的社會風潮，近日來進一步演變為中、日兩國之間的外交事件。情緒失控的北京球迷燒旗、砸車、打記者，包圍運動員下榻的旅館，從民間到媒體、網絡上一片反日仇日的叫囂聲。日本政府則從首相到議員都出來抗議中方的「政治介入體育」，甚至為此質疑北京舉辦2008年奧運的能力。中國政府雖然出動了鎮暴警察平息騷亂，並在官方媒體上一再呼籲民眾冷靜，但此一事件引發的激進民族主義情緒顯然還在蔓延，由此引出了許多發人深思的問題。
「輸球也輸了風度。」這是近日中外媒體上評論此事件時常用的字眼。筆者在此不想糾纏於日本隊獲勝是否不公、是否有「上帝之手」作祟之類的細節問題。事實上，從比賽尚未正式開始，北京球迷就舉著、穿著「抵制日貨」之類的標語進場，在奏日本國歌時起哄噓場了，這在國際比賽中不但是極不文明禮貌的行為，甚至也是近年來鮮少在國際運動比賽場合出現的現象。
北京媒體近日以「中日兩國的歷史恩怨、戰爭遺留問題」為此類行為合理化，如果以此理由，歷史上發生過戰爭並造成百姓禍害的國家所在多有，不說歐洲的德法、英法、蘇俄、東歐之間的戰事糾葛與歷史積怨，現、當代歷史上的德國與英美盟國、德國與以色列，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美國與伊朗、伊拉克等等，是不是因為有「現實與歷史的恩怨」，民眾就可以借體育競技比賽來洩憤呢？如此一 來，「奧運精神」何在？體育競技的最本質的意義，就完全被扭曲、踐踏了！
什麼是「奧運精神」？什麼是體育競技的本質意義？那就是，以和平的競 技替代暴力的競爭，以超越國家、政治、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的人類體能的和平競賽，取代狹隘、單一的暴力法則、權力法則與種族偏見造成的人類紛爭。今天政治學上通用的「建立公平的遊戲規則」一語，正是從體育競技中來的；這種超越國家、政治的和平競爭精神，也正是聯合國憲章中提到的「人類共同遵守的行為規範」的基礎和起點。如果中國大陸的媒體、球迷和廣大民眾不能體認這一點，不能改變一切以民族主義為準繩的「政治介入體育」的積習，2008年北京奧運會能 否成功舉辦，確實就是一個值得打上問號的問題，從現在開始，就應該對這一問題加以特別的反省和關注。
事實上，這是民族主義思潮泛化之後的一個惡果。自上一世紀九十年代以 來，中共官方宣傳機構把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作為共產主義已實行崩垮後的替代物，民間知識界借各種「後學」──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批評、文化研究理論等 等質疑「民主」、「自由」的「西方價值」，民族主義與價值相對主義於是更在「知識學理」的包裝下大興。反西方、反美國、強調 「東方價值」、「中國國情特殊論」、「生存權就是人權或者大於人權論」等等，一時之間成為朝野之間、官方宣傳機構與民間知識界之間聯手操作、共同鼓吹的共同話題。
今天一般出生在七、八十年代的年輕人──也就是今天各種體育競技場上的觀眾球迷的主體，整個成長過程始終就浸淫在這樣的民族主義即愛國主義的高調氛圍之中。《中國可以說不》、《妖魔化的中國》之類鼓吹極端民族主義的煽情之作，就構成了他們精神資源的重要內容。如今只要到網上的論壇陣地瀏覽一圈，你會注意到，任何對中國政治和社會現實的理性的、思考的、批判的聲音，很快就會被一片「漢奸」、「賣國賊」的叫囂所淹沒。從狹隘民族主義出發，自四九年前國民黨時代就大行其道的「黨國論」──即從「一個國家、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演化出來的「愛國就是愛黨，愛黨就是愛領袖」論，「政黨等於國家、國家等於人民」論，竟然成為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中國大陸主流意識形態，在香港、台灣、西藏問題上，朝野之間基本就在這樣一種「黨國論」的基礎上，推進各種極端的、對歷史不負責任的輿論和政策。
民族主義作為建基於地域和血緣的人類情感，確實是具有著天然的合理性的。但是，對於今天日漸「全球化」、「地球村」的世界，它只有規限在理性的人性情感範疇，才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一旦越出理性的限制而讓地域情感和血緣情緒氾濫，它對於任何國家和社會的作用，都一定是負面的。遠到希特勒納粹時代反猶主義（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另一種含義，就是「黨國論」），近到今天 「恐怖主義」大行其道的各種「原教旨主義」，建基於血緣、地域和種族、宗教的狹隘民族主義，都是其中的惡根。
擱筆的此時，2004年雅典奧運會正在拉開帷幕；2008年北京奧運會遙遙在望。中國的運動員和中國的觀眾、球迷，能不能共同為中國人爭光──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創造全新的美好形象，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許多工作要做，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對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泛政治化的民族主義狂濤的反省和遏制。
──轉自《自由亞洲電台》(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