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張林:民運反思錄【一】

張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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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26日訊】我從1986年投身民運,轉眼過去了18年。去掉8年多監獄關押,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海南、雲南、福建,一年在紐約,其餘8年都是在安徽蚌埠活動。

其實我並不擅長政治活動,那完全是出於無奈。共產黨不給民運一點政治生存空間,我們只有拼命地用頭去撞。近年可以發表文章,我也就不願跑來跑去了。儘管抨擊共産黨也有危險,但爲了抗擊共産暴政,早日建立民主制度,儘快結束中國人民水深火熱的苦難生活,監獄總是要蹲的,危險總是難免的。

另一個更主要的原因是,很多活動是瞎忙,甚至是惹氣生。中國人當奴才當奴隸當慣了,養成了堅固的奴隸生活習性及奴隸思維習慣,奴隸與奴隸之間,非常難於公平合作,有時候簡直難於上青天。加上鎮壓力量的強大和細緻,特務的挑撥離間,又沒有什麽利益可得,所以每個民運團體,最後都瓦解了。

這段時間,我贊成大家寫些文章。通過文章,我們可以互相影響,潤物細無聲;通過文章,大家還可以互相瞭解,爭取揚長避短、珠聯璧合、早日可以形成一個領導集團。不僅如此,我們還可以建立一個民運思想庫,把我們的心得,我們的經驗寫下來,留給後來者,使他們能踏著我們的肩膀前進!

民運的一再失敗,乃至分崩離析,既不是因爲共產黨強大,也不是因爲我們民運人士無能,而主要是因爲,普通中國人的唯利是圖,根本不關心群體利益所致。一般中國人,對於一個團體,多半是只想拚命的索取,而盡可能不作貢獻、不作犧牲。

李洪志先生從教導人們修煉法輪功入手,的確是抓住了要害,是對中國人之症下藥之舉。但法輪功畢竟是修煉團體,是准宗教組織,不能代替政治組織。

民運人士是從政治角度思考問題,進行活動的。在中國人沒有群體政治意向,大家不願爲共同事業添磚加瓦,貢獻一份人力、財力或物力之前,可以說我們進行的只是探索性工作。這樣當然沒有力量可言。狂熱的民運分子只會受到其他人本能的排擠和冷遇,或者反復被抓進監獄,我本人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

面對這種局面,最近兩年,我一直在沈靜思索,我們應該怎麽辦?從長遠的角度來說,中國民運不能依靠任何大陸以外的力量。中國太大了,人口太多了,誰也關照不了。我們只能依靠自己,一點一滴地積累。這幾個月我專心致志於寫作,也是爲了在理論上進行一點積累。

我以前總是夢想,建立一個強大的反對黨,可以與共產黨對峙,以強大的力量和強硬的手段,迫使共產黨走上民主變革的道路。爲此我本人寧願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象100年前無數獻出了生命的國民黨先烈那樣,去流血,去犧牲。

但是我幾乎找不到合作者,真的找不到。而一個人去反抗、去戰鬥,簡直就成了暴力刑事犯,更是毫無意義。最後,我不得不悲哀的承認:中國民主變革的時侯未到,我們頂破了腦袋也是徒勞。

憑心而論,比起清廷,共產黨要專制百倍、邪惡百倍以上。若站在人類歷史公平正義的角度而言,中共的罪惡是最深最重的,連共產黨人自己都不否認,文革10年是“千古浩劫”。這一點,除了從共產黨“革命事業”中獲得過利益的人之外,幾十年來受盡苦難的老百姓心裏更是十分清楚。

老百姓不敢反抗的原因就是自私、恐懼,缺乏爲集體利益獻身的精神。共產黨的專制機器,實在太龐大、太嚴密了,滲透入社會每一個角落。每個人稍微動一動,當局都會很快知道,都會立刻狙擊。

我並不主張無謂的犧牲,何況現在的共產黨,在世界民主大潮流的衝擊下,畢竟還在緩慢的改革,對待政治反對者,既沒有窮追不捨,也不再蓄意殺害。

但是在共產黨放棄專制權力之前,在共產黨仍然對人民進行野蠻打壓的情況下,任何人都有自衛的權力、反抗的權利。如果有人願意以力抗暴,我決不會去譴責這個人, 而是同情和支援這個人,因爲這是他的基本人權。

每個人都有不受奴役,不受迫害,不受壓迫,選擇挺身反抗的做人基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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