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9日訊】
弁言………………………………黃河清
正文………………………………王策 黃河清
弁言
一九九七年鄧小平死了的第二天，王策、朱光、李力和我聚在一起閑敘，湊成了這篇《鄧小平的蓋棺論定》文章，我和王策撰稿定稿。當時我們與美國朋友劉國凱、王湘諸人合作籌備成立“中國文革與民主研究會”，公推王策任會長，此文就以王策執筆的名義刊登在《中國之春》上，可惜的是字體小的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得清、當期的目錄上也沒有。可以說，此文在當時並未産生什麽影響。王策九八年返國被捕後，我在零零年寫了“王策並不總是溫和的”一文。我在此文中說：
“《北京之春》九七年四月號上共有十九篇評鄧大作，六篇集體的，十三篇個人的。絕大部分文章在批鄧、評鄧的同時都要爲鄧頌功擺好，或爲鄧頌功擺好時批鄧、評鄧。最能說明問題和表現出感情色彩的是對鄧死的用語。我統計了一下，說鄧死了的六篇，其餘十三篇或說“逝世”、“去世”、“與世長辭”、“離開人世”，或挖空心思說“走了”，甚至有說“值得我們悼念和追思”的。小心翼翼，溫情脈脈，字斟句酌，煞費苦心的心態躍然紙上。這裏，我無意評議這些大作及作者，我只是想把這一事實點出來，以對照王策當時的觀點，當時的態度，當時的敢說敢爲，當時的並非溫和。 “王策在《鄧小平蓋棺論定》一文中開宗明義第一句是“鄧小平死了！”接下去說：無論世人、歷史將如何評價鄧，無論中共將給鄧戴上多少頂桂冠，鄧作爲中國民主的頭號敵人，則是可以蓋棺論定的。然後歷數鄧在五七年反右，在六六年文革初期，在七九年西單民主牆，在八九年”六四”，是如何與民主爲敵。指出鄧差不多每隔十年都要向民主舉起屠刀，惡狠狠地砍下來。就這一點上，鄧之罪惡比毛有過之而無不及。王策在《鄧小平蓋棺論定》一文中半句也沒有提鄧所謂功績。“六四”死難者血迹未幹，冤魂未散，反右以來數百萬以至數千萬志士仁人、無辜民衆受苦受難受罪的慘狀猶歷歷如在目前，何能對鄧這一罪魁禍首評功擺好！無論以何爲藉口，全面也好，客觀也好，公正也好，和解也好，寬恕也好，都是對死難者和自己的侮辱。等鄧氏同夥及其家族，等中共對此那怕是有一丁點的認罪、懺悔、歉疚，我們再來全面、和解、客觀、公正，再來寬恕，難道就遲了？難道就來不及了！“王策溫和嗎？在評鄧的重大原則問題上，一向菩薩低眉的王策顯示出了金剛怒目的一面。要知道，王策本人是鄧小平改革開放的受惠者。文革前，王策因父親系歷史反革命而與高等教育無緣。高考恢復後，他才有機會跨進廣州中山大學的校門，繼而來到美國深造，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王策同鄧小平無個人仇怨，連他父親的反革命也是四九年前任職國民黨政權之故。若出於私心，他可以“悼念和追思”鄧小平，“感激”鄧小平，爲鄧小平的“逝世”“悲哀”。這種迹近獻媚的溫和王策做不來。他拍案而起，直斥“六四”屠夫鄧小平乃中國民主的最大敵人。這大是大非的原則問題是不容模糊、含混的，不容溫情的！要說溫和，王策在爲文的遣詞用語上並不使用罪該萬死，千刀萬剮等激烈的語詞，大約是儒家傳統情懷及皈依基督後，仁恕、寬容一面不自覺的流露。
仲維光先生、蘇煒先生二位評鄧大作是九七年四月號《北京之春》評鄧專輯中最直截了當說鄧死了的文章。仲文說：“鄧小平製造了人類歷史上從來也沒有的大屠殺，在全世界人們的眼前，用坦克、機槍殺死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這種屠殺和當年希特勒在集中營大規模屠殺猶太人沒有任何區別，甚至還要甚之，因爲獨裁者對不同意見的鎮壓是不奇怪的，但是，歷來的獨裁者都是只敢偷偷地幹。只有鄧小平，公然在全世界人的面前殺給大家看，他要殺給中國人看，看你們誰還敢反抗，他要殺給世界人看，嘲笑你們的制裁，他不但殺了，還要說：殺他幾十萬，安定二十年，外國人還是照常要跟我們做買賣。他殺了人，還蔑視活著的人！”“鄧小平死了，我作爲一個人來說，看著從政治對抗，從股市行情上等等的對他的評價甚至讚揚，我感到荒誕，可悲。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和鄧小平一樣的生命，憑什麽他就能殺我們，侮辱我們，隨意處置我們的一生？和對希特勒一樣，我不會，也不能說他任何好話，因爲我是一個‘人’！”“如果說，仲維光的金剛怒目具備強烈的感情色彩，在一片幾乎可說是頌鄧聲中尤其顯得難能可貴，那麽，王策的金剛怒目則獨具論理色彩，彰顯了王策政論家的本色。仲文和王文是九七年鄧死後海外評鄧文章中的雙璧。建議大家找來一讀。
“王策是溫和的，但他並不總是溫和的。他直斥鄧小平是中國民主的最大敵人，半句好話都不說，並不在意當時大多數民運精英評鄧的溫和甚至溫情。涉及到中共及中共頭面人物的歷史罪惡，涉及到歷史真實時，王策是勇敢的，尖銳的，堅定的，理性的，實事求是的，不隨波逐流的，愛憎分明的，敢說敢爲的血性男兒。一旦面對如何推進大陸的民主化進程，如何促使中共早日實施政治改革這樣重大的、具體的、實際問題時，這樣關係到十幾億人的生命、生活時，他決不忌諱別人對他産生的“投降派”、“王三十”等誤解，堅決堅持一貫溫和的，十二分理性的立場和態度。這個時候，他是一位最堅定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主義者；這個時候，他將中國人民乃至全人類的福祉擺在第一位。
“王策在發表“鄧小平蓋棺論定”的一年後，就大膽地提出了“中共執政三十年不變改良案”的構想，並毅然、決然返國上書。這才是真正的堅持原則和體現溫和。只有既具政治家的膽識、器度、才具，又兼具革命家的無私無畏，才能做到。”綜上所述，海外對鄧小平之死的看法、評價就公開所見，在思想、理論、策略、感情上是不嚴肅、不科學的，甚至有點糊塗錯亂。值大陸紀念鄧小平百年壽誕之際，我把這篇七年前的小文借互聯網的便利公諸於衆，以就教於讀者。
2004、8、18於地中海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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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鄧小平死了。
無論中共給鄧小平帶上多少頂桂冠，鄧小平對中共、對中國、對中華民族、對廣大人民群衆之功過，並不能一概而論，歷史將有定評。但有一點，卻是現在就可以蓋棺論定的，那就是：鄧小平是中國民主的頭號死敵。
鄧小平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擔任中共總書記。這是他一生中全面影響中國政局的開始。從此以至其生命中止，鄧小平一天都沒停止過對民主的扼殺和摧殘。
一九五七年，在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陽謀的導引下，廣大知識份子向中共一黨專政提出了批評。這是中共建政以來，人民民主思想的第一次萌芽。但很快，五十餘萬知識份子被打成了“右派”。無可否認，毛澤東是罪魁，但作爲中共中央“反右派辦公室”主任的鄧小平心狠手辣，在反右擴大化中起了主導作用。五十萬餘右派此後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生活皆拜託毛、鄧所賜。這是鄧小平向中國民主砍下的第一刀。
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初起時，鄧小平夥同劉少奇派遣工作組，進行了“第二次反右運動”，將中共黨內鬥爭的屠刀導向了人民大衆，把當時向中共官僚體制挑戰的學生與群衆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甚至明令對中學生都“可以批判鬥爭和戴帽”。用毛澤東的話來形容當時的慘況是“從中央到地方把轟轟烈烈的群衆運動打下去，實行白色恐怖，又何其毒也！”（大意如此。）這些所謂的“反革命”、“右派”後來大多成爲與中共當權派，亦即中共官僚體製作作堅決鬥爭的“造反派”。這是鄧小平向中國民主砍下的第二刀。
一九七九年，爭民主、爭人權的“西單民主牆”運動波及全國。鄧小平成功地利用了這一運動，拉下了“凡是派”，坐穩了自己的位置後，即翻臉無情，將屠刀砍向“民刊人士”，並公然取消憲法明定的“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剝奪了人民群衆在專制政權下曾經有效地發揮作用的民主權利。提出第五個現代化：政治現代化，並警告國人警惕鄧小平新獨裁的民主鬥士魏京生首當其害，被逮捕判刑十四年。此後，鄧小平一直未忘記對“七九”民運人士的迫害。八十年代中期，中共還再三清查文革中的“三種人”，就是害怕代表文革中民主思想的造反派同“七九”民刊人士走到一起。這是鄧小平砍向中國民主的第三刀。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竟悍然下令出動野戰軍，血腥鎮壓了和平請願的“八九”民主運動，犯下了“六四”屠城的滔天罪行。這是鄧小平積數十年同民主力量較量的經驗，傾盡全力向中國民主砍下的第四刀。此後至死，鄧小平雖再無力揮舞屠刀，但始終以其太上祖師的身份威懾鎮制中國民主運動，決不作一絲一毫的放鬆。堅決不放魏京生就是最明顯的例證。
綜上所述，鄧小平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八九年，大約每十年都要鎮壓一次民主運動。其立場之明確、態度之堅決、手段之兇悍，是中共領導人物中（包括毛澤東）都無法與之相比擬的。所以，我們才說，現在可以爲鄧小平蓋棺論定的是：鄧小平是中國民主運動的頭號死敵！
現在，鄧小平死了，中國民主運動並沒有死，也不會死。但中國民主運動若要在鄧後的變局中不再屢戰屢敗，則必須認真回顧總結以前的經驗教訓，以學得聰明一些，長大成熟起來，才能反敗爲勝，不至於被鄧小平在地下還笑其幼稚和淺薄。
鄧小平扼殺民主運動每次都獲得成功，除他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軍隊諸原因外，還有很重要得一條，那就是他十分準確地利用了民主運動的弱點，即每次民主運動都十分奇怪地無視一以貫之的歷史：“八九”民運的學生認爲“七九”民刊人士是“反革命”，不願沾邊，拒絕其加入自己的隊伍；“七九”民刊人士和文革中的“造反派”則視五七年的“右派”是“反革命”，而自己才是真正的民主革命者。總之，每次民主運動都自行斷裂歷史，孤軍作戰，從而不能彙成統一的民主大軍。反之，鄧小平等中共當權派可從來也不管你如何表白自己的“純潔”、“清白”，只要你向他們爭民主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一概在剷除之列，無論你是“五七”、“文革”、“七九”、“八九”，一視同仁，統統要扼殺于萌芽狀態。
中國民主運動從自身來說，難道還不應該深長思之麽？！
我們高興地看到，最近流亡海外的“七九”民運人士在美國紐約出版了一本新書《封殺不了的歷史》，重新評價文革。劉賓雁在該書發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八九天安門運動的失敗，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前四十年歷史被掩蓋、被隨意塗飾和被遺忘的結果。”此結論何其深刻和沈痛！中國的民主運動不但有過四十年的歷史沈澱，還可以上溯至“五四”新文化運動、辛亥革命、戊戌變法，已歷時一百來年。可以說，神州大地上的民主土壤是肥沃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去發掘繼承。
鄧小平的死，標誌著中國強人政治時代的結束。我們呼籲一切有志于中國民主事業的人們團結起來，回顧總結以往歷次民主運動的經驗教訓，充分利用神州大地一以貫之的民主資源，長大成熟起來，以紮紮實實的步伐，迎接鄧後中國民主運動高潮的到來。
1997、2、20於西班牙·瓦倫西亞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